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
人到中年，对许多原本美好的事情都感到淡然无味，比如爱情，比如理想，比如劳动，比如过节。是不是随着年轮老去的，不只是皮囊，还有心灵？是不是生活的主要依据，已然变成了机械的责任和惯性？
很是怀念小时候那种既满足皮囊又愉悦心灵，有一定惯性但不需要负责的事情，比如偷食，比如过年。
小时候，过惯了节衣少食的日子，自然就盼望着过年。过年，意味着丰衣足食，意味着亲情恣肆，意味着美好梦想的全部实现。父母告诉我，我并不是家里的老大，在我的前面，他们还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就叫新年，大概是在过年时所生吧。可惜的是，由于缺医少药，他6岁时因为一个小病就夭折了。当时3岁的我实在懵里懵懂，想不起他的丝毫模样。
后来，新年，由人到事，逐渐在我记忆中嬗变、清晰起来。
从腊月初开始，乡村就进入了新年的地盘。虽然冬至天寒，但冻结不了人们迎接新年的热情，尤其是孩子们。一年到头，将新衣穿破了，将零钱花完了，田野里的吃食也一茬茬不见了，生活的全部希望就在于过大年了。小孩子盼过年，大人们年难过。但年年难过年年过，大人们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先是打年糕，做米糖。那时候没有碎米机，靠的是碾盘和碓臼。村里的碾盘有好几个，村东村西村中各一个，没有墙壁的一间茅屋，画一个圆圈，圆心是石头做的轴，圆边是石头做的槽，槽里放好大米，连接圆心和石槽的是一丈来长的木辕和在槽里滚动的石轮，然后赶着牛儿转圈圈。家家户户都或抬或担一筐大米来，不论穷富，好歹也做一锅年糕，既为了孩子们的食欲，也为了自己在乡邻面前的一丝尊严。如果年前年后吃不完，自然就可留到春耕繁忙时节充饥。有的村子小，没碾子，就用水碓或石臼舂米。石臼因为体积小，简单易制，所以很多人家都有。就连现在办婚寿喜事，也常常还是用石臼打麻子果。不过，这是个累人的活，力气小的人抡不了几下木棰就歇一边去了。把米舂碎，蒸熟，再切成砖头样的块状。放一二日，就浸在水缸里。日后想吃就取，或煮或炒，味鲜如初。在城里生长的女儿从小就喜欢吃它，逢有老家亲戚送了点来，她必定笑眯了眼。后来稍长，她就习惯炒着吃，而我偏喜欢煮着吃，因而我们父女俩在锅台边常有口角的冲突。
做米糖是我母亲的拿手好戏。那年月，糖是金贵东西，一般人家不可弄到，但村里有的是甘蔗。深秋时节，一丘丘的甘蔗被斫倒，成捆成捆地运回村口，在那里一座座小山似的集中等待上机器。所谓机器，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两根镶了铁皮的大木桩竖立在那儿，留一丝缝隙，把甘蔗塞进去，榨扁出汁，下面用木盆盛着。当然有轴轮，得牛拉着，像拉碾一样转圈圈。榨甘蔗的情景很热闹，大人紧张忙乎，小孩嬉戏奔跑，甘蔗的清香和蔗糖的醇甜绞杂在一起，空气仿佛被糖分凝固了一般，浓酽得使人差点喘不过气来。有了糖，有了米，米糖自然就好做了。米要糯米，洗净，蒸熟，发酵，压榨，出浆，拌糖，炼糖，炼成固体状，再端至一木架上，由力气大的男人“搭糖”，即两手持两根短木棍，插进松软的米糖里，左右搅动甩搭，使米糖逐渐均匀、粘稠、柔软。功夫好的男人甩搭起来，左右开弓，汗如雨下，那景象简直曼妙无比。然后取下木架，捋成鸡肠样的细条，用剪刀一寸寸地剪断，即为成品。有的还裹进炒熟的芝麻、花生，就成了芝麻糖、花生糖。冷却后，即装入放满炒米的袋子或坛罐保存。母亲年年这个时候成了大忙人，这家请了那家请，因为她做的米糖色白味香，甘之如饴。
那时，物质贫乏，日子苦涩，惟有此时充满了甘甜。紧接着，请裁缝制新衣，置办年货，然后杀年鸡，宰年猪，仿佛经年不息的劳苦和困顿，在此刻都一并停息下来，取而代之的是美美地享受上苍赐予穷苦人的难得的温饱和富足。在停止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家里还是可以养几只鸡、几头猪的。鸡和猪自然也难养，个个腰肢苗条，你想啊，连人都吃不好，哪有什么好东西给它们吃！我们常常起早摸黑去割草，不分晨昏去喂食，为的就是过年时沾点珍贵的荤腥。杀鸡很简单，常常是母亲或奶奶拎一把菜刀，烧一壶开水，用碗接血，用盆褪毛，而我们就兴致盎然地围观，待到鸡毛被拔，就挑选些又大又长的，插进铜钱的眼里，做成漂亮的毽子。杀猪就是个复杂的活儿了，非得要熟稔的屠倌师傅和三五个大男人帮忙。屠倌师傅自然也不容易请，因为一个大村子往往就那么一二个，得排号。好不容易将他请了来，好酒好菜好烟的伺候着，几个大男人就围住猪栏设计捕获猎物。千万别以为这个猎物愚笨，它聪明透了，看见屠倌师傅叼着烟袋迈着八字来了，就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于是嗷嗷地放声抗议；看见男人们提着草绳围拢来了，于是四处乱撞，号啕不已。有时它作垂死挣扎，竟然一跃而至栏外，满村里逃跑，众人围追堵截，群起而缚之，那情景真是惊心动魄。待到它终于被绑缚案板，屠倌师傅提着雪亮的刀过来，它自然更是嗷叫挣扎不止。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何况日夕相处的猪乎！于是这个情节，孩子们都不忍相看，纷纷背身捂眼。但那“噗、噗”的刀扎血涌声，还是让我们的心跳得厉害，好似一下堕入了某个深谷，恐惧而彷徨，晚上自然还会接着做些恶梦。
但恐惧和彷徨毕竟是短暂的，因为屠倌师傅那游刃有余的解剖刀法，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因为那热腾腾、香喷喷的猪血、肉块、下水，是何等的逼人垂涎！母亲这个时候在锅台边忙碌着，父亲自然也不闲着，他得按照村中惯例，邀请那些大队干部来家聚餐。大家饕餮后，打着饱嗝离去，父亲再将一刀刀猪肉分给那些需要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而肉钱自然都先赊欠着。
一头猪，养一年也就百十来斤，除去骨头、下水，也没多少净肉。所以，村人们往往就饲养个二三年，使其长到二三百斤，这样就蔚然可观了。今年你家杀，明年他家杀，省得家家杀。当然，由于当时猪源紧张，农户家的猪一般还要被公社收购站指定收购，如若不依，将受责罚。平时需要吃点猪肉，得凭少得可怜的肉票购买。所以，一年仅一次的宰杀年猪，不啻于乡村的盛大节日啊！
新年的脚步冒着酷寒，顶着风雪，一步步近了。小年过后，母亲安排我们兄弟给外婆送年，我们乐得私藏压岁钱，无不喜颠颠地去了；父亲也忙着给长眠在后山上的亲人们扫墓，也荷锄挑筐地去了。接着就是清扫场院，洗晒棉被，贴春联，点香烛了。在大年三十的年夜饭开饭前，我们几兄弟照例要挤在厨房，眼巴巴、心痒痒地看着母亲分钵头。分钵头，是那时乡村特有的带有分田单干意味的肉食分配法，一家老少，每人一个陶瓷钵头，大人用大的，小人用小的，由母亲一一盛进整鸡、猪肉、豆泡等。自然，父亲的钵头最魁梧，内容也最丰厚，但我们没有意见，因为他是父亲，一家之长。而几个兄弟之间，自然免不了有分歧和龃龉，你说我的肉多了，我说他的鸡多了，母亲总是调了又调，尽量分匀。待到每个人的钵头分好，各自做下记号，都喜滋滋地端上八仙桌，放眼一比较，惟有奶奶和母亲的钵头小而浅，这时我们兄弟的心里会倏然掠过一丝愧疚。但也就是倏忽而已，奶奶和母亲年年岁岁哪个时候不是这样的呢？
燃放鞭炮过后，年夜饭就开始吃了。我们惊喜地发现，母亲除了给各人一个包干的钵头外，还准备了一个公共享用的大钵头，里面装满了肥硕鲜美的肉食。我们知道，这是为了孝敬那些灵牌上的长辈和正月里来访的客人的，现在摆出来只不过做做样子，但我们的眼睛盯住它不放，趁父母不注意，就迅疾地伸筷子去捞一块。你捞了，我有意见，我捞了，他有意见，几个兄弟有点争先恐后，结果被父母发现了，大家都挨一顿嗔骂。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兄弟格外珍惜自己的钵头，尽量节省着吃，几乎是细品慢嚼，仿佛在优游地品咂那转瞬即逝的童年，美美地享受那幸福生活的滋味。
吃过年夜饭，把自己的小肚子填得满满的，就期盼着父亲发压岁钱了。而父亲总是慢悠悠的，吃饱喝足之后，和邻居、叔侄们聊着家常，聊着过去一年的艰辛和新的一年的希冀，好像不曾有压岁钱一事。我们于是有意见，缠着母亲撒娇，母亲就冲父亲说：“快给他们压岁钱哦。”这时父亲才装做突然想起了一样，笑呵呵地伸进衣袋，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票子，递到我们兄弟的手心里。不分大小，金额一律相同。而我们不论多少，都会满心欢喜地四散开去，或认真地赶紧找个地方藏起来，或和邻家比较多寡，张扬一番，
那时没有电视，自然没有春晚，也没有麻将牌九，所以除夕之夜就难免单调。但我们并没单调的感觉，而是成群结伙地打灯笼，给乡邻们拜年，乡邻们一高兴，还会给个几分一毛的压岁钱。因为村子大，户家多，我们就走得飞快，当然不免会遗漏一些。如果遇上好天气，我们就会做做游戏，蹦啊跳啊；如果逢有雨雪，就只有待在家里听大人谈天说地了。挨到半夜，自然想瞌睡，于是上床去，睡之前还眼巴巴地期待着父亲守夜结束、意味关门的鞭炮声响。
最期待的，莫过于第二天，即正月初一了。一大早，我们就被四周的新年鞭炮声惊醒了，远处的，听起来叭叭叭，像篾匠破竹；近处的，啪啪啪，震耳欲聋；自家的，是父亲燃放，那声响更要将房屋掀倒似的。于是，不管睡没睡够，我们都揉着眼睛起床。母亲给每人拿来了一套新衣裤，我们兴奋地穿起来，个个显得精神焕发。
天还蒙蒙亮，很多小孩子就在场院里嬉戏玩耍，真是人勤春早啊。父亲一反常态地起来煮年糕（有时是面条、饺子），母亲难得悠闲地多躺会儿。我们吃过年糕，就邀约着给村里的家族长辈拜年去了。辈分小的，都在村里的巷陌里走动；辈分大的，就呆在家里预备好烟茶，等人上门。只见一簇一簇的人群，大小高矮胖瘦不齐，然而见了本家族的长辈，都一律恭敬地叫唤尊称。上午男人活动，下午女客活动。此规矩千百年来，雷打不动。尤其是现时，年轻人终年在外务工，只有年节回家，所以更加注重初一的拜年礼。只是长辈们眼也花了，耳也背了，竟辨认不出几个后生来。
家乡的风俗，初二拜大年，初三走娘家。凡有长辈在旧年过世的人家，初二一律预备亲友来拜大年。带上一挂鞭炮、两枝香烛，在逝者的灵前作几个揖，叩几个头，就算是给逝者拜了年。然后，该玩的玩，该吃的吃，尽管快乐地生活去。初三是出远门拜年的日子，只见乡村的大小泥路上，到处是走亲拜年的人影。有的安排外甥，有的姑爷登门，一般都是男客去往母亲或妻子的娘家，而娘家这一天也必是预备好了满桌的好酒菜，大家觥筹之间畅叙一年来的收获，寄托新一年的期盼，无不耳酣心热。我们兄弟去外婆家拜年，是几十年的老规矩。小时候贪图那份热闹、美食和压岁钱，贪图童年的一切美好愿景，而现在外婆外公都早已逝去，我们依然故往，乐此不疲，不知贪图的是什么？
正月天，做客天。做客几乎就是正月十五前的全部生活内容。村人们按照一定的辈分长幼顺序，依次安排家人一一叩访问候，带上白糖点心，抽点烟喝点酒，剥几个花生嚼几颗糖，将一年来有意无意疏淡了的亲情一一补缀起来，就像把一个个颇为散落的珠子，又串联成预示吉祥和气的佛珠。做客我们喜欢，但我们最恼雨天。那时的乡村全都是泥巴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而且黄土粘性强，黏住了套鞋就一大坨，使你提也提不起，甩又甩不掉，急得你直想哭。后来有了自行车，也惧怕泥泞路。你有时骑着骑着，就发现骑不动了，低头一看，原来泥巴把车轱辘黏紧了，只好推到旁边，找根木棍，慢慢地挖剥。现在好了，水泥路连通了大部分乡村，别说骑车方便，就是开小车也惬意得很。如今，村里的后生多在外务工，平时难得回家，所以很多老人小孩的寿庆、年轻男女的喜事就多安排在正月举行。这样一来，做客更成了村人生活的主流，今天你来我家祝寿，明天我去你家贺喜，来来去去之间，亲情爱意又陡涨了不少。只是过去多闲谈，闲谈中寄寓诸多情愫，而今多用麻将扑克打发，赢赢输输之间，纯朴被注水，亲情被削减。
有民俗家说，年是一头猛兽。人们在岁末岁初就用鞭炮声驱逐它，用红春联警示它，那么它的脚步是不是真的就被人们阻止了呢？随着正月十五的到来，它终于要远远地离开人们了。离开的标识，就是人们用闹元宵的形式，彻底地和它作别，然后各自奔赴春夏秋冬的辛劳旅途。那时，村里流行舞龙灯、演老戏。由族长提议，众人推举，组成一个类似领导班子的庆贺元宵组委会。首先请来师傅或糊或扎一条长达十三节或十八节的长龙，一颗美轮美奂的簸箕大的绣球，再精心挑选十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后生，尤其是掌握绣球的必是一个身手灵活的大力士。每节龙身里，需点燃油绳，而油绳的制作过程是比较复杂的，火大了不行，火小了也不行，须防龙身舞动时的跌宕起伏。从正月初十左右开始，这条龙灯就在村里村外肆意飞舞，到同姓的村寨里去，到公社所在地的广场上去，到每家每户的场院里去。所到之处，必是鞭炮齐鸣，欢声雷动。而那高举绣球逗引巨龙的小伙，必是男主角，有着无数艳羡的异性目光聚焦。组委会的第二个任务，就是组织戏班子搬演老戏。老戏自然是风靡鄱、乐、余、万一带的饶河调赣剧，村里就有这样的戏班子。除非有特大的喜事，一般不会延请鄱阳和乐平的赣剧团。村里的戏班子也很有意思，首先那些演员都是大家熟悉的，这个娃娃那个丫头，交流台词时用的也多是本村的语调，所以大家看得亲切有趣。我们小孩们往往是看不懂的，管她穆桂英还是王宝钏，只喜欢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图那人山人海的新奇闹热。后来兴起了看电影，电影自然比那龙灯、老戏更受年轻人欢迎，但电影上门是要收费的，而且费用不菲。于是组委会提议，当年的电影费用就由上年本村的新姑爷负担，不论穷富，只要你娶了本村的姑娘，你就得平均分担演电影的费用。电影自然是露天的，电影院也自然是村前的一块阔地。这样的元宵之夜受到无数远近农人的欢迎，人们络绎不绝地涌来，通宵达旦地议论。有几年，组委会兴之所至，临时决定改成正月十三、十四、十五连续放映三晚，于是除了几个新姑爷有点不乐，其余的人莫不欢欣鼓舞。
上天是聪明的，一个事物，无论美好还是丑恶，都安排它只能表现一会儿，所以冷热更替，悲喜轮演，人类自是恋恋不舍。年也是这样，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它终究要姗姗而来，姗姗而去。吃了元宵果，各自把活做。该穷苦的，继续穷苦，三百六十日之后，再来享受那过年的片刻欢愉；不该穷苦的，便不会穷苦，也继续享受上天给予你的安乐富足。当然，也有通过一年的辛勤劳作，而变穷苦为富足的一类，对这同类，我表示无穷的敬意；也有通过一年的贪赃枉法、巧取豪夺而发财致富者，对这同类，我表示极端的谴责。
无论怎样，年，在我的面前，是一年年地过去了，消逝了。我的幼年，我的童年，我的少年，我的青年，我的中年，以后还有我的老年，都这样谁也挡不住、谁也留不住地过去了，消逝了。我有点伤感，又有点欣慰，我坦然地迎接它，也慨然地送别它。它在我的心里，它在我的生命里。我无数次在魂梦里召唤——新年，你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