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后更应“合作性保护” 

24.06.2014  14:50

6月22日下午,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大运河项目通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2项世界文化遗产,加上随后入选的丝绸之路,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已仅次于意大利,居世界第二。(《扬州日报》6月23日)

在2000多年的时空里,大运河默默滋润着沿线城市,直至今天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说绵延万里的长城是中华民族挺拔不屈的脊梁,那么贯穿南北的大运河则是民族川流不息的血脉。大运河申遗成功,是众望所归的大喜事。

但是,申遗不是目的。在所流经的2000多年岁月里,沿线城市虽然一直感恩着大运河,但不可否认的是,大运河沿线的文化遗存也遭到了一定破坏。特别是随着运河时代向江海时代、空港时代变迁、大运河重要性的下降,大运河沿线文化遗存的破坏着实让人痛心。大运河申遗已整整历时八年。这八年来,得益于大运河申遗,大运河沿线文物的抢救以及大运河地位的上升,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正是大运河申遗的意义所在,也是大运河申遗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保护而言,申遗成功是一个逗号,而不是句号,申遗成功应成为大运河保护的一个新起点。在大运河申遗成功之前,中国世界遗产的数量已经非常可观,揆诸过去,这些已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是否都得到了足够好的保护?早在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我国14处1994年前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项目进行了监测,发现它们多数都在保护与利用方面存在某些问题。比如,敦煌莫高窟壁画的脱落、泰山周围环境的不和谐、孔府及孔庙和孔林的被淹事件等,都曾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武陵源、九寨沟等自然遗产项目,也因游客过多而面临被破坏的危险;秦兵马俑及秦始皇陵,更是一度有摘牌之虞。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延续丝毫不比申遗轻松。

大运河申遗更有其特殊性。过去的世界遗产,都只有一个点,如黄山只涉及安徽,而大运河涉及8省市35个城市。在申遗中,各地由于共同利益而走到了一起,现在申遗成功了,功劳和荣誉都是大家的,利用与保护也是大家共同面对的问题,如何更好地平衡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呢?其中,任何一家在认识上出现偏差,在行动上出现问题,受损的都是整条大运河。在申遗中,国家层面明确了扬州为牵头城市,相关城市成立了相关组织。申遗成功后很可能出现各自为阵的情形,这是不能不考虑的。

申遗成功意味着责任更大,大运河保护的更大挑战还在申遗后。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曾表示,“申遗工作的完成,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更重要的工作还在后面。申遗的成功意味着责任的加大,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针对大运河的特点,如何更好地推进“合作性保护”,是否应该成立更高层次的保护机构,以便协调沿线城市更好地保护,这些都是迫切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