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的大学再造
21世纪是数字化时代，置身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作为知识殿堂和社会灯塔的大学，积极探索符合未来趋势、契合大学使命的发展路径，持久实现大学的价值理想和独立追求，共舞于时代，贡献于时代，超越于时代，已然成为当下中外一流大学共同的自觉选择。此次论坛的主题是：“数字化时代的大学未来”。下面，我从时代变迁与大学演进、数字化革命与大学革命、数字化时代与大学再造三个方面，谈些粗浅看法。
一、时代变迁与大学演进
教育作为社会的子系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基础。据统计，迄今为止影响人类生活方式的重大成果中70%诞生于世界一流大学。大学以知识生产、价值发现、文明融合，持续释放社会进步的催化剂和社会变革的推动力。每一次时代变迁，高等教育都会在其中留下自身的发展轨迹。
(一) 从“雅典学院”到“博洛尼亚大学”：博雅教育
人类社会自有文字后，开始出现专门从事教育的学校和教师。教育彰显着使人性臻于完善的教育理想，学校通过教授学生生产、政治、哲学、文化、宗教、礼仪等知识，培养具有广博知识和优雅气质的人才。
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创立雅典学院，该学院作为一所综合性学校，集传授知识、进行学术研究、提供政治咨询于一体，实行苏格拉底“启发式教学法”，为上层统治阶级培养人才。雅典学院的教育成果以及自由探索真理的学风和科学精神，带动了整个古希腊世界向前发展。同处这一“轴心时代”春秋战国的中国，私学也应运而生。老子、孔子等主张的“师道尊严”和“因材施教”，与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遥相呼应，东西方先贤圣哲学在重大教育理念上，可谓心有灵犀，不谋而合。
1088年，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建立，并迅速成为欧洲学者们争相向往的学术圣地，但丁、哥白尼等众多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巨人”都曾在这里求学。博洛尼亚大学由学生雇佣老师，共同评注古老罗马法法典，被誉为欧洲“大学之母”。
(二) 从“博洛尼亚大学”到“洪堡大学”：格物致知
从博洛尼亚大学开始，世界高等教育呈现出新面貌，大学在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和心性修为的同时，也强调对外部事物的考察和对物理世界的探究。公元12世纪，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大学建立，这些中世纪大学主要的教学方法是讲解和辩论，重视学生理解能力的培养。同时，这几所重要大学开创了辩论的大学风气，提出了理性训练的教育目标，并逐步形成了在敬畏神性的同时崇尚理性和科学的文化。
在中国，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提出了求善与求真相结合的“格物致知”学说。他主持的白鹿洞书院，名重一时，成为当时读书人的圣地。明代王阳明创立了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为核心的阳明心学，他通过创建龙岗书院、修建濂溪书院、建立阳明书院，将中国私学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
1809年，洪堡创立“现代大学之母”洪堡大学。作为世界上第一所新制大学，不仅十分强调学术自由，而且明确将“研究教学合一”、“全面人文教育”确立为办学宗旨，其最大的特色是教学与研究并重，由此将大学的科研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 从洪堡、赫尔巴特到纽曼：通识教育
自德国教育改革家洪堡创办“洪堡大学”后，大学完全以“知识及学术为最终的目的，而非实务的人才培育”的“洪堡理念”开始在欧美大地传播。19世纪初，不少欧美学者有感于工业社会批量生产式和规模化的人才培养方式过于狭窄、大学的学术分科太过专门、知识被严重割裂等时弊，积极倡导“能将不同知识融会贯通”的通识教育。
这一时期，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赫尔巴特，建立起教育史上第一个具有严密系统的经验教育学体系，他使教育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赫尔巴特的教育学体系具有德国学术界重视理性思辨的色彩，也反映了德国当时学术界重视普遍的、基本的理论研究，而非侧重个别的、专业的知识技能的要求和学风。
作为19世纪自由教育和通识教育的伟大倡导者，作为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英国教育家、红衣主教约翰·亨利·纽曼在他的《大学的理想》(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一书中，推崇自由教育理念，主张大学应平等、完整地传授各种知识，特别强调“大学是探索和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
(四) 从“威斯康星思想”到“芝加哥计划”，再到“墨尔本模式”：通专结合
进入20世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范海斯提出了著名的“威斯康星思想”(Wisconsin Idea)，标志着高等教育社会服务职能的确立，大学与社会生产、生活实际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国教育家杜威通过《民主主义与教育》论著，积极倡导“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实用主义教育理念，他于五四时期来华讲学，其理念也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
1929年，为防止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过分专门化，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推出了“芝加哥计划”，发起了经典阅读运动，他领导建立的美国本科生通识核心课程（Common Core）一直沿用至今。
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社会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深刻调整，从欧洲的“博洛尼亚进程”，到美国的“高等教育改革行动计划”；从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再到墨尔本大学的“墨尔本模式(Melbourne Model)”，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经历了清末“大学堂”制、民国“国立大学”制、建国之初大学改造、改革开放后大学改革的中国，都在反思大学的发展，积极倡导“科学与人文交融”、“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平衡”的教育观念。
(五) 从“可汗学院”、“奇点大学”到“密涅瓦大学”：“通-专-创”三位一体
2007年，非营利性的“可汗学院”网站横空出世；2009年谷歌与美国宇航局（NASA）合作创办的“奇点大学”，招收了首批30名学生；2013年，一群头上顶着最多光环的美国教育家聚在一起，创造了一所新的四年制本科大学“密涅瓦大学”，提出了密涅瓦计划(The Minerva Project)。该计划在沉浸式的全球化体验（Global Immersion）、现代化的课程（Modern Curriculum）、终身的成就支持（Future Success）和真正无地域限制、无歧视招生（Admission）等方面，进行了非常具有针对性的变革。
21世纪以来，越来越国际化、数字化以及多元化、个性化、职业化、社会化的高等教育，以专业教育、通识教育、创新创业教育三位一体有机结合的新面貌大行其道。回顾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不同时代的高等教育发展特点与时代变迁息息相关，不断变迁的社会经济，也催生了高等教育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推进中与时俱进。
二、数字化革命与大学革命
(一) 数字化革命引发的当代大学革命
数字化推动了人类的“第二次进化”，21世纪是人类开始全面进入信息化社会的世纪，信息领域的数字技术向人类生活各个领域全面推进。作为信息社会形成和运作的先决条件，数字化使信息、数据不仅是通信联络的纽带，而且已经成为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成为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数据与信息与农业社会的土地资源、工业社会的矿藏资源和石油资源同样重要，并引发了数字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和知识经济等在全球的迅速发展，数字化时代已经来临。
数字化革命既是一场技术革命、经济革命，又是一场思维革命甚或是生存革命。今天的数字化，以云计算、移动技术、大数据和物联网等为特征，以开放、兼容、共享为特点。数字化在不断改变思维习惯、社会结构、商业模式和生活选择的同时，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各行各业，高等教育当然也不例外。当下，数字化将引发颠覆性的大学革命。
概言之，数字化革命将引发教育理念革命，形形色色的教育应用，特别是市场的强势介入和个人学习热情的驱动，学生的志向与兴趣、潜力和创造力被充分激发，个性化发展的机会与空间无限放大，“传授知识”的教育已不能适应数字化时代的要求。从知识本位走向综合素质本位，特别是“以学生为中心”，成为必然选择。
数字化革命将引发大学治理革命，以巨型数据体量（Volume）、多样数据形态（Variety）、极速数据流转（Velocity）、变化数据特征（Variability）、奇异数据质量（Veracity）以及无限数据价值（Value）“6V”为特性的大数据技术，以及互联网络高速泛在、智能终端广泛应用、业务应用智能融合等特征，不仅将大大改变学生的学习、教师的教学、校园生活服务等方式方法，而且将彻底解构政府、大学、社会三者间的耦合关系和与之对应的“管、办、评”机制，引发大学的法人治理结构革命。
数字化革命将引发教学范式革命，数字技术使学生摆脱了传统的课本学习和统一课堂灌输的被动学习模式，视频、图像等各种师生交流、学习互动工具随需而动。学生可以随时随地以多种方式获得曾经只能由教师在课堂讲授的限定知识，教与学的关系边界日趋模糊，自主学习、个性化学习、体验式学习成为主流。
(二) 以MOOC和新型大学为先导的当代大学革命
传媒大王鲁伯特?默多克曾说，如果有一个50年前的人从沉睡中醒来，他将完全不能相信今天他身边发生的事情。实际的变化其实比我们能够想象的还要快得多、多得多。伴随着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跃迁，以及以数字化生产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世界高等教育颠覆性变革和结构性改变已经发生。2001年，麻省理工学院最早宣布将课程免费放到网上，诞生了网络课程的1.0版，掀起了第一次在线课程建设热潮。2011年，全新的2.0版本、全程参与教学过程的“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荣耀登场，2012年Coursera、edX和Udacity等MOOC平台应运而生，这一年也被《纽约时报》命名为“MOOC元年”。
2013年，由中国海峡两岸五所交通大学共同组建的MOOC平台“Ewant”成功上线。仅仅十余年间，MOOC已经进入了正规的高等教育体系，并形成了较为稳定实用的基本教学模式。“黑板+粉笔”、“教师+教室”的传统课堂与我们渐行渐远。MOOC是印刷术发明以来最大的教育革新，颠覆了传统的教育理念、方式和手段，既兼顾了班级制教学和个性化教学，又最大限度地促进个性化学习。
风起于青萍之末，在MOOC浪潮的倒逼下，高校不断加快改革步伐。如果说MOOC是高等教育在数字化时代前夜的奇兵，那么，奇点大学（Singularity University）、可汗学院(Khan Academy）和密涅瓦大学（Minerva Schools at KGI）等，则在进行彻彻底底的推倒重来式探索，并对传统大学形成解构之势。
奇点大学因人工智能而创立，旨在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培养未来领军人物；可汗学院通过在线图书馆收藏的教学视频，向世界各地的人们提供免费高品质教育；密涅瓦大学则致力于向全球最具智慧、最积极进取的学生，提供全新的大学体验。此外，IBM公司推出了大数据大学合作项目等新型大学，所有这些因数字化革命而诞生的新质大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学革命正在全球蔓延。
三、数字化时代与大学再造
数字化时代大学解构已经发生，然而建构却远未完成。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变迁和高等教育传统惯性之间形成的“文化时差”，将因技术升级步伐的不断加快而愈演愈烈。高等教育唯有及时调整“文化时差”，才能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才能在短兵相接的国际化竞争舞台中有为有位。大学再造，主要将在“理念、治理、范式“三个维度上展开。
（一）大学教育理念的再造
谁是教育的主体，或曰以谁为中心，在什么意义和多大程度上以谁为中心，这一问题是大学教育的重要问题。从古代和农业社会“师道尊严下的以学生为中心”，到工业社会的“以教师为中心”，再到信息社会“教师主导下的以学生为中心”，大学的教育理念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大学演进而不断发展。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高等教育大会宣言中提出：“高等教育需要转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新视角和新模式”。当前，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以学生为中心”这一根本命题，把曾经被剥夺、被遗忘、被异化的教育主体地位还给学生，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真正在学习过程中彰显独立性、自主性和选择性，而不是被教育、被培养、被塑造、被拔尖和被成长。
以学生的什么为中心？是知识，还是能力、人格、价值？答案应该是后者。“价值塑造、人格养成、能力培养、知识探究”四维一体，应成为我们对教育教学本质的新认识。其“新”主要体现为，一是范围更全面。以前主要关注显在的知识和能力，很少关注潜隐的人格和价值。二是中心、焦点和优先序。从前知识居于最优先的地位，能力培养第二。人格和价值要么被忽视，即使意识到也是处于边缘地位。现在把“价值塑造”和“人格养成”放在优先位置和中心地位，旨在着力培养学生内在的价值尺度和健全有力的人格。
近几年来，美国教育学界被一种称为“Grit”的新教育理念所席卷。Grit（坚毅）的内涵是一种包涵了自我激励、自我约束和自我调整的性格特征。大力提倡“坚毅”的旨趣在于，教育最重要的部分应是培养帮助学生取得成功的性格特质、健全人格、心灵力量和意志力，使学生成为“全人”而不是“单向度的人”或“残缺人”，尤其不能沦落为人格异化的“分裂人”或“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学习中应注重结果，还是更注重过程？答案仍是后者。未来的学习主要是探索未知的深度学习，学习的“过程价值”远大于作为探索结果的“知识价值”。同样重要的是，学习不仅是成才、成功、成就的艰辛拼搏过程，还应是建立自信、获得快乐、铸就阳光心态的成长过程。学校要激发学生学习的源动力，在学习过程中着力锤炼学生自身内在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在人工智能或将超过人的智能的未来，学会创造性的学习和如何学习，比单纯追求获得知识的学习重要百倍。
（二）大学治理结构的再造
麦可思总裁曾言，移动+互联+数据云是个大风暴，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管理技术革命已经开始。数字化技术将使大学治理层级更加扁平，组织与协调更加快速灵活。一切管理都用数据“说话”，高校将从“凭借经验的粗放管理”，向“依靠数据分析的集约治理”转变，从而促进教育管理方式的再造和优化。
数字化时代，大学应加快推进数字校园、智慧大学的建设进程，构建智能化、网络化、数据化的内部治理结构。具体而言，在运行决策方面，应以数字化技术重构大学资源管理和调度的校务管理模式，构建以信息、知识和智慧等数据系统为支撑的运行决策模式，实现信息服务、信息关联、业务协作、数据支持的全时空、全链条整合，运用“数据驱动决策”的全新视角，提高决策绩效和服务水平。在教学管理方面，应借助大数据分析，建立学生从入学、学习、生活、就业与职业发展等过程数据档案，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生活习惯、考核评价以及职业规划等学情数据。通过基于数据关系和分析的客观决策，进一步助力教育教学的综合改革。
（三）大学教育范式的再造
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中，先后出现过面向过去、膜拜大师的永恒主义，面对现实、强调素质的要素主义，以及面向社会、注重致用的实践主义等不同思想。与这些思想相对应的不同时期的大学，不管是强调经典传承的传统大学，抑或是鼓励科学研究的现代大学，都不约而同地突出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主要地位、主动角色、主观评价和主导作用，形成了以“教师、教室、教材、教具”为中心的“教的范式”。农耕社会的黑板、工业社会的幻灯、信息社会的投影和显屏，就是授业解惑中教学手段和教具不断升级的生动写照。
在数字化的引领下，高等教育模式将走向生态化、分散化、网络化和个性化。在移动互联技术和智能掌上设备已蔚然成风的数字化时代，课程的提供者已远不止是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教师，授课的场所和学习的平台也不仅是教室和课堂，授业的时间早已不限于排定的教学计划，知识的载体更已从单一的纸质材料，变成包括图片、日志、网页、视频、音频等非结构数据在内的多样化数字载体和复合体。
随着“合作学习、个性化学习”等教育理念的发展，以及以MOOC为代表的新兴教育教学手段的运用，传统“教的范式”受到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自学习等新教学模式的强烈冲击。此处，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将MOOC翻译成中文的“牧课”比“慕课”好。理由是“牧”是对“慕”的翻转。“慕课”中处于（羡）“慕”状态下的学生，是被动、卑谦、景仰地接受知识，而“牧课”中处于（放）“牧”状态下的学生，是主动、自由、愉悦地驾驭知识、创造知识。
数字化时代，以“学生、学习、学问、学用”为中心的“学的范式”，将开启人类学习的新纪元。大学应加快推进“教的范式”向“学的范式”转移，积极建构基于“学生体验”(student experience )的人才培养体系。具言之，应构建基于伙伴和朋辈的新型学习关系，在教与学的双边活动中，更注重师生学习共同体中的“学”；在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间，更注重彰显学生的主体地位，更注重学生的自主教育，让学生自主开展批判性思维驱动下的深度学习，做积极的知识发现者与建构者，全面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造能力。
“学的范式”强化学生学习的个性化体验，强调学生自我认识与自我实现，推崇学生自学习、自组织、自培养、自规划、自调节和自适应。教学过程充分尊重每个学生的个体差异，将全面发展和个性化发展有机结合。
在学习空间和平台方面，“学的范式”着力构建“五课堂”。“五课堂”中第一课堂，即传统和现行的教室内课堂；第二课堂为校内课外社团、公益、兴趣小组等各种活动；第三课堂是国内校外各类社会实践、实习、实训和义工等活动；第四课堂为留学、游学、访学等海外学习、交流、考察和实习等项目。第五课堂则为易班（E-class）、MOOCs课程、云学习、翻转课堂等虚拟课堂和网络交互等e-learning学习平台。
前四个课堂是物理空间(Physical space)中的课堂，第五课堂是虚拟空间（Cyber space）中的课堂。这五个课堂共同构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天候、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泛在”课堂，从而实现在线学习与线下学习、个体学习与集体学习、课堂学习与自主探究等学习方式的多元融合。
西南交大深入实施第一课堂改革，大力提升课程兴趣度、参与度、挑战度、获益度和延伸度。以此同时，着力构建科学有效的第二课堂教育、培养及评价体系；积极拓展第三课堂，与企业深度合作，大力推进校企联合培养，积极开展高水平实习实践基地与项目建设；充分利用第四课堂，全面提升学生的国际视野、跨文化交流与合作能力。在第五课堂建设方面，学校加快推进以MOOCs及SPOCs为主体的课程资源及数字化教材建设，推动翻转课堂等教学新模式。目前，西南交大已上线MOOCs课程22门，选课人数25万余人次，校内翻转万余人次。
结束语
大学不仅是推动国家发展的动力，也是推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从18世纪英国大学的崛起、19世纪德国大学的超越、20世纪美国大学的引领这一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看，世界经济中心往往都将成为世界的教育中心。如果说21世纪世界经济看中国，那么21世纪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也应在中国，我们躬逢其盛，与有荣焉。
数字化给高等教育提供了无限可能，成功取决于下一步的行动。让我们在这大变革的数字化时代，以“十年磨一剑”的坚毅、“舍我其谁”的担当和“只争朝夕”的果敢，更新教育思维，转变教育理念，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主动服务国家战略，为加速建成“中国特色、世界领先”的一流大学不懈努力。
（本文系2016年5月14日，作者在西南交通大学建校120周年校庆活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的主旨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