郑新立:采取有效措施阻止经济下行和防范系统性风险

由国家发改委中国发展网举办的首届中国新常态经济发展高层论坛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主任郑新立在论坛上发表了了题目为“供给侧改革”的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

去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是6.9%，美国是2.5%，美国17万亿的GDP，我们是11万美元的GDP。又因为去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下降了5%，17万亿增长2.5，我们11万亿增加6.9，减去汇率人民币币值下降5个百分点，实际的GDP以美元计算增长了1.9个百分点。所以去年GDP的增量跟美国比少了2000亿美元。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和美国的差距在逐步缩小，在追赶美国，而去年的距离拉大了2000亿美元。今年一季度尽管出现了回暖趋势，但是一季度GDP同比增长下降了0.2个百分点，是6.7%，距离合理增长区间的下限6.5%差0.2个百分点。经济的增长速度已经连续五年下降，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应对经济下降巨大的惯性，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滑出合理区间。

去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提出了两个高度重视，一是高度重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一是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应当说，去年国务院各个部门落实中央政治局的两个高度重视是非常努力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国家发改委从2014年11月开始，推出了11个工程包，累计投资5万多亿。财政部在财政输入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采取了免税发行债券等各种措施支持经济增长，特别是在PPP项目里拿出了一定的财政资金，对PPP项目进行贴息资本金补助。央行去年最卖力气，五次降准、五次降息，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罕见的放松银根的举动来支持经济增长。但是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特别是今年一季度民间投资增长速度只有5.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10.7%，民间投资增长速度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低了5个百分点，这是很反常的。因为过去民间投资的增长速度总是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高10个百分点左右，一季度出现这种情况说明民间投资的信心在下降。现在民间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60%以上，民间投资下降光靠政府投资拉动，对稳增长的效果会大打折扣。

今年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我认为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继续采取有效的、果断的措施来阻止经济下行，并防范系统性风险。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低几个百分点到没有问题，但是经济增速的下降会引发很多问题。比如引起股市、汇市、债市的波动，影响人们的信心，特别是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今年围绕着阻止经济下行和防范系统性风险应该采取以下四个措施，也是我前几天在全国政协会上提出的建议：

  第一，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要进一步宽松。现在财政政策还有进一步放宽的空间，赤字率、债务率处在较低的水平。在经济下行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更多的利用财政杠杆，通过发行长期债券，减税、免税等政策来刺激经济，这是必要的、正确的措施。现在国务院在现在有一种债叫永续债，发行这种债券可以每个年只还息不付本，十年二十年以后再还，经济总量大了，本金再偿还没有什么问题。增发专项建设债券，在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内，只付息不还本，作为引导性的资金带动我们扩大内需，另外对企业降低税收负担。货币政策要一步宽松，现在有人主张收紧银根，现在收紧银根是逆向调解。M2是总需求总阀门，M2的增长速度代表了总需求，它的总量是不是合理，我们看一下历史上的数据，1990年到2010年20年时间内M2平均增长速度20.5%，基本满足了经济发展对新增货币的需要，2011年到2014年，这四年时间内M2年均增长速度降到13.5%，比前20年下降7个百分点，这是最近五年经济下行最直接、最关键原因。货币供应量收缩了7个百分点，没有需求了，经济自然下行。我跟踪经济30年，M2是和GDP经济增长速度相关性最高的一个参数，M2增长速度下降半年之后GDP就下来了。去年M2增长速度降了3.3%，比前四年下降0.2个百分点，这是5次降准、5次降息情况下出现的。央行费了这么大力气，M2还是上不去。原因在于由于连续四年经济下行，在企业和老百姓心目中形成了经济下行的不良预期，特别是PPI，连续48个月下降。生产资料，钢铁、煤炭的价格几乎全面下降，企业看不到市场的亮点在什么地方，因此不敢投资。缺少好的项目，缺少好的贷款对象，尽管央行松动银根，但是贷款增长速度上不去，因此M2的增长速度上不去。今年一季度M2增长速度比去年提高了0.1个百分点，达到13.4%。比前四年的13.5%低一个百分点。一些无知的报纸、无知的记者在大声呼喊说央行放水了。放什么水？放水M2为什么上不去。记者怎么不从历史数据对比看看。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克强总理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要适度灵活，我理解的适度灵活是进一步宽松。如果M2还是上不去，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不可能实现止跌回升，这是客观经济规律摆在这。90年代中国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候，我两次到美国向货币经济学的鼻祖弗里德曼请教，他告诉我们一个规律，他是金融统计专家，他说他研究日本、韩国和台湾的经验，在经济快速成长时期，M2的增长速度等于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左右是合理的，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就会出现通货膨胀，长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就会出现通货紧缩。1990年-2020年二十年，M2的速度恰恰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他是90年代讲的话，现在一验证，1990年-2010年20年的经济增长和M2的关系正好验证了弗里德曼的定理。现在有些人讲M2已经多了，是GDP的200%，很危险，这些同志只看到了经济的货币化率高，没有看到经济的证券化率低。所以判断货币的松紧不仅要看经济货币化率还要看经济的证券化率。我国的金融结构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这几年股市波动老百姓不敢股市上投资了，所以直接融资比例这几年进一步下降。2014年在社会融资总规模里，间接融资占86%，直接融资占14%，而发达国家直接融资占70%，间接融资占30%。我们以间接融资为主要金融结构，货币化率高一点是正常的、合理的、必要的。判断货币政策松紧是不是合理，既要看经济的货币化率也要看经济的证券化率。从实践来看，货币化率高不一定带来通货膨胀。日本货币化率235%，比中国高35个百分点，但是日本连续多年物价是负的，俄罗斯货币化率不到50%，但是俄罗斯通货膨胀率连续几年两位数。中国最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猪肉、蔬菜上升了，不能盯住猪肉和蔬菜价格搞货币调控，猪肉价格和蔬菜价格有自身的规律性，由于衔接得不好，所以猪肉价格的周期性非常明显。和M2的增长速度毫无关系。所以不能看蔬菜价格涨了，猪肉价格涨了就赶紧收紧银根。今年要继续松动银根，我们报纸要为银行松动银根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舆论环境和理论环境。咱们中国经济导报要支持人民银行放松银根。有的记者写的东西容易进入理论的误区和认识的误区。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都在刺激经济，中国为什么不敢刺激经济？经济连续五年下行就是要刺激。所以今年第一条就是要认真贯彻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积极财政政策加大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要适度灵活。

第二，加快城乡一体化改革和发展，释放增长潜力、培育新的增长引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最大课题，也是我们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井的关键性举措。我测算到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应当达到12000美元，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能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关键就看城乡一体化的改革能不能有所突破。分析世界许多国家，凡是能够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井，最终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国家和地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基本上解决了城乡二元化的问题，城乡居民收入基本拉平。比如韩国，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40年的时间内城乡居民收入大体保持在1：0.9，主要得益于两条，一是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朴正熙当总统的时候就开始实行了新农村建设，财政金融适度向农村倾斜。二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通过出让土地分享到了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增值的财产性收入。现在我们也要进行这些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了体制改革的部署。这就是对农村承包地实行三权分立，所有权规集体，承包权归农户，经营权放开，农民土地的经营权可以抵押、担保、转让。

十八届三中全会讲慎重稳妥推进宅基地的抵押担保转让，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去年中办发文落实农村改革，提出完善和拓展城乡建设用地占补平衡和地票试点。肯定了重庆市地票市场的改革。今年2月份国务院发了8号文《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若干意见》，这个文又有新的突破，提出全面实行城市建设用地增加和农村建设用地减少项挂钩的政策。而且这个文件在发放之前三个常委都讲了话，总书记指示，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着重于提高户籍的城市化率，克强总理批示要加快新型城镇化，张高丽副总理主持电话会议落实文件，特别提到要把人、财、地三个要素联动，破解当前发展的难题。这三个常委都讲话了，说明这事要干了。我们能够把农村的土地改革这步棋走活了，生产要素就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有一个政策壁垒，农村的要素可以到城里流动，城里的要素到农村流不进去。现在落实三中全会关于土地的改革，可以实现城乡市场的充分融合，如果以这三块地作为质押，在“十三五”时期撬动银行贷款和社会投资20万亿投入到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工市民化。那么在城市资本这个“堰塞湖”上就能够炸出一个缺口，出现瀑布效应，城市的资本可以大量注入农村。“十三五”时期农村的发展就会大大加快，农村的面貌就可以有一个大的改变，农村就可以搞得比城市还要漂亮，比城市更宜居。农民的收入就可以迅速的增长。现在城乡居民收入是2.8：1，农村人口已经进入城市有4亿人，这4亿人能够变成城市户口，可以享受到城市的各种社会保障，留下来的农村人口大量减少一些高素质的劳动力可以吸引农业上，搞规模化、现代化、社会化的大农业，农业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农业可以由弱势的产业变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农村的基础设施，供水、供电、道路改善了，农村环境就可以有一个大的改变，改变目前脏乱差的局面。现在有些同志讲，中西部的农村凄凉、荒凉，很多村的地长的草比庄稼还深，很多宅基地周围长得都是草，和房子差多了。如果“十三五”在这方面有一个大的举动，来落实中央的政策，城乡要素的配置就可以出现新的变化。农村的宅基地有17万平方公里，和2亿亩地，根据重庆的经验，价值50万亿，农村的承包地18亿亩，按照现在一亩转包费7000块钱来算，一年转包的费用就1万亿。这么大的价值，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抵押品来吸引银行贷款和社会资本的投入，迅速改变城乡的面貌。

从实践上来看，已经出现了重庆这样的经验，重庆市连续7年进行城乡一体化改革，重庆市户籍城市化率在全国所有的大中小城市中增长是最快的，由于城乡一体化释放了增长的潜力，重庆两江新区300多万平方公里，都有用地指标，因为农民退出了宅基地，退出宅基地的指标可以诺到城市建设当中，所以现在到重庆去投资，不缺地，项目马上可以落地。重庆市地区生产总值去年增长速度是11%，在全国各地省区市排第一名，城市以西部山区的困难条件为什么能够领跑全国？改革开放30几年，广东领跑十几年，内蒙领跑了几年，现在是重庆了，重庆都是山区，条件那么困难，能够领跑全国就是靠城乡一体化的改革。重庆的经验如果能够在全国推广，就在中部五个省推广将释放出巨大的潜力。经济增长速度不是破7的问题，回到8完全没有问题，特别是中部五个省，地处平原，潜力非常大，是劳动力输出大省，如果能够把重庆的经验在中部五省推广，再包括东北三省，将释放巨大的潜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任务在这儿，在城乡一体化。

第三，推进以PPP为重点的投资体制改革，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现在从生产资料到消费资料，几乎都是过剩，产能严重过剩，但是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主要就是指清洁空气、干净的水，环境、交通，城市的交通拥堵，教育、医疗、文化、信息、市政建设，这些严重滞后。现在城市停车难、进养老院难、进幼儿园难等等。但是如果用PPP的模式把社会资金引进来，吸引银行贷款，这些看来很难的事就变得比较容易了，就不成其为难题了。PPP模式发改委干了很多年了，我在计委的时候搞了特许经营权的条例，最近有几个部门联合起来搞了特许经营权的条例。最近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接受中改办的委托对PPP进行评估，评估送上去了，总书记、总理作了批示，而且批示点了要害上，总书记批示PPP模式着重于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PPP模式单靠哪个部门也干不成，因为项目的选择要靠发改系统和业务的主管部门，因为它们最了解哪些项目最需要建设，可以搞成PPP项目。PPP项目需要财政引导资金，需要财政系统的配合，PPP项目还需要政策性贷款和商业银行贷款的跟进，就离不开银行。所以发改、财政、银行这三大部门必须紧紧团结在一起，互相协调，形成合力才能够把PPP项目搞起来。这三大部门的协调已经上升到总书记那儿了，总书记都点出来了。在这方面发改系统应该起到第一位的作用，去协调它们几个部门，财政部、央行拜访拜访，请它们配合。这三个部门各干各的这事就干不成。克强总理批示批得更好，他讲PPP项目注重吸引民间资本的进入，让民营企业进入PPP项目。现在为什么PPP搞不成？好的项目留给自己的国有企业干，把不赚钱的项目留给社会，没有人干。PPP项目，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PPP项目搞起来之后要解决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短缺的问题，应当成为“十三五”一个新的增长点，这也是供给侧改革面临的第二位任务。

第四，实施创新驱动，以自主创新带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现在自主创新的形势非常好，好的标志就是企业已经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成为科研成果创造的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已经发挥出自主创新的主力军作用，民营企业每年提交的专利已经占全部专利的70%。而且涌现了一大批专利申请大户，现在每年全世界企业里按照国际专利申请量来排位，我们的中兴、华为连续两三年居于前三位。而且在前10位里，中国的企业已经占到一半左右，这一半左右的企业全都是深圳的企业，所以深圳已经成为创新的高地，深圳一个城市申请的国际专利占全中国的47%。现在还有两个地方潜力比较大，一是国有企业，一个是大学。前几年已经发了一个文件《发挥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骨干和带动作用的若干意见》，这个文件非常好，有突破。第一次提出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要把它的技术成果的价值列入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范围之内，鼓励国有企业多创造专利，多创造技术成果。一些大的技术创新还要靠国有企业，像高铁没有国企根本干不成，航天、大飞机没有国企也不行。现在搞芯片、发动机、新材料也需要国企主力军的作用发挥出来，才能够实现重大的行业技术突破。人们对国企的创新寄予厚望，希望国企不要落后于民企这个小老弟，民企搞了这么多的创新成果，国有企业不要落后于民营企业。另一个创新的最大潜力就是大学，去年接受深圳市咨询委员会的委托做了一个课题，要在深圳创办一所创新型高水平的大学，国务院完成这个题目，专门到美国的西海岸考察了四所大学，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南加州大学，还看了香港科技大学，看了以后才知道中国科技创新上落后主要是在于教育上的落后，我在计委工作十几年了解决科技和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做了很大努力，最后提出以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国家计委和科技部意见很一致，科技和经济两张皮的问题解决了，但是现在教育和科技两张皮的问题还没有破题，主要表现在美国大学，特别是理工科大学，考察学校办得好坏主要是看这个学校、这个学院、这个系在多大程度上带动了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看这个大学对产业发展影响度。美国的大学是科技进步的策源地，大学科技成果带动了产业的发展，美国硅谷就是这样的，硅谷技术成果主要来自于斯坦福，没有斯坦福就没有硅谷，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学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利，都有自己的公司，有的还不止一个公司。我们考察美国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学的一个教授，50多岁，是香港人，是斯坦福电子工程系第一个女教授，亚裔教授，有三个公司，一个公司是上市公司，市值200多亿美元。所以老师的创新也带动学生创新，还加上风险机制的配合。所以美国的产业技术进步是大学带动的。再看看中国的大学，对产业技术进步的贡献微乎其微，每年大学申请的专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大学不是引领产业技术进步，而是跟着企业后面跑，有很多理工科的大学教授跑到企业里，希望可以参观，看看技术进步，然后写在教科书上再给学生讲。跟着企业跑都跟不上，更不用说引领产业技术进步了。所以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最关键的是教育体制改革，教育要成为科技进步的策源地，因为学校里有大量的博士后工作站，老师就在那儿搞科研，博士生、博士后处在最有创造力的年龄，带着研究生研究成果，转化成工程化、产业化，带动企业技术进步。

供给侧改革要城乡一体化、PPP、创新驱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