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永远装着一座最美金城

邓明在网上查阅资料

邓明在每年一度的迎新春灯谜竞猜上坐镇“射虎台”

    邓明，熟悉的人都知道，他就是一部关于兰州本土民俗文化、历史资料的“百科全书”。在他的书房里，除了一张摆放着电脑的书桌外，剩余的地方就只有一样东西——书。从史料到民俗，从兰州到甘肃，从个人专著到城市方志，这里单调的只有书。可又有多少人知道，无数跨越时空对历史的探寻就是在这里尘埃落定，厚重且平静。而归根结底，只因为这位老人的心里，永远装着一座最美的金城。

    “在50年代初期的兰州生态环境都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美，一种浸润着灵魂的美。”1947年10月10日，邓明出生于兰州龙尾山下的亦园，那时的兰州城在随后的10多年里成为了他至今难忘的最美回忆。“当时的城市面貌基本保留着清代的风格，甚至还能轻松地寻找到明代的文化气息，氛围特别好，这些都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无比鲜活、美好的存在着，我觉着就是一座很美丽的城市。”

    “为什么说美丽，那时的山上虽然没有多少树，但都被许多的植被所覆盖着，尤其是南山上的野草和灌木比较茂盛，北山多为稀疏的白刺、红沙、骆驼蓬等旱生杂草和小灌木。”重温旧事，邓明的语气透出发自内心的轻松、愉悦，目光也随着思绪的飘荡波动起来：“龙尾山四墩坪到太清宫之间的山坡上，寺庙道观高低错落分布，白塔山与金山寺的古建筑连为一片，黄河弯弯曲曲东去，把川区分割为南北两部分，人们大都住在四合院中，院内种花栽树，空气清新。夏天挑来浑浊的黄河水，倒在水缸里，放点白矾，擀面杖一搅，泥沙沉淀后，可以直接饮用。冬天的黄河水是蓝莹莹的，漂荡着冰凌，兰州人称之为‘麻腐’，娃娃们，掬一把小冰珠，咯嘣嘣当豆子吃。”

    “那时候我住在下沟，而对于一个在兰州土生土长的孩子来说，除了上山‘掏雀儿’下河洗澡，每天最惦记的其实是那几声‘吆喝’。”从山到水，邓明的旧时故事又到了著名的兰州小吃，一个别有滋味的“舌尖上的老兰州”。

    “热冬果、软儿梨、灰豆子、枣儿水、马奶头、吊蛋子、热晶糕、荞粉、面筋凉粉酿皮子、羊杂碎、凉面、辣子腐、油炒粉等等，一声声吆喝都勾着我的魂。”数不尽的兰州美食，伴随着那肩挑手提的无边“浅子筐”，与童年记忆里的美景一同烙印在了邓明的心灵深处。也许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正是这份对家乡浓浓的眷恋，在不知不觉中将老人的一生与兰州这座城市永远的浇筑在了一起。

    再后来的一段时光被邓明用简单话语略过，但隐约能感受到无法细说的背后的遗憾和失落。他说：“这份属于自然与人的美好，在城市建设的快速脚步中迅速消失了，经济发展浪潮推动了城市的改头换面，却也轻易将童年的美好毫不留情地抹去。那些年里，还十分年轻的我心底有些困惑，总想弄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生活的各种变化，而历史又究竟是如何迈出自己的每一步？”

    一颗在历史长河中渴望求知解惑的种子，就这样在当时不到20岁的邓明心中生根发芽，而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酷爱读书的父亲，却在无声中告诉了他：答案也许就在书里。

    “我家的书房叫惜阴堂，沿墙而立的书架上，插满中西文图书，父亲常常坐在方桌前无声地读书，而且从来没有阻止过我翻阅，先是丰子恺的儿童漫画，昔日的《小朋友》，后来是《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认不得的字放过去，大致意思还是懂的。大一点的时候，还会经常去兰园的兰州市儿童图书馆，在阅览室里看些书、杂志。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有个就像现在志愿者一样的小同学带着红袖章维持秩序，孩子们排队进场都要听他的指挥。他叫马玉祥，如今已是西北民族大学的退休教授。到后来，思考的越多就越感到对读书的渴望，书逐渐成为了我一生中最尊敬的良师，最亲密的挚友，最可靠的帮手。”

    1968年，21岁的邓明在西北生产建设兵团林二师屯垦，一个月20元的工资，每天主要工作除了翻地就是种地，与周边村里的农民无二。虽然面朝黄土背朝天，但心中对文学历史的追求并未消失，而在这段维持将近10年的时光里，唯一陪伴他朝夕相处的是整整一个木箱的书。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喜欢研究历史文化，年轻的时候我就喜欢与一些年长但很博学的人在一起，也结交了很多相谈甚欢、相处甚深的忘年交。”成长的岁月是微妙的，一个人、一件事甚至不经意间的一句话，都可能会影响一生，何况是在那个特殊岁月里拥有着同样性格、品质的人，他们在毫不知情中却都为邓明未来所取得的成就，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坚强，执着。这是我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的共同点，这些在文革时期依然能够依靠自我学习而独自充实生活、追寻梦想的人，正是因为这样的品质而低声但精彩地活着。”说到这里，邓明的脑海中一定浮现出了一张张熟悉而清晰的面孔，每一个名字说出时都被他刻意的加重了语气，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60年代初，春节谜会上认识谜家与书法家刘子荫先生。他常说，猜灯谜是雕虫小技，不可沉溺其中，荒废学业。他曾为《甘宁青史略》作者慕少堂先生的秘书，熟知兰州历史文化，人文典故。我常去拜访，受益匪浅。”

    “我在‘文革’中认识张思温先生，他已经大约60多岁，在那个读书人备受歧视和冷遇的特殊时期里，这位私塾出身的学者毫不气馁、孜孜不倦地坚守着自己对地方历史文化的喜爱和追寻。他不仅历史文化学养深厚，而且能诗善文，勤于笔记，常常研磨濡笔书写。”

    还有刘子荫先生引见的叶寓尘先生、颜刚夫先生……这些在邓明心中的老师，都在他的生命阅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邓明说：“在林二师，遇到一位70多岁的原西北民族学院回族教授马霄石，他在附近的生产队下放，是研究西北民族史的。他留着一撇与鲁迅相仿的胡子，身材又高又瘦，手里拿着一把拐杖，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和哈萨克皮帽，斯文儒雅，在当地农民中宛若鹤立鸡群。他在册页上用遒劲潇洒行书书写自己创作的诗词。工余，我经常到他住的窑洞求教，获益良多。”

    “与这样的朋友交往，内心不仅是平和、安稳的，我的精神更在鼓励和帮助中不断得到净化和升华，不断的为之后新的人生积蓄着力量。直到第二年恢复高考，我才迎来了自己人生真正意义上转机，那一年我已经整整30岁。”打倒“四人帮”后第一年恢复高考，因为消息的闭塞，邓明无奈的错过了，好在这份转机并未让他等太久。

    1978年，邓明考入了张掖师专（今河西学院）攻读中文专业，在相隔10年后重新获得的两年学校时光让求知若渴的他倍感珍贵，放下锄头拿起笔的变化毫不亚于一次重生，多读、多学成为了他心底最强烈的愿望。

    1980年，学业期满毕业的邓明被分配到兰州六中当教员，谦虚、认真、踏实的秉性让他很快完成了从课桌到讲台的转变。尽管当时在单位还是算新人，但凭借着自己扎实的知识积累，他的讲课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出的作文题目也很别致，能引起学生写作的欲望。

    “在兰州长大的我在享受稳定生活的同时，更加强烈的想知道这个地方原先是个什么样子，究竟是经历了怎样的一种文化传承脉络，毕竟与历史的发展相比人的生命显得是那么的短暂和微不足道。因此，这强烈的好奇心令我在上课之余都会继续自己对传统文化的追求，希望以在不断探讨、寻求中完成相关历史问题的方式，来不断拉近自己与梦想的距离”邓明说。

    在这段时间里，邓明根据自己对兰州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写成的“豆腐干”，经常会发表在《兰州晚报》、《兰州日报》上，求实的作风、准确的观点和丰硕的成果，不断受到业内人士和社会的认可。1988年，邓明调至兰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与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吕叔桐等多位有热情、有见识、有积累、能吃苦且志同道合的人，一同投身到兰州市第一轮方志——《兰州市志》及三县五区志的编纂工作中。至此，他的毕生追求与主业终于完全融合了。

    “我很庆幸，为了从事本土历史文化研究，我几乎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期间，而我的家人们从来没有埋怨或不理解，他们用无声的支持为我创造出了最宽松的工作环境。特别是我的父亲，不仅为我赋予了令我受益终身的习惯和性格，自始至终的关注着我的每一点进步和成长。每当看到有我撰写的文章发表，他都会仔细阅读后用红笔在旁边写下点评和注解，鼓励着我的进步，解答着我的困惑。”回忆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倾心兰州历史文化的这些岁月，他不由感慨万千。

    “知道过去，才能为将来赢得基础或条件。”邓明告诉记者：“因为兰州这座城市，并不是在戈壁滩或沙漠上突然冒出来的，这里历史文化相当悠久深厚，但是战乱等等原因导致史料十分散乱。再加上对于全中国的历史来说，兰州只能算是一个小地方，一个很微观的课题，史料很少，最终导致少有人把精力放在这里。因此，研究兰州的文化历史成为了我一生的爱好和追求。”

    “兰州的历史不仅需要挖掘，更需要把优秀的并有价值的一面展示出来。这里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用一本书、一台戏、一碗面来标注还远远不够，真是太肤浅了，因为兰州作为丝路重镇不仅是物质上的渡口，更是文化的渡口，深厚的文化积淀需要更多人去探寻亮点，并以此造福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