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后更应“合作性保护” 

6月22日下午，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大运河项目通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2项世界文化遗产，加上随后入选的丝绸之路，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已仅次于意大利，居世界第二。（《扬州日报》6月23日）

在2000多年的时空里，大运河默默滋润着沿线城市，直至今天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说绵延万里的长城是中华民族挺拔不屈的脊梁，那么贯穿南北的大运河则是民族川流不息的血脉。大运河申遗成功，是众望所归的大喜事。

但是，申遗不是目的。在所流经的2000多年岁月里，沿线城市虽然一直感恩着大运河，但不可否认的是，大运河沿线的文化遗存也遭到了一定破坏。特别是随着运河时代向江海时代、空港时代变迁、大运河重要性的下降，大运河沿线文化遗存的破坏着实让人痛心。大运河申遗已整整历时八年。这八年来，得益于大运河申遗，大运河沿线文物的抢救以及大运河地位的上升，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正是大运河申遗的意义所在，也是大运河申遗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保护而言，申遗成功是一个逗号，而不是句号，申遗成功应成为大运河保护的一个新起点。在大运河申遗成功之前，中国世界遗产的数量已经非常可观，揆诸过去，这些已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是否都得到了足够好的保护？早在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我国14处1994年前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项目进行了监测，发现它们多数都在保护与利用方面存在某些问题。比如，敦煌莫高窟壁画的脱落、泰山周围环境的不和谐、孔府及孔庙和孔林的被淹事件等，都曾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武陵源、九寨沟等自然遗产项目，也因游客过多而面临被破坏的危险；秦兵马俑及秦始皇陵，更是一度有摘牌之虞。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延续丝毫不比申遗轻松。

大运河申遗更有其特殊性。过去的世界遗产，都只有一个点，如黄山只涉及安徽，而大运河涉及8省市35个城市。在申遗中，各地由于共同利益而走到了一起，现在申遗成功了，功劳和荣誉都是大家的，利用与保护也是大家共同面对的问题，如何更好地平衡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呢？其中，任何一家在认识上出现偏差，在行动上出现问题，受损的都是整条大运河。在申遗中，国家层面明确了扬州为牵头城市，相关城市成立了相关组织。申遗成功后很可能出现各自为阵的情形，这是不能不考虑的。

申遗成功意味着责任更大，大运河保护的更大挑战还在申遗后。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曾表示，“申遗工作的完成，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更重要的工作还在后面。申遗的成功意味着责任的加大，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针对大运河的特点，如何更好地推进“合作性保护”，是否应该成立更高层次的保护机构，以便协调沿线城市更好地保护，这些都是迫切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