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甘肃

1939年，在兰州与日军作战的中国空军十七中队飞行员

    兰州是西北抗战的中心

    1937年8月25日，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在兰州成立，(简称为“八办”)谢觉哉任中共中央党代表，彭加伦任办事处处长，朱良才任秘书长。“八办”积极地开展统战工作，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和主张，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团结一切拥护抗战的社会团体和个人，使兰州的抗日救亡运动达到了空前的活跃。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是毛泽东青年时期的朋友，也是谢觉哉的同乡旧友，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合作过，思想开明进步，在谢老的耐心说服和争取下，国民党上层人物以及地方名流纷纷表示要同共产党友好合作，一致对外。

    国共双方的友好合作，使得甘肃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如“甘肃省青年抗战团”、“省外留学生抗战团”、“西北青年救亡读书会”、“妇女慰劳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甘肃青年抗敌自卫队”等，这些抗日救亡团体通过讲演、办报、散发传单、展览、演出等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国。特别是“血花剧团”、“王氏兄妹剧团”、“西北抗战剧团”、江苏淮安“新安旅行团”、及“平津学生演剧队”等剧团的演出，如《放下你的鞭子》、《到前线去》、《流亡三部曲》、《保卫卢沟桥》等节目，更是轰动全城，激发了广大民众抗日救国的爱国热情。同时，各种抗日救亡的刊物也纷纷出版发行，如邢华主编的《妇女旬刊》，迸步作家吴渤主编的《战号》，杨静仁和鲜维俊主编的《回声》，著名学者顾颉刚创办的《老百姓》，万良才主编的《抗敌》等等。许多进步书店还销售发行《新中华报》、《新华日报》、《解放》周刊等中国共产党的图书报刊，这些刊物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深入人心，很快就在兰州及甘肃出现了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喜人形势。正是由于兰州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和国共双方的友好合作，实现了西北全民族的团结抗战，所以兰州也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空袭的重要目标。

    兰州空战是中国抗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1937年11月5日到1943年10月4日，日军先后出动1441架飞机(侦察机除外)，先后有40多次对我西北进行空袭，对兰州的轰炸达到30多次，出动飞机1157架。在长达5年的空袭中，甘肃炸死663人，受伤680人，财产损失64.87亿元(按当时货币价计算)，兰州更是重灾区，全市无处不落炸弹，无处不遭轰炸。面对日寇的野蛮轰炸，兰州军民为保卫家园，不惜流血牺牲，同日本侵略者在兰州上空展开殊死空战。

    整个兰州空战，历时5年，无论日寇轰炸时间之长，还是兰州军民损失之残、战争之烈，都如同淞沪、武汉、重庆等地的空战，是中国抗战空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要强调的是兰州军民在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下，向敌人殊死搏斗，取得了空战的辉煌胜利，共击落敌机47架，敌机残骸在甘肃、新疆等地的展览，观者如潮，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始终保证了以兰州为中心的国际交通线的畅通和西北抗战基地的巩固。同时，甘肃人民在空战中同援华的苏联志愿航空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苏联志愿航空队的7名飞行员斯切帕诺夫、稚士、古力芝、郭尔捷耶夫、波拉巴诺大、马特、伊萨耶夫血洒长空，长眠在甘肃的大地上。兰州空战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甘肃是抗战时期重要的能源和军工基地

    20世纪初，中国工业所用的石油产品主要依赖“洋油”的进口，为此，经常发生油荒。抗战爆发后，石油产品的短缺更是雪上加霜，玉门油矿的勘察和开采为抗战解了燃眉之急。从1939年至1949年共钻井48口，年产原油8万吨。抗日战争期间，玉门油田生产的石油产品既保证了军事的需要，又基本满足了后方交通运输及其他方面的需求，有力地支持了抗战。1942年来华援助抗战的李约瑟先生特地在日记中写到，“乘车至汉中，从油库里装上了甘肃玉门产的汽油”。

    在抗战中随着东南沿海及华北、华中的相继沦陷，国民政府组织了一大批企业内迁，将发展工业的重点转移到西北、西南，提出“抗战建国”、“开发大西北”、“发展西北工业”的口号，截止到1945年，甘肃完整的机器工厂共有200多家，资本3.08亿元，开始较大规模地开发甘肃丰富的资源。如甘肃矿产勘测总队及矿业公司两次对全省40多个县、9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勘测，发现铁矿10余处，沙金矿10余处，其他矿130多处。全省年产水泥近万桶。仅成县、徽县、两当、西固四地，年产铁760至890吨。这些资源都是抗战中急需的资源。

    甘肃的工业体系也较为齐全，有纺织、石油、电力、制革、印刷、机器制造、冶炼、铸造、纸烟、面粉、化工、制药、玻璃等行业。各个企业的产品可谓军民两用，带有浓厚的军工色彩，军事订购是销售大宗。如纺织业，可年产军毯28.1万条，床毯轴500条，毛呢24016匹又42333米，土布46950匹，人字呢740匹，毛衣毛裤2600套，毛线26900公斤，栽绒600平方米。

    甘肃还是“工合”运动的重要地区之一，在路易·艾黎的亲自领导下，为发展战时工业，支持长期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如1939—1945年，工合西北办事处就承制了军毯约80万条，而这些军毯的大部分是由兰州、天水、平凉等地的工业合作社所生产。抗战时期，仅“工合”兰州事务所就组织起三十多个工业生产合作社，从事军衣、军鞋、火药、药品等各种军需品和棉布、棉毛毯、铁锅、纸张等民用品的生产，既支援了前线，又弥补了后方日用品供应品的不足，还培养了大批的技术工人，路易·艾黎创办的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名闻遐迩。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对“工合”运动交口称赞。

    尽管甘肃地瘠民穷，却在抗战中付出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的奉献。捐献军粮每年都有几十万石，全省捐款仅1942年就达22868580元，1943年高达71087500元，1943至1945年献马11800多匹。城乡妇女们也还不断地为前方将士缝制棉衣和鞋袜等。为了抗战救国，甘肃人民的确是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做到了竭尽所能。

    抗战爆发后不久，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就设立新兵招募处，又改名为甘肃师管区筹备处。按国民党政府军政部的分配，每月从甘肃应征5000名(自1938年1月起，减为2000名)。1944年11月蒋介石号召“十万知识青年从军”，甘肃省成立“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至1945年1月，共征集3760人(女青年120人)。在八年抗战中，我省共有418200人征募入伍，分配到前线部队参加各战区的作战，此外还有三支成建制的部队调往前线。可以说，几乎在抗日的各个战场，各个重大的战役中，都有甘肃籍将士奋勇杀敌的身影，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迹。如1941年6月，邓宝珊将军在抗战前线突然接到夫人和二子一女死于兰州空袭的噩耗后，含泪三日末进食，一直坚持战斗在前线，不断地激励部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正如毛泽东同志致信邓宝珊将军所说：“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了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甘肃是抗战时期重要的国际交通运输线

    抗战爆发后，随着沿海各省的相继沦陷，大陆腹地与外界的交通被切断，国际援助、进出口贸易只能凭借西南、西北地区。在西北，甘肃民工在没有施工机械的条件下，全靠人背、肩抗、铁锹挖，迅速修通了通向新疆、陕西、四川、宁夏的公路干线，使兰州成为西北公路中心和苏联援华空军中转站，承担了转运物资的重要任务。

    甘肃转运抗战物资的方式，在全国可谓独具一格，既有先进的航空运输和汽车运输，又有传统的驿运和筏运。抗战爆发后，甘肃的汽车运输业迅速发展起来，如西北国营公路运输局的汽车抗战初期只有400余辆，到了1939年，则达到1240辆之多。运输货物由1938年的1947吨增加到1940年的3350吨，甘肃的汽车运输业直接为军用物资的运输服务，大批的飞机等军需又通过汽车运输由甘肃转运到各地。甘肃的汽车运输业还为发展国际贸易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从苏联进口大量汽车、汽油、飞机及其他军需品和工业品，向苏联出口的矿产、皮毛、棉花、茶叶、生丝等，相当部分都是由甘肃的公私营汽车完成的，汽车踪迹还远至华北、西北、华中、西南八省区，有利地保证了国际贸易的进行。

    为了保证援华物资的顺利空运，国民政府在抗战中扩建了兰州机场，在兰州附近又新辟了东古城机场、西固城机场、中川机场、临洮机场，中苏空军联合空运大量的军用物资，仅苏联经过兰州援助中国的飞机就达千架以上。由于新兴的汽车运输和航空运输的运力远远不能满足抗战物资运输的需求，甘肃传统的驿运和筏运大显身手，发挥其制造简便、投资少、适应性强等特点，成为运输物资的一大主力军。据甘肃省财政厅统计，1939年全省从事运输的马17.6万匹，骡14.6万匹，驴72万头，骆驼3.7万匹，构成了庞大的运输体系，1942年甘肃驿运业完成的货物量和货物周转量，分别是当年国营西北公路运输管理局(当时在甘最大的汽车运输公司)的16倍和7倍。

    具有兰州地方特色的皮筏运输也被充分的利用起来，1936年，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组织了“皮筏运输工会”，主要为军需品运输服务，仅甘肃省驿运管理机关1941年征雇的皮筏为58只，1942年达200只之多。在1941年夏，国民政府油矿局通过兰州市政府，招聘20多名筏工，编组了5个载重6吨的皮筏，组成了皮筏运输队，在嘉陵江上试办筏运，从广元到重庆运石油，大获成功，轰动了重庆，成为中外记者的热门话题。

    可见，甘肃是抗战时期极其重要的国际交通运输线，从茫茫的戈壁滩，到滔滔的黄河急流中，到处都有甘肃人民转运抗战物资的身影，他们日夜维护着战时经济动脉的畅通，对抗战的贡献，完全可以同云南、同滇缅公路相媲美。

    兰州是抗战时期著名的文化中心

    兰州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名城，在抗战时期作为大后方的兰州，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地位较战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一大批名人相继来到兰州，很快使兰州成为抗战时期著名的文化中心。

    经过“八办”接送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和朋友。如周恩来、邓颖超、任弼时、蔡畅、王稼祥、林彪、陈郁、邓发、肖三、刘亚楼、李天佑、杨至成、潭家述、孔原、冯铉、常乾坤、王弼、朱德海、博古的妻子刘群先、腾代远、贺子珍、刘英、王明、康生、洗星海、孙维世、袁枚之，以及毛泽民夫妇、安碧秋天妇等。“八办”还接待了原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和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等。其中一些领导人还在兰做过抗战形势和党的政策的报告。

    来兰宣传或考察抗日活动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教育家。如在1938年来兰的著名作家、记者吴勃大力支持“王氏小剧团”的演出，创办刊物《战号》。在吴勃的邀请下，作家萧军、塞克和美术家朱星南、作曲家王洛宾和罗珊来兰进行各种宣传抗日的活动，王洛宾在兰州还创作了《达坂城的姑娘》等名作。1938年7月，艺术家赵丹、王为一、徐韬、朱今明、田烈来兰进行抗日宣传的演出活动。10月，著名作家老舍来兰，作了《两年来抗战中的文艺运动》的讲演。1938年，著名文学家茅盾带领一支文艺队伍来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两个月，茅盾作了著名的《抗战与文艺》的演讲。他在西北之行中，还创作了不朽杰作《白杨礼赞》。此外，陈嘉庚、于右任、李约瑟等名人也曾来兰州考察。

    来兰致力于教育的著名专家学者。在抗战的炮火中，著名大学纷纷迁移到大后方，产生了著名的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隶属于西北联大的原北平师大，在1941年迁往兰州，一大批全国闻名的专家学者住土顶平房，喝毛驴驮来的黄河水，在艰苦的条件仍然坚持教书育人，一时西北师院名流荟萃，如黎锦熙、袁敦礼、李建勋、孔宪武等，学术成果也极为丰硕，如黎锦熙先生就著有《国语运动大纲》、《词类大系》、《中华新韵》、《方志今议》、《汉字形义通典》、《中国文学之“太极图”辨证式的发展》、《全国注音字母总表》、《同官方谣谚志》、《论文研究法示例》、《钱玄同传》等12种著作。甘肃最早的大学兰州大学，在抗战时期和抗战后，也是学者云集、阵容庞大，如顾颉刚、史念海、张舜徽、盛彤笙、董秋爽等，顾颉刚先生讲《楚辞》，听者云集，场场爆满，兰大一时成为中国名校。

    可见，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抗战时期的兰州，其文化之盛，可比之于重庆、昆明等地，不愧为抗战时期我国著名的文化中心。

    总之，兰州及甘肃在抗战时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发掘和研究这段史实，对于今天我们继承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进行西部大开发，创建兰州为历史文化名城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