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

22.12.2014  12:50

人到中年,对许多原本美好的事情都感到淡然无味,比如爱情,比如理想,比如劳动,比如过节。是不是随着年轮老去的,不只是皮囊,还有心灵?是不是生活的主要依据,已然变成了机械的责任和惯性?

很是怀念小时候那种既满足皮囊又愉悦心灵,有一定惯性但不需要负责的事情,比如偷食,比如过年。

小时候,过惯了节衣少食的日子,自然就盼望着过年。过年,意味着丰衣足食,意味着亲情恣肆,意味着美好梦想的全部实现。父母告诉我,我并不是家里的老大,在我的前面,他们还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就叫新年,大概是在过年时所生吧。可惜的是,由于缺医少药,他6岁时因为一个小病就夭折了。当时3岁的我实在懵里懵懂,想不起他的丝毫模样。

后来,新年,由人到事,逐渐在我记忆中嬗变、清晰起来。

从腊月初开始,乡村就进入了新年的地盘。虽然冬至天寒,但冻结不了人们迎接新年的热情,尤其是孩子们。一年到头,将新衣穿破了,将零钱花完了,田野里的吃食也一茬茬不见了,生活的全部希望就在于过大年了。小孩子盼过年,大人们年难过。但年年难过年年过,大人们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先是打年糕,做米糖。那时候没有碎米机,靠的是碾盘和碓臼。村里的碾盘有好几个,村东村西村中各一个,没有墙壁的一间茅屋,画一个圆圈,圆心是石头做的轴,圆边是石头做的槽,槽里放好大米,连接圆心和石槽的是一丈来长的木辕和在槽里滚动的石轮,然后赶着牛儿转圈圈。家家户户都或抬或担一筐大米来,不论穷富,好歹也做一锅年糕,既为了孩子们的食欲,也为了自己在乡邻面前的一丝尊严。如果年前年后吃不完,自然就可留到春耕繁忙时节充饥。有的村子小,没碾子,就用水碓或石臼舂米。石臼因为体积小,简单易制,所以很多人家都有。就连现在办婚寿喜事,也常常还是用石臼打麻子果。不过,这是个累人的活,力气小的人抡不了几下木棰就歇一边去了。把米舂碎,蒸熟,再切成砖头样的块状。放一二日,就浸在水缸里。日后想吃就取,或煮或炒,味鲜如初。在城里生长的女儿从小就喜欢吃它,逢有老家亲戚送了点来,她必定笑眯了眼。后来稍长,她就习惯炒着吃,而我偏喜欢煮着吃,因而我们父女俩在锅台边常有口角的冲突。

做米糖是我母亲的拿手好戏。那年月,糖是金贵东西,一般人家不可弄到,但村里有的是甘蔗。深秋时节,一丘丘的甘蔗被斫倒,成捆成捆地运回村口,在那里一座座小山似的集中等待上机器。所谓机器,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两根镶了铁皮的大木桩竖立在那儿,留一丝缝隙,把甘蔗塞进去,榨扁出汁,下面用木盆盛着。当然有轴轮,得牛拉着,像拉碾一样转圈圈。榨甘蔗的情景很热闹,大人紧张忙乎,小孩嬉戏奔跑,甘蔗的清香和蔗糖的醇甜绞杂在一起,空气仿佛被糖分凝固了一般,浓酽得使人差点喘不过气来。有了糖,有了米,米糖自然就好做了。米要糯米,洗净,蒸熟,发酵,压榨,出浆,拌糖,炼糖,炼成固体状,再端至一木架上,由力气大的男人“搭糖”,即两手持两根短木棍,插进松软的米糖里,左右搅动甩搭,使米糖逐渐均匀、粘稠、柔软。功夫好的男人甩搭起来,左右开弓,汗如雨下,那景象简直曼妙无比。然后取下木架,捋成鸡肠样的细条,用剪刀一寸寸地剪断,即为成品。有的还裹进炒熟的芝麻、花生,就成了芝麻糖、花生糖。冷却后,即装入放满炒米的袋子或坛罐保存。母亲年年这个时候成了大忙人,这家请了那家请,因为她做的米糖色白味香,甘之如饴。

那时,物质贫乏,日子苦涩,惟有此时充满了甘甜。紧接着,请裁缝制新衣,置办年货,然后杀年鸡,宰年猪,仿佛经年不息的劳苦和困顿,在此刻都一并停息下来,取而代之的是美美地享受上苍赐予穷苦人的难得的温饱和富足。在停止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家里还是可以养几只鸡、几头猪的。鸡和猪自然也难养,个个腰肢苗条,你想啊,连人都吃不好,哪有什么好东西给它们吃!我们常常起早摸黑去割草,不分晨昏去喂食,为的就是过年时沾点珍贵的荤腥。杀鸡很简单,常常是母亲或奶奶拎一把菜刀,烧一壶开水,用碗接血,用盆褪毛,而我们就兴致盎然地围观,待到鸡毛被拔,就挑选些又大又长的,插进铜钱的眼里,做成漂亮的毽子。杀猪就是个复杂的活儿了,非得要熟稔的屠倌师傅和三五个大男人帮忙。屠倌师傅自然也不容易请,因为一个大村子往往就那么一二个,得排号。好不容易将他请了来,好酒好菜好烟的伺候着,几个大男人就围住猪栏设计捕获猎物。千万别以为这个猎物愚笨,它聪明透了,看见屠倌师傅叼着烟袋迈着八字来了,就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于是嗷嗷地放声抗议;看见男人们提着草绳围拢来了,于是四处乱撞,号啕不已。有时它作垂死挣扎,竟然一跃而至栏外,满村里逃跑,众人围追堵截,群起而缚之,那情景真是惊心动魄。待到它终于被绑缚案板,屠倌师傅提着雪亮的刀过来,它自然更是嗷叫挣扎不止。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何况日夕相处的猪乎!于是这个情节,孩子们都不忍相看,纷纷背身捂眼。但那“噗、噗”的刀扎血涌声,还是让我们的心跳得厉害,好似一下堕入了某个深谷,恐惧而彷徨,晚上自然还会接着做些恶梦。

但恐惧和彷徨毕竟是短暂的,因为屠倌师傅那游刃有余的解剖刀法,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因为那热腾腾、香喷喷的猪血、肉块、下水,是何等的逼人垂涎!母亲这个时候在锅台边忙碌着,父亲自然也不闲着,他得按照村中惯例,邀请那些大队干部来家聚餐。大家饕餮后,打着饱嗝离去,父亲再将一刀刀猪肉分给那些需要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而肉钱自然都先赊欠着。

一头猪,养一年也就百十来斤,除去骨头、下水,也没多少净肉。所以,村人们往往就饲养个二三年,使其长到二三百斤,这样就蔚然可观了。今年你家杀,明年他家杀,省得家家杀。当然,由于当时猪源紧张,农户家的猪一般还要被公社收购站指定收购,如若不依,将受责罚。平时需要吃点猪肉,得凭少得可怜的肉票购买。所以,一年仅一次的宰杀年猪,不啻于乡村的盛大节日啊!

新年的脚步冒着酷寒,顶着风雪,一步步近了。小年过后,母亲安排我们兄弟给外婆送年,我们乐得私藏压岁钱,无不喜颠颠地去了;父亲也忙着给长眠在后山上的亲人们扫墓,也荷锄挑筐地去了。接着就是清扫场院,洗晒棉被,贴春联,点香烛了。在大年三十的年夜饭开饭前,我们几兄弟照例要挤在厨房,眼巴巴、心痒痒地看着母亲分钵头。分钵头,是那时乡村特有的带有分田单干意味的肉食分配法,一家老少,每人一个陶瓷钵头,大人用大的,小人用小的,由母亲一一盛进整鸡、猪肉、豆泡等。自然,父亲的钵头最魁梧,内容也最丰厚,但我们没有意见,因为他是父亲,一家之长。而几个兄弟之间,自然免不了有分歧和龃龉,你说我的肉多了,我说他的鸡多了,母亲总是调了又调,尽量分匀。待到每个人的钵头分好,各自做下记号,都喜滋滋地端上八仙桌,放眼一比较,惟有奶奶和母亲的钵头小而浅,这时我们兄弟的心里会倏然掠过一丝愧疚。但也就是倏忽而已,奶奶和母亲年年岁岁哪个时候不是这样的呢?

燃放鞭炮过后,年夜饭就开始吃了。我们惊喜地发现,母亲除了给各人一个包干的钵头外,还准备了一个公共享用的大钵头,里面装满了肥硕鲜美的肉食。我们知道,这是为了孝敬那些灵牌上的长辈和正月里来访的客人的,现在摆出来只不过做做样子,但我们的眼睛盯住它不放,趁父母不注意,就迅疾地伸筷子去捞一块。你捞了,我有意见,我捞了,他有意见,几个兄弟有点争先恐后,结果被父母发现了,大家都挨一顿嗔骂。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兄弟格外珍惜自己的钵头,尽量节省着吃,几乎是细品慢嚼,仿佛在优游地品咂那转瞬即逝的童年,美美地享受那幸福生活的滋味。

吃过年夜饭,把自己的小肚子填得满满的,就期盼着父亲发压岁钱了。而父亲总是慢悠悠的,吃饱喝足之后,和邻居、叔侄们聊着家常,聊着过去一年的艰辛和新的一年的希冀,好像不曾有压岁钱一事。我们于是有意见,缠着母亲撒娇,母亲就冲父亲说:“快给他们压岁钱哦。”这时父亲才装做突然想起了一样,笑呵呵地伸进衣袋,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票子,递到我们兄弟的手心里。不分大小,金额一律相同。而我们不论多少,都会满心欢喜地四散开去,或认真地赶紧找个地方藏起来,或和邻家比较多寡,张扬一番,

那时没有电视,自然没有春晚,也没有麻将牌九,所以除夕之夜就难免单调。但我们并没单调的感觉,而是成群结伙地打灯笼,给乡邻们拜年,乡邻们一高兴,还会给个几分一毛的压岁钱。因为村子大,户家多,我们就走得飞快,当然不免会遗漏一些。如果遇上好天气,我们就会做做游戏,蹦啊跳啊;如果逢有雨雪,就只有待在家里听大人谈天说地了。挨到半夜,自然想瞌睡,于是上床去,睡之前还眼巴巴地期待着父亲守夜结束、意味关门的鞭炮声响。

最期待的,莫过于第二天,即正月初一了。一大早,我们就被四周的新年鞭炮声惊醒了,远处的,听起来叭叭叭,像篾匠破竹;近处的,啪啪啪,震耳欲聋;自家的,是父亲燃放,那声响更要将房屋掀倒似的。于是,不管睡没睡够,我们都揉着眼睛起床。母亲给每人拿来了一套新衣裤,我们兴奋地穿起来,个个显得精神焕发。

天还蒙蒙亮,很多小孩子就在场院里嬉戏玩耍,真是人勤春早啊。父亲一反常态地起来煮年糕(有时是面条、饺子),母亲难得悠闲地多躺会儿。我们吃过年糕,就邀约着给村里的家族长辈拜年去了。辈分小的,都在村里的巷陌里走动;辈分大的,就呆在家里预备好烟茶,等人上门。只见一簇一簇的人群,大小高矮胖瘦不齐,然而见了本家族的长辈,都一律恭敬地叫唤尊称。上午男人活动,下午女客活动。此规矩千百年来,雷打不动。尤其是现时,年轻人终年在外务工,只有年节回家,所以更加注重初一的拜年礼。只是长辈们眼也花了,耳也背了,竟辨认不出几个后生来。

家乡的风俗,初二拜大年,初三走娘家。凡有长辈在旧年过世的人家,初二一律预备亲友来拜大年。带上一挂鞭炮、两枝香烛,在逝者的灵前作几个揖,叩几个头,就算是给逝者拜了年。然后,该玩的玩,该吃的吃,尽管快乐地生活去。初三是出远门拜年的日子,只见乡村的大小泥路上,到处是走亲拜年的人影。有的安排外甥,有的姑爷登门,一般都是男客去往母亲或妻子的娘家,而娘家这一天也必是预备好了满桌的好酒菜,大家觥筹之间畅叙一年来的收获,寄托新一年的期盼,无不耳酣心热。我们兄弟去外婆家拜年,是几十年的老规矩。小时候贪图那份热闹、美食和压岁钱,贪图童年的一切美好愿景,而现在外婆外公都早已逝去,我们依然故往,乐此不疲,不知贪图的是什么?

正月天,做客天。做客几乎就是正月十五前的全部生活内容。村人们按照一定的辈分长幼顺序,依次安排家人一一叩访问候,带上白糖点心,抽点烟喝点酒,剥几个花生嚼几颗糖,将一年来有意无意疏淡了的亲情一一补缀起来,就像把一个个颇为散落的珠子,又串联成预示吉祥和气的佛珠。做客我们喜欢,但我们最恼雨天。那时的乡村全都是泥巴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而且黄土粘性强,黏住了套鞋就一大坨,使你提也提不起,甩又甩不掉,急得你直想哭。后来有了自行车,也惧怕泥泞路。你有时骑着骑着,就发现骑不动了,低头一看,原来泥巴把车轱辘黏紧了,只好推到旁边,找根木棍,慢慢地挖剥。现在好了,水泥路连通了大部分乡村,别说骑车方便,就是开小车也惬意得很。如今,村里的后生多在外务工,平时难得回家,所以很多老人小孩的寿庆、年轻男女的喜事就多安排在正月举行。这样一来,做客更成了村人生活的主流,今天你来我家祝寿,明天我去你家贺喜,来来去去之间,亲情爱意又陡涨了不少。只是过去多闲谈,闲谈中寄寓诸多情愫,而今多用麻将扑克打发,赢赢输输之间,纯朴被注水,亲情被削减。

有民俗家说,年是一头猛兽。人们在岁末岁初就用鞭炮声驱逐它,用红春联警示它,那么它的脚步是不是真的就被人们阻止了呢?随着正月十五的到来,它终于要远远地离开人们了。离开的标识,就是人们用闹元宵的形式,彻底地和它作别,然后各自奔赴春夏秋冬的辛劳旅途。那时,村里流行舞龙灯、演老戏。由族长提议,众人推举,组成一个类似领导班子的庆贺元宵组委会。首先请来师傅或糊或扎一条长达十三节或十八节的长龙,一颗美轮美奂的簸箕大的绣球,再精心挑选十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后生,尤其是掌握绣球的必是一个身手灵活的大力士。每节龙身里,需点燃油绳,而油绳的制作过程是比较复杂的,火大了不行,火小了也不行,须防龙身舞动时的跌宕起伏。从正月初十左右开始,这条龙灯就在村里村外肆意飞舞,到同姓的村寨里去,到公社所在地的广场上去,到每家每户的场院里去。所到之处,必是鞭炮齐鸣,欢声雷动。而那高举绣球逗引巨龙的小伙,必是男主角,有着无数艳羡的异性目光聚焦。组委会的第二个任务,就是组织戏班子搬演老戏。老戏自然是风靡鄱、乐、余、万一带的饶河调赣剧,村里就有这样的戏班子。除非有特大的喜事,一般不会延请鄱阳和乐平的赣剧团。村里的戏班子也很有意思,首先那些演员都是大家熟悉的,这个娃娃那个丫头,交流台词时用的也多是本村的语调,所以大家看得亲切有趣。我们小孩们往往是看不懂的,管她穆桂英还是王宝钏,只喜欢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图那人山人海的新奇闹热。后来兴起了看电影,电影自然比那龙灯、老戏更受年轻人欢迎,但电影上门是要收费的,而且费用不菲。于是组委会提议,当年的电影费用就由上年本村的新姑爷负担,不论穷富,只要你娶了本村的姑娘,你就得平均分担演电影的费用。电影自然是露天的,电影院也自然是村前的一块阔地。这样的元宵之夜受到无数远近农人的欢迎,人们络绎不绝地涌来,通宵达旦地议论。有几年,组委会兴之所至,临时决定改成正月十三、十四、十五连续放映三晚,于是除了几个新姑爷有点不乐,其余的人莫不欢欣鼓舞。

上天是聪明的,一个事物,无论美好还是丑恶,都安排它只能表现一会儿,所以冷热更替,悲喜轮演,人类自是恋恋不舍。年也是这样,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它终究要姗姗而来,姗姗而去。吃了元宵果,各自把活做。该穷苦的,继续穷苦,三百六十日之后,再来享受那过年的片刻欢愉;不该穷苦的,便不会穷苦,也继续享受上天给予你的安乐富足。当然,也有通过一年的辛勤劳作,而变穷苦为富足的一类,对这同类,我表示无穷的敬意;也有通过一年的贪赃枉法、巧取豪夺而发财致富者,对这同类,我表示极端的谴责。

无论怎样,年,在我的面前,是一年年地过去了,消逝了。我的幼年,我的童年,我的少年,我的青年,我的中年,以后还有我的老年,都这样谁也挡不住、谁也留不住地过去了,消逝了。我有点伤感,又有点欣慰,我坦然地迎接它,也慨然地送别它。它在我的心里,它在我的生命里。我无数次在魂梦里召唤——新年,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