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专家揭开大堡子山遗址神秘面纱

现藏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春秋期青玉龙佩饰

2006年发掘10座墓葬中最大的一座

2006年发掘的大堡子山遗址乐器坑

    因历史沧桑，大堡子山在显赫一时之后尘封两千余年；有因风云变幻，深埋地下的秦早期文化遗存在20世纪末呈现世间；还因利益驱使，大堡子山和周边遗址惨遭盗掘，珍贵文物大量散失，相当一部分流落海外。近日，通过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学者的娓娓讲述，相隔两千多年前那充满传奇色彩的古老“秦人”世界逐渐变得清晰可见，那些不断被考古、研究等手段破解的千古谜题令国人惊叹，令世界震惊。

    遗址“问世”掀起早期秦文化研究热潮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堡子山遗址地表一直为农田。由于主要遗迹分布在山坡之上，加之埋藏较深，过去并不知道该地点为一处重要古代遗址。20世纪80年代末，礼县、西和县一带因村民挖掘“龙骨”（即动物化石，是一种中药材）无意中发现了一些古代墓葬，由此引发了盗墓活动，并从周边地区逐渐发展到大堡子山遗址。1993年，盗墓活动加剧，大堡子山遗址遭到疯狂盗掘，盗掘中出土了大批青铜器和金器等重要文物。

    大堡子山遗址盗掘事件发生后，甘肃省文物局立即进行了现场调查，各级政府和文物管理部门开展了打击盗墓专项执法活动，加大了对盗掘古墓葬、古遗址、倒卖走私文物的打击力度和文物保护力度，追缴了部分文物。通过国家文物局、甘肃省人民政府和各级智能部门的联合打击，猖獗一时的盗墓活动得到了遏制。1996年，大堡子山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堡子山遗址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两次调查和发掘。”甘肃省文物考古所所长王辉对于大堡子山遗址的考古工作了如指掌，说起每一次发掘所取得的成果都如数家珍：“为了使大堡子山遗址免受更大的破坏，搞清大堡子山墓地的性质，为今后有效保护提供科学依据，也为秦文化研究的开展收集更多信息和获取第一手资料，1994年经省文物局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工作从3月开始至11月结束。本次发掘中在遗址中部勘探了21万平方米，发掘大型墓葬2座、车马坑一座、中小型墓葬9座。”

    据他回忆，大型墓葬及车马坑均遭严重盗掘，出土器物较少。墓室内主要残留有石质小型装饰品、贝壳、象牙簪、石磬、铜矛及铜容器残片。共计出土各类随葬品2000余件，其中费昂斯珠1044件、肉红石髓珠724件以及绿松石串珠，其余各类玉、石器300余件，金饰片3件。铜容器残片可辨别的器形有鼎、簋和盘等。车马坑内从残存迹象看，原有东西排列的车辆4排，每排3乘，共计12乘，但发掘时仅见铜矛一件和少量铜泡、盖弓帽及残片。9座中小型墓葬随葬品有铜器、陶器、玉器、石器等。

    “大堡子山遗址的发现掀起了早期秦文化研究的热潮。”王辉告诉记者：“为进一步探索早期秦文化的面貌，寻找秦人早期都邑以及其先公、先祖的陵墓所在，并为大堡子山遗址总体保护规划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和翔实的资料。自2004年开始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国内五家单位组成联合课题组，启动了以大堡子山遗址为中心的早期秦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随后的4年时间里，不仅发现了西山坪——石沟坪、大堡子山——园顶山、六八图——费家庄3个早期秦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和西山、山坪和大堡子山3座城址，还在大堡子山遗址发现夯土城墙4段、夯土建筑基址26处、中小型墓葬730余座、祭祀坑一座以及其他遗迹和较丰富的文化层堆积等，基本厘清了大堡子山遗址的布局和结构。”

    遗址两座大墓墓主应为文公和静公

    大堡子山遗址虽经严重盗掘破坏，但通过有关专家、学者详细的调查、勘探和局部发掘，仍然获得了关于早期秦人和秦文化的许多信息。在早期秦人和秦文化的研究中仍具有重要的地位。

    据王辉介绍，西汉水上游的考古调查表明该地区是早期秦人活动的主要区域，是秦人和秦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反映了早期秦人在西汉水流域和西戎杂处、战争与和平交替的状况；大堡子山城址是目前发现的西汉水上游秦人故地规模最大的城址，结合西山城址、鸾亭山祭天遗址和山坪遗址的发现，可以基本厘清早期秦人在西汉水流域都邑的迁徙和变化。

    “我们还确定了大堡子山遗址大型墓葬的性质和年代，提供了研究秦人陵园制度和丧葬制度的重要资料，对认识秦文化的来源也具有重要意义。”他说：“‘中’字形大墓和车马坑、秦公和秦子铭文铜器的发现，可以进一步确认大堡子山遗址所葬墓主应为两代秦公，虽然学界对两代秦公究竟是哪两代还没有形成共识，但通过对秦公、秦子铭文铜器的研究，并结合大堡子山城址的年代判定和文献梳理，遗址两座大墓墓主应为文公和静公。”

    1993年礼县大堡子山遗址被盗以来，流散于海内外的“秦公”、“秦子”青铜器以及部分无铭文的高等级秦国文物已有50余件（组）之多，这些文物经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反复考证，均一致认为属于礼县大堡子山被盗大墓。同时，随着抢救性发掘、劫后清理、科学发掘的先后成功实施，也进一步证实流失海外的秦公、秦子等文物均因出自大堡子山被盗大墓。

    王辉告诉记者：“在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秦帝国虽然短暂，但却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秦帝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其所创立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郡县制度，以及车同轨、书同文等经济、文化制度为汉帝国所继承，并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早期秦国的历史文献记载甚为简略，尤其依赖古遗迹和地下出土文物。可以说，尽管遭到盗掘破坏严重，但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在早期秦文化和秦人起源的研究中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10年联合考古取得突破性学术成果

    有关秦国的历史和文化，人们熟知秦始皇、秦陵兵马俑，但对于亲族、秦国的早期历史和文化所知甚少。从20世纪30年代起，史学界对于秦族、秦文化究竟是西来还是东来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即所谓“东来说”和“西来说”。究其原因，一是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中有关秦族早期历史的记载颇为简略和模糊，二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有关秦国的考古工作局限于关中地区秦国较晚阶段。因此，寻找更早阶段的秦文化及追索秦人在甘肃东部的活动轨迹则显得尤为重要。

    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合作，在渭河上游的甘谷县毛家坪遗址首次发掘到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址，揭开了从考古学文化层面探索早期秦文化的序幕。但由于毛家坪遗址没有发现城址及高等级墓葬，发掘面积小，文化遗存不够丰富，因而还不能全面反映早期秦文化的面貌及特质。

    “中国古代国君陵墓一般埋葬在都城之内或附近，秦公大墓的发现为寻找秦人早期都城提供了重要线索。”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领队侯红伟告诉记者：“1998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礼县博物馆对大堡子山斜对面西汉水南岸的赵坪村圆顶山秦墓地进行了小规模的抢救性发掘，清理的几座中型墓葬随葬铜礼器或为五鼎、七鼎者，从而证实这是一处春秋早中期的秦国贵族墓地。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以及园顶山秦贵族墓地的发现，清楚表明西汉水流域的礼县一带是秦人早期活动的重要中心之一。”

    据了解，在大堡子山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相关文物部门为其划定了相应的保护范围，制定了基本的保护措施，但由于对整个遗址的内涵不清楚，2001年在制定大堡子山遗址保护规划时因资料欠缺暂时给搁置。此外，文献记载早期秦人在甘肃东部和东南部的都邑、秦公葬地有多处，也需要通过考古调查、勘探和必要的发掘以确定其位置和内涵，因而开展早期秦文化考古调查、勘探和必要的发掘是文物保护的需要，也是大遗址保护规划制定的需要。

    “早期秦文化考古研究项目自2004年启动以来，在国家文物局、甘肃省人民政府、甘肃省文物局和相关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连续进行了10年的田野考古调查、钻探与发掘。”作为参与者、见证者的侯红伟对这些年的收获感触颇深，他说：“通过10年的考古调查、发掘及研究，我们对秦族、秦文化的来源，早期秦文化的面貌，秦人在甘肃东部及东南部的活动轨迹，秦与西戎的关系等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取得一系列突破性的学术成果。其中，2006年大堡子山遗址及张家川马家塬战国西戎贵族墓地的发掘双双被评为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首席记者刘晓芳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