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青校长郑强：舞台上的人总希望听到有掌声
他喜欢坐在聚光灯下，听掌声。
他最习惯的自我称呼是“我郑强教授”。
他多次就中国的教育、科研、社会问题发表演讲，其言论受到不少网友推崇，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争议。
2012年他从浙江大学调任贵州大学校长，四年中，围绕他的新闻不断，他被网友称为最牛愤青校长、被评为最受大学生喜爱的校长。喜欢他的人认为他特立独行，勇于改革，也有人认为他哗众取宠，热衷炒作。
但不管有多少争议，人们都认可一种说法：“至少，郑强让贵州大学的名字响亮了。”
此前，贵州大学召开的一次民主选举会上，西装革履的郑强主持会议并宣布选举结果——郑强票数垫底。他悄悄垂下脑袋，把领带取了下来，然后坐直，表现得若无其事。
“舞台上唱歌的人，总希望听到台下有掌声。”郑强提到这次选举，做了这样的类比。
郑强是听惯了掌声的人。
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2013年，在贵州省委礼堂一次演讲，3个多小时，现场响起128次掌声；2015年，郑强在云南中医学院演讲，四个小时，现场响起掌声200次……
郑强说，“我在全国做演讲，掌声最少的地方就只有敬老院了……”
2014年贵州大学开学典礼上，郑强向上千名学生提问：你们是否知晓《中国大学生演讲网》截至昨天晚上8点列出的中国著名演讲家排名，排在第一的是谁？你们自然会喊出马云、白岩松、李开复、易中天、俞敏洪以及郎咸平等名流名家的名字。可排名的结果是，白岩松排第四，马云排第五，俞敏洪排第七，郎咸平排第十七，李开复排第二十二，易中天在前四十位排名中没有出现。排名第一的是谁呢？是站在这儿的你们的校长郑强。
郑强在任何场合都喜欢“演讲”，就是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也会说，“你先听我说完，然后你再提问。”
一讲起来，郑强就停不住，从中国高等教育到民族素质，再说到大学生创业。
网上流传的郑强演讲视频，他的话题与他研究的高分子领域基本无关，涉及的也都是教育、科研、人才等诸多与社会发展和大学生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话题。
在网上，有人总结了不少郑强的名言：比如“外国人宁愿喜欢黑人，也不喜欢我们，因为现在的中国人没有了精神。”
比如“将来中国即使发达了，但你看看那些开着豪华车的富翁们从车窗向外吐痰、扔垃圾。你就知道，如果没有教育，中国再富裕也不会强大。”
还比如：“一个男人，只可以给自己的父母和妻子下跪，只可以对自己的老师鞠躬，绝对不应当对权贵与金钱低头。但如今，大多数人正好反了。”
喜欢郑强的人不吝惜赞美之辞。一位网友用了四个词来夸他：敢怒敢言、敢作敢当、嬉笑怒骂、挥洒自如。
不喜欢郑强的人则认为“这个人完全靠语言搏出位，挺低级的。我很奇怪这么一个吹牛皮的家伙会坐到校长位置上。”
反对者经常会拿郑强的一些“言论”说事，比如一个月前，郑强的一段演讲视频在网络上流传，“我不明白了，在天上推着车，倒点水，和在地上推着车，倒点水，为什么在天上倒水的女孩要比地上倒水的要长得漂亮。”讲到激动的时候，郑强离开座位，弓着腰身，做着推车的动作，双臂上下晃动。
因为这段话，舆论指责郑强歧视空姐职业。网络上还流传一张图片，一群空姐在举牌抗议：郑强，下课！
郑强陷入类似的争议不止一次，2014年，一篇《贵州大学校长郑强说：谁现在就是汉奸？北大清华的学生！》的文章在网上传播。有人专门写博客评论，《北大清华培养汉奸？太偏激了！》。
对于这些指责，郑强并不以为然，见到记者，他还主动挑起话题：“你想谈？我不怕给你谈谈。”
拿空姐一事来说，郑强并不认为自己的说法有什么偏激。“社会上如果认为空姐是美丽的代名词，对她们反而有一点不恭，因为这样就没有看到这个职业的艰辛。为了节省劳动力，国外的空姐，大姐大嫂比较多，这都是我想表达的。我的演讲，无论从逻辑，还是出于告诫青年的目的，都没错，只是表达有点幽默和夸张而已。”
“我只为自己说话的方式道歉，因为我演讲时说了脏话，但我不认为我的话有错，他们断章取义，只截取了三个半小时演讲中的三分多钟。而且那还是我六年前的一次演讲。”
“我文武双全”
不管是在演讲时还是平时，郑强都喜欢穿一件白色衬衫，并把衬衫掖进西裤。说起话来，也是处处以“我”为主：“我郑强教授认为”“我最看不惯的什么什么”。
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他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旁听：“你们听听我的个人奋斗史。”
郑强以自己为例，讲述一个人如何成才。他说自己文武双全，“武是指我的专业知识，文是指滋润人生的艺术，比如音乐、演讲。”
今年56岁的郑强生于重庆，1978年，18岁的郑强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考入浙江大学化学系。
郑强说，全班六十个学生，他的成绩排不到前十。1982年大学毕业时，班里优秀的同学有的留校，有的考上了研究生，郑强被分配到化工部某化工研究院。“单位在四川的一个山沟沟里，不像大城市，不能唱歌，不能跳舞，周围全是山。”
觉得无聊的郑强就开始抄写大学时期的38本笔记。“这一抄不当紧，我发现大学专业知识都没学好。”
郑强说，现在他就有个习惯，不让自己的学生记笔记，因为影响思考。
郑强重新温习了大学的笔记，发现自己的功力练出来了，就有了考研的勇气。1985年，郑强考入成都科技大学高分子材料系硕士研究生。1992年选派为日本京都大学中日联合培养博士生到日本留学。
1995年，从日本回国以后，郑强回到母校浙江大学任教。学校分给他一个六十平米的房子，隔壁住的正是自己大学本科时期的同学，同学已经成为了博导，而自己只是个讲师。
郑强说他不聪明，但也不承认自己笨，“我为什么会落后，因为我去国外学习先进文化知识，先进文化知识来得没那么快。”
郑强用了两年半时间，拿下了正教授，赶上了那位同学。
郑强说，以上称作武的功夫，但他最为自豪的是文的功夫——演讲和唱歌。
郑强说，他演讲的本事，是在刚到浙江大学教书的时候发现的。
当时正赶上大学招生，浙江大学招生处的老师就希望身为四川人的郑强去成都七中帮浙大招些优秀生源。
郑强给七中校长打电话，电话里特别强调自己是日本留学归来的博士。电话那头说，“来我们这里的都是院士。”
郑强不服气，第二天，他西装革履地站在了七中校长的门前，想用自己日本留学生的形象气质打动校长，“结果他们把我当成卖药的。”
“我就说，给我三分钟的时间，就这三分钟，把校长说服了，他说好，你就给我们做场报告吧。我讲我在国外看到人家的中学是怎么搞教育的，这一讲就不可收拾，成都几所厉害的中学全部排满了，随后重庆也知道了，几所著名的中学也叫我去讲。于是我就发现我有这个本事，那就是听众喜欢听。”
说起自己的演讲才华，他又提到空姐事件，“你看被人截取的三分钟，不也是掌声雷动吗？”
“对什么都看不惯”
2012年，郑强来到贵州大学任校长。来贵大之前，郑强担任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
“我是对口支援过来的，完全出于自愿。”郑强说。
来的原因，“是为了报恩。”
郑强说他是为了报三个恩，第一是为浙江大学报恩。
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被迫西迁，700多名师生，在校长竺可桢带领下辗转迁徙，最后于1940年抵达黔北遵义、湄潭办学。
郑强说，是贵州收留了母校，这个恩要报。
后两个恩是报两位老师的恩，他大学时期的两位恩师都曾在湄潭读书。
上任伊始，郑强就什么都看不惯。
他告诉新京报记者，首先看不惯的是学校的大门，破烂不堪。进入校门，迎宾道右侧的一个树林里七扭八歪地长着杂乱的树木，地上积满了落叶，树林中水池的水溢出来，满地都是。校园里的花草，杂乱无章地长着，没人管理。
“还有贵州大学北校区的一些破旧的厕所，一到夏天，臭气熏天。”
他最看不惯的是学校的风气，郑强发现，学校对教师8年没有考核，有的教授一年一篇论文都没写，下去巡考，发现主考老师在上面玩手机，学生在下面翻书。
当时，学校有一名老教师在学校开餐馆，这个餐馆从来没有交过水电费。
“还有作为一个省的最高学府，竟然没有一辆校车。老师从市里来上班要挤公交。”
郑强首先对学校的树林下了手，砍掉了一些树，在树林里铺上了道路。
熟悉当时情况的一位老师说，“当时学校有人反对，还举了牌子，说那些‘参天古树’代表贵大魂。”
最后，树还是砍掉了，有人根据他的名字联想到了动画片《熊出没》里爱砍树的光头强，郑强也落下一个“光头强”的绰号。
然后，重修学校大门，买了校车，拿掉了学校的那家餐馆，拆掉了厕所，开始对教师进行考核……
“那时候，他做任何一件事，都有人反对。”一位老教师说，“我就不明白了，当时学校师生听说学校来了浙大的领导来当校长，都兴奋得要蹦起来，但他一来办事，却都不满意了。”
“那时候，这些反对声音似乎并没有影响到郑强，他想干的事情都干了。”化工系这位教师说，“每次遇到反对的声音，郑强就习惯说，我是你们省里请来的。”
贵州大学一位行政干部告诉新京报记者，“郑校长看不惯什么事情，不但去做，还说，在公开场合说，就像他的演讲一样，毫不避讳。”
贵州大学学生干部张豪（化名）说，郑强的改革还是很有成效。看得到的是学校各方面都有改善，随处可见看书的人、教室里也经常有人自习了。
张豪认为，是郑强的人格魅力，把整个校园风气都带动起来。
“脚踏着地手撑着天”
郑强到贵大当校长，马上快四年了。
贵大内部对于郑强的评价，几乎和外界一样，一名学生说，“毁誉参半。”
在喜欢郑强的师生中，郑强被称为“强哥”。大三学生罗云（化名）直言不讳自己对郑强的喜爱：“我们都把校长当明星啊，强哥对于大家来说像是精神崇拜和信仰。”罗云说，大家见到强哥，就像见到吴亦凡这些明星一样。周围很多同学，会因为校长的出席而跑去参加某个会议。
大二学生刘旭（化名）说，强哥说话比较豪爽、直接。毕竟是西南地区的重庆人，很多时候说话不委婉，就是直来直去。学生们之间流传着校长表情包，郑强开会的表情、发言稿里某一句有趣的话，都会被脑洞大开的同学制作成图片。有时候不熟的同学想很快熟起来，发个校长表情就行了。
贵州大学一名退休教师提到郑强说，“他啊，就会吹牛。”他认为，郑强吹的比做的多，“你看他在网站上那些视频，手舞足蹈，哪里像个大学校长的样子，分明就是一个小品演员。”
贵大的一名年轻教师评价郑强：“说的多了，就显得做的少了。”
但郑强并不认为自己做得少。
比如，他在贵大推行“通识教育”，重视学生的“基本功”。在贵大，大一不分专业，大二才分专业。郑强认为，理工科学生应该具有人文情怀，在大一，郑强开设了选修课，包括国学。
工商管理系大一学生张丹丹（化名）告诉新京报记者，“刚开始的时候，来上选修课的人挺多，但下半学期就越来越少了。”她说，“我理解强哥的苦心。”作为学生干部的她曾参与一个历史知识调查，“我发现很多理工科学生连甲午战争发生在哪一年都不知道。我们学生确实要懂点历史，有点情怀。”
但“理解强哥苦心”的张丹丹最近也不去上选修课了，她说，“整个社会都很功利，我们毕业工作用的还是专业知识，学这些也许用不到，大环境所致，没办法。”她甚至怀疑，“大一一年是不是白白浪费了。”
郑强知道一些学生对通识教育的看法，但他还是认为自己开展通识教育是对的，“你看看，学生越是有这种心态，就说明通识教育越有必要。”
2012年，郑强启动了贵州大学行动计划，提出建设贵州大学新校区。在省里的一次会议结束后，他跟上省委书记的面包车把计划书递了上去。
省委书记很快批示启动贵大新校区。为此，贵大拿到了40个亿。
郑强还提出“贵州大学姓贵州”的办学理念，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就是因为“贵州茅台酒”这个招牌而专门开设的，目的是要通过这些专业来服务贵州。
郑强对自己的办学理念很自信，“我现在把一系列的东西搞得和贵州匹配。你看这办学思路多清楚？”
郑强把自己在贵大的四年总结为“脚踏着地，手撑着天。”
在贵大的努力，叫做脚踏着地，为中西部教育呐喊，叫手撑着天。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郑强在全国人大会上多次提交议案，希望国家对中西部教育给予支持。
2013年3月，郑强在全国两会上发言说，“现在西部人才的流失对我们这些校长教授来讲，就像心里流血一样痛。我们的那些好大学‘营养过剩’，一些穷的地方严重‘营养不足’。”
今年两会，郑强再提西部教育，我们国家的重点高校大部分都分布在东部发达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的十三个省份居然没有一所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中央四大银行哪个不在贵州开分行？电信运营商哪个不到贵州开分店？两大石油巨头哪个不在贵州开加油站？为啥不办大学呢？
今年4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在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14个省份各重点支持建设一所高校。这14个省份包括贵州等13个省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郑强认为，这里面有他的功劳。
在郑强的手机里，存着几十条各大学校长发来的短信，其中不乏溢美之词，其中一条是：悟空手段、菩萨心肠，功德无量。
5月11日下午，郑强的秘书和贵大团委书记各自在准备一份材料。郑强指点二人修改。一个标点符号，一个称呼，一个格式他都要亲自把关。
秘书负责的一份稿件，只有五百字左右，他让秘书改了超过五遍。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不单单对于稿子，他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都很认真，亲自来。”
一位退休教师把这种认真理解为“专制”，“这个大学，就差姓郑了。”
贵州大学阳明学院院长张寒松告诉新京报记者，郑强一直是这种性格，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不讲情面，但事情过后，会和你称兄道弟。“刚开始的时候接受不了，时间久了，习惯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张寒松说，“他大事小事都自己去关注，从一篇稿子的一个标点，到学校的发展规划，都关注，他自己搞得很累。”
但有些事情，一些教师还是不能接受。贵州大学一名老师说：“郑强有时候改我们的稿子，没有仔细看，就开始改，改后水平不一定有之前水平高。都是知识分子，有点接受不了。”
郑强说，他知道有些人不喜欢他，甚至反对他。他最耿耿于怀的，是为贵大做了那么多事，为什么还有一些人对他不满。
“舞台上的人总希望听到台下的掌声，不为我鼓掌，也不能整我啊。”
他以这次空姐事件为例，“明显是一次有预谋的行为。”他说，“这是一段六年前的视频，当时没有任何波澜，为什么现在却被翻出来。而且还有长篇的文章批我？”
还有当初砍树事件，“班子决定的事情，后来有人反对我，闹了三天，班子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我说话。”
郑强告诉新京报记者，四年当中，感觉很孤独。大概一年前，他有了想离开的想法。
但他放不下自己在贵大的改革，为了避免改革不搁置，他说自己“要高速运转时交棒”，“高速运转起来的事情，才不会轻易停下来。”
提到接任者会如何，郑强说，“再复制一个郑强是不可能了。”
郑强的发型一直没变过，只是由乌黑变成了灰白。
比起网络上的形象，郑强瘦了很多，眼窝深陷。记者第一次见到郑强的时候，他穿着一件乳白色短袖衬衣，一条白色休闲裤。隔了两天，第二次见他，还是那身打扮，他刚刚送走一个客人，赶去参加一个会议。郑强快速迈着步伐，衬衣的后襟露出来，耷拉在腰部。身材不到一米七的他显得瘦小单薄。
□新京报记者 安钟汝 实习生 罗昊 贵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