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管敦煌

接管工作组赵望云等和研究所常书鸿等人员台影(前排左起:欧阳琳、孙儒裥、张明坦、赵望云、常书鸿、范文藻、辛普德)。

    防匪应变

    在此期间，梅一芹部长改任地委统战部长，经常往返于青海花海子(后来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的牧区)和敦煌之间与哈萨克牧民联络。他到敦煌期间总要到莫高窟来住上几天，他和黄文馥的恋爱关系也逐渐明确了。有一次来莫高窟，他情绪不太好，我们在地里收拾菜地，他爬到围墙上坐着，不一会他拿出手枪向着三危山方向连发两枪，把我们吓了一跳。后来他回酒泉后，我们听说梅一芹在花海子进行少数民族工作期间，有人暗地通知他说，包不拉(哈族)要叛乱。梅一芹带着一个警卫员连夜离开花海子，那时花海子到敦煌又没有公路，更没有通讯条件，花海子到敦煌近200公里，他既是逃命，但更重要的是要把信息带到敦煌。但他在莫高窟期间一点都没有向我们透露这个信息。

    听说这批少数民族叛乱分子和国民党军队残部、反动地主武装相互勾结在南山一带袭击了蒙古族牧民，我们有点紧张，因为莫高窟是通往党河南山的近路。有一天为所里放羊的一位蒙古族大嫂，下午放羊回来，她说在大泉大喇牌看见几个骑马的哈萨克族人。当天常先生(我们都是这样称呼常书鸿所长)召集大家商量，决定让常先生李承仙一家以及黄文馥、欧阳琳等人带上被褥和食物、水等生活用品住到158窟。史苇湘和我各扛一支步枪，在通往130窟大佛通道的拐弯处用两个麻袋装了沙子放在弯道上，我和史苇湘就守在这里，步枪正对通道门。工人们也分散进入高层洞窟，段文杰自告奋勇地说:“你们上洞窟躲避，我住到大泉那边的那个大塔里。我牵一匹马藏到沟里(当时大泉东面尚未种树)，只要听到你们这边有动静，确定有不法之徒到了莫高窟进行骚扰，我就骑马从沟那边出山口抄近路到敦煌城报信。”我们觉得老段的主意虽好，但也有被土匪或是叛乱分子发现的可能，但只能冒险这么办了。

    那天晚上，我和史苇湘坐在130窟的通道里，真是月黑风高，万籁俱寂，安静得连自己心脏跳动都能听见。我俩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有时只是低声交谈几句。那时大多数洞窟没有窟门，130窟大佛头顶有许多鸽子窝，时有鸽子骚动，显得夜更加阴冷。我们不敢睡着，就这样艰难地熬到天明。

    第二天上午，县里派人通知我们说南山里的情况不明，可能有残匪作乱，你们所里就这几个人不太安全，县里的领导让我们临时撤退到县城。常先生决定业务上的段文杰、黄文馥、史苇湘、欧阳琳及常先生一家到敦煌暂避。因为霍熙亮春节一过就请假探亲去了，所以由我暂时负责总务部门。当时总务处只有辛普德、范华、刘荣曾三个职员和周德信、马科等三四个工人，再加上上寺有易昌恕老喇嘛和他的徒弟徐汉卿，还有一个给所里放羊的蒙古族大嫂和她的儿子达娃一共十多个人留守。

    白天我们轮流上九层楼山顶放哨警戒，夜晚就在寺院周围巡查。常先生他们走了的第二天晚上，工人们在中寺大门北侧的倒座房屋里玩牌，突然听到房顶有声音，不知是谁一口气把灯吹灭了，有人在院子里跑。我也被惊醒了，翻身下炕提着枪在门口张望，许久不见有什么动静(老实说我提着步枪只是壮胆而已，我最多打过不到十发子弹)。第二天我问他们昨晚上出了什么事情，他们笑笑不好意思地说:“是两只猫在房顶上打架，我们正在打牌，以为有人在房顶上，让人虚惊一场。”几天过去了，莫高窟很安静什么事情也没有，于是常先生和去敦煌暂避的同事们都回来了。

    地方领导为了莫高窟以及人员的安全，从骑兵团调来了一个班的解放军驻防莫高窟，他们连人带马被安排在下寺。这段时间土匪、散兵游勇、敦煌的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在敦煌南山(当时还没有成立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及南湖一带骚扰。6月，地主恶霸孙耀武勾结土匪在南湖偷袭县保安队，保安队牺牲多人，损失不少枪支和物资。这一事件顿时震动全县。大概过了一段时间，县大队的一部分(大概—个排)调到莫高窟整训、驻防。他们在九层楼上戈壁边沿，用土坯修了一座碉堡，可以监控各方面的情况。六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碉堡还残存在洞窟顶上，向世人述说当年的艰难境况。除了修碉堡之外，还在428窟一带的上层较大的洞窟储存了粮食，把凡是能装水的用具都装满水分别存放在洞窟中，以备万一。

    保安队一个多排的人员分别驻守在上寺和下寺，与我们和睦相处，每天他们除训练之外，下午我们还给他们上文化课，识字、念书、读报，我还教他们唱歌，唱的是我刚刚学会的新歌。就在这段时间里史苇湘和欧阳琳结婚了，晚上保安队的战土来闹洞房，欢声笑语，气氛热烈，这是自南湖出事以后，保安队几十个战土进驻莫高窟以来最热闹的一天。虽然这里不那么冷清了，但我们依然没有经济来源。还是在地方上的粮食部门借粮吃。这年的8月初才知道中央文化部要接管艺术研究所，大家心里才有了点着落。

    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更名

    我们就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等待接管。8月22号，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赵望云、张明坦二位处长代表中央文化部来敦煌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省上有文教厅文管会主任何洛夫教授及酒泉专员公署三科王鸿鼎科长陪同抵达。当日下午赵望云一行到达的时候，所中不多的人员敲锣打鼓热烈欢迎接管工作组。他们刚一下车，不顾长途行车的疲劳，张明坦副处长、何洛夫教授等人带头踏着鼓点扭起了秧歌，人虽不多，但气氛却非常热烈。何教授虽然年事已高，但是扭起秧歌来步伐轻快灵活，神态很有风趣。

    8月23日下午及晚上，正式召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赵望云、张明坦二位处长首先宣布他们代表中央文化部正式来这里办理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并对全体人员表示慰问，宣布从1950年8月1日起“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为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的直属单位，常书鸿继任所长。

    赵、张两位分别谈了这次到敦煌的任务之后，大家异常兴奋，单位不但不会解散，而且还是直属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当时文化部的部长是茅盾———沈雁冰，知名的文学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的局长是郑振铎。负责接管的是知名的画家赵望云，对张明坦虽不了解，但赵望云介绍他是鲁艺的学生。他们的态度都是非常亲切随和，在会议上没有一点居高临下的官员作风。赵望云讲话不多，主要谈具体问题。张处长还说，这次到敦煌来主要目的是看望和慰问大家，接管不过是补办一个手续，实际上从敦煌解放那天起地方党政领导一直就在领导你们关心你们，这一年来你们也坚守岗位。讲话条理清晰，内容充实，我们听了也很兴奋。

    会上常书鸿先生报告了从1943年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到解放以后一年以来的研究所的概况，但他没有谈及他为了在敦煌坚持工作，使得家人离散的悲剧。但谈及研究所被撤销又经呼吁奔波得以保全的情况以及近几年生活的艰辛，也情绪激动，当天到深夜才散会。

    8月24日上午，他们上洞窟参观并游览莫高窟的环境，下午赵、张二位分别和常先生以及所有工作人员个别谈话。张处长和我一起蹲在宿舍门边上谈话，他了解了我的家庭、学历、专业、年龄和爱好、有没有女朋友等各方面的情况。谈话进行得很亲切，很随便，他说:“你已经25岁了，入共青团不行了，以后争取入党吧!”最后我向张明坦说，我想回四川，我母亲岁数也大了，我还有一个女朋友是学音乐的，现在四川遂宁教书，我如果不回去，这个关系可能就断了。张说:“你们这个单位人已经不多了，事情可能还不少，谁都不能走，其他的事情等一等，慢慢设法解决吧!”他的话说得很委婉，又很肯定，使得我没有直接拒绝他的说法，但我思想上并没有放弃回四川的打算，后来由于一些说不清的原因终于一直留在了敦煌。

    接管这几天任务安排得很紧凑，晚饭后继续开会。这一晚上张明坦处长问大家对常先生的报告有什么意见，希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且作了解释。对我来说，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个新的名词、新的概念。当晚大家回顾两年来艰难的生活，心里窝着的一些不满情绪一股脑地向常先生倾吐出来，常先生成了国民党政府的替罪羊。

    因为解放的时间不长，货币不稳定，我们的工薪叫米代金，用当月小米的平均价格折合成货币。政府对我们的待遇是比较丰厚的。在对比之下，刚刚给常先生提了意见，激起了大家的情绪，一时间大家痛哭流涕情绪十分激动。赵、张二位领导也不劝阻，让我们发泄了一阵慢慢冷静下来之后，张处长劝我们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有些事情应当由当时的政府负责，今后大家在常所长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把莫高窟的事业搞好，文化部对你们抱着很大的希望啊!”当晚的会一直开到半夜。

    8月24日到25日，每天下午都在讨论工薪问题，根据每个职工的情况定的标准不同，我只记得我的工薪标准暂定为每月1100斤小米。大家都很激动，当年我们曾在敦煌参加过减租反霸运动，多少了解一点农民的情况，敦煌的土地肥沃，又是水浇地，每亩地一季才收两三百斤小麦，我们每月一千斤小米，是农民三四亩地一年的收成。不是说我们有多高的觉悟，而是通过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和从对比中得到的感受，觉得共产党比国民党好。

    25日，接管的主要程序基本上完成了。下午就开了庆祝大会。西安、兰州来的领导和保安队的战土们一起在中寺的院子和宿舍的院子里扭起了秧歌，张处长唱一首生动活泼的陕北民歌，我们大家也唱各自喜欢的歌曲。这是我来莫高窟后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兴奋和欢乐。

    接管工作到8月底就算是结束了，常所长随接管组去西安参加西北第一次文代会。接管组的意见是:研究所今后暂设美术组、石窟保管组、总务组，还安排了政治学习、生产劳动。年底业务人员去西安参加西北大区陕西关中地区的土地改革，体验阶级斗争和知识分子的自我思想改造。

    大约在9月初，接管组的赵、张二位处长、常所长及随同来的何洛夫教授等离开敦煌返回了西安及兰州。范文藻(解放前在研究所工作，1949年春回四川完婚，1950年春到西北文化部文物处工作)暂时留在敦煌协同我们进行各项工作并随时与赵、张二位处长取得联系。他们临走之前安排我们的工作是抓紧进行财产清理、8年来壁画临本及绘画作品的清理登记。这些工作结束后即到西安参加土改工作。段文杰、史苇湘及我三人随车到敦煌送行。第二天临行前看见常先生带着一大卷画，段文杰说:“常先生，接管时安排清点壁画临本，你现在把东西带走了，这项工作就不能进行了。”常先生说:“昨晚接到郑局长急电，要在北京开一个大规模的展览。”段先生说:“你现在带的是近年的临本，大部分临本1948年留在了南京，上海展览时就没有带回来，你现在带去的是小部分，请你先不要带走，等我们按计划登记清理之后，再送过去，不会影响北京展出。”常先生不同意，因而双方有点僵持。后来张处长决定说:“常先生，文代会开完后你回来和他们带上画，你和李承仙上北京，年轻人去西安参加土改。”于是，常先生不得不留下大部分的壁画临本，只带少量临本去西安了。因为此事常先生长期以来一直耿耿于怀，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这一事件说了许多过头的话。事情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常先生、段先生、史先生都已相继谢世，常先生在回忆录中说:“我对于这种一贯以幼稚的左的面貌出现的投机分子的做法非常气愤。”但事实证明，几十年后，段先生、史先生都在敦煌研究所、研究院时期继承常所长开创的敦煌事业，在石窟保护及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和成就。而我也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尽管因为这几年在工作上的分歧、生活上的歧见，使得我们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在我的思想上始终是尊崇常先生的，他毕竟是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创了敦煌文物保护和研究的新局面，是敦煌研究和保护工作的奠基人，功不可没!

    接管工作结束了，范文藻留下协同我们进行总结。虽然接管过程中曾发生了一点不愉快的事，但不影响历史前进的步伐，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结束，翻开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新篇章。

    (题签:易大经)◎孙儒裥’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第—任所长’著有《敦煌石窟保护与建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