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在谈论张爱玲其人，什么时候我们来谈谈张爱玲的作品
被研究的张爱玲，被赞美的张爱玲，她的故事会一直流传下去，她的姿态会永远被人记得。她的作品与创作，在各种热闹的解读与考证的语境中，时常只是辅佐轶闻和谈资的边角料。在她去世后的20年后，或许可以重新借由她本真的创作，拂去萦绕在她身上种种的谜团与微尘，来洞见张爱玲才华与思想真正发光的部分。
有关《色，戒》的误会？
关于《色，戒》小说故事原型，不少评论指向是，1939年郑苹如刺杀汪精卫手下丁默邨的真实事件。上海名媛郑苹如生于1918年，是当年上海第一大画报“良友画报”曾将其作为封面女郎。上海沦陷后，她秘密加入中统，混迹于日伪人员当中，获取情报。后参与暗杀日伪特务头子丁默村，暴露身份被捕。学者陈子善曾经说过，郑苹如刺杀丁默村的时候，张爱玲并未在上海，当时她是在香港读大学。她知道这件事情，是从后来上海各种小报的大肆渲染中获悉的。还有说法是，张爱玲是从胡兰成口中得知这个故事，获得了详细细节并最终将其写进了《色，戒》中。
《色，戒》也被认为是写尽了男女之间最本质的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所以有另外一种推测是，《色，戒》影射了张爱玲和胡兰成的关系。
原型说可谓成为大众对小说《色·戒》普遍的看法，结果连郑苹如的家人，也要在美国召开新闻发布会声讨李安和张爱玲。《宋家客厅》的作者宋以朗觉得这些声音和评价，对张爱玲是一种误解和不公平，他认为《色·戒》的故事并不是源于郑苹如。“《如果我赶在电影《色，戒》上映前说明经过，就不会有以下事情发生。”
事情可以上溯得到50年代初，宋淇在通信中跟张爱玲讲了一个故事，用她在《惘然记》序中的讲法就是：“这三个小故事都曾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1983年，宋淇在跟水晶提过《色·戒》故事的来历：“主角当然不叫王佳芝，那时候燕京有一些大学生、中学生，爱国得不得了，自己组织一个Cell（单位），也没有经验，也没有经验，就分配工作，家里都是大少爷。其中一个是孙连仲的儿子孙襄德，后来我在香港碰见他。他是一个头子，然后他们在北京、天津哐哐哐一连开枪打死了好几个汉奸，各方面一查之下，什么也不是：军统也不是，中统也不是，国民党各方面都不是。而且特务各方面都通的。彼此都有double-agent(反间谍)。日本人、宪兵队、中统、军统……大家一查，都不知是谁搞的。后来，就有人不知道怎么搭上戴笠军统的线，就拿这些人组织起来，一旦组织起来就让反间谍知道了，于是有几个人被逮去了。”
宋淇在1977年的信中更是斩钉截铁地跟张爱玲说，女主角绝对不能是国民党政府正统特务。宋淇认为，一个抗日女间谍事到临头出卖自己人，一般读者不会接受，尤其对当时的台湾国民党政府来说，他们的特务绝对不会变节。若这样写，审批肯定通不过。当时台湾可是张爱玲最大的市场。于是他建议，一定要把女主角写成“一个普通人受特务安排，而去执行一件特别的任务，甚至可以说连外围都不是”。
最后是张爱玲自己想通了：岭南大学迁港后，有这么一群爱国学生，共谋由一个女生出面去诱杀一名大汉奸。因为她是以少妇身份去勾引他，所以先得跟一个同伙的男生发生性关系。结果大汉奸在香港深居简出，她根本无法接近。她觉得同伙的男生占了她便宜，而且也不是她喜欢的人，反而因为那些同学好像看不起她，所以有点受委屈的感觉。有了这心理背景，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女孩子，对钻石、戒指眼花缭绕而埋下伏笔。珍珠港事变后，这一群人来沪转学，与一个国民党地下工作者搭上了线。地下工作者看他们虽然没受过训练，但有宝贵的经验，不过觉得他们太嫩，就只派了一人参与指挥。事败后他成功脱逃，而学生群体则被一网打尽。这个故事有哪一点像郑苹如事件？所以王佳芝根本不可能是郑苹如。“电影上映后，因为太多人捕风捉影，说什么‘张爱玲诋毁民族女英雄’，我只好公开澄清《色，戒》故事的来历，但不少媒体依然继续推波助澜，令谣言越传越凶。这不奇怪。如果你是刊物编辑，要吸引读者眼球，你认为以下两个标题哪一个较抢眼呢？是‘张爱玲与宋淇的文学讨’”呢，还是‘汉奸妻张爱玲污蔑民族英雄郑苹如’？”宋淇说。
其实早在1978年，张爱玲就写了《羊毛出在羊身上》一文为自己“辩白”，反驳当时的评论文章《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评＜色，戒＞》，开头便说道“我最不会辩论，又写得慢，实在匀不出时间来打笔墨官司。域外人这篇书评，貌作持平之论，读者未必知道通篇穿凿附会，任意割裂原文，予以牵强的曲解与“想当然耳”：一方面又一再声明“但愿是我错会了意”，自己预留退步，可以归之于误解，就可以说话完全不负责。我到底对自己的作品不能不负责，所以只好写了这篇短文，下不为例。”
《相见欢》始终曲高和寡？
张爱玲的短篇小说《相见欢》，初刊于1978年《皇冠》杂志，这是一部曲高和寡的作品，直至后来也有很多张迷，对于张爱玲的文风改变感到不解。例如香港作家亦舒嫌《相见欢》没有骨干，觉得整篇小说两万余字都是中年妇女的琐碎对白，一点故事性也没有，连她都看不下去，“怕只有宋淇老先生还是欣赏的”，把宋淇都牵了进去，因此张爱玲觉得很抱歉。爱玲当时说他们恨不得她快点死掉，免得破坏形象，可见中国人对老的观念太陈旧。亦舒反对她复出，更言：“世界原属于早上7、8点钟的太阳，这是不变的定律”。
宋以朗在《宋家客厅》中为《相见欢》辩护，他指出亦舒这篇短文其实充斥着错误，最明显的是把《相见欢》中提及的中著名旧小说《醒世姻缘》误当电影，“确实是无知者无畏。”香港的迈克也在2010年写短文赞赏《相见欢》：“张的明镜偏偏照出迂回曲折的世态人情，读者教人又笑又叹。”
张爱玲在《表姨细姨及其他》一文中，早就很有洞见地指出一般读者看不懂《相见欢》的原因：“（小说）几个人一个个心里都有个小火。山在，尽管看不见火，只偶尔冒点烟，并不像林女士说的‘槁木死灰’‘麻木到近无感觉’，这种隔阂，我想由来已久。我这不过是个拙劣的尝试，但是‘意在言外’‘一说便俗’的传统也是失传了，我们不习惯看字里行间的夹缝文章。而从另一方面说来，夹缝文章并不是打谜。”
《上海懒汉》是《浮花浪蕊》的初稿？
在张爱玲的一本相关传记中，曾提及过张爱玲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已写好的或准备写的三篇英文小说，且记下标题，分别是：Bridge of FilialP iety；CorpseD river和The Shanghai Loafer，都是中篇或短篇。《TheShanghai Loafer》似乎是三篇中最有名的，Shanghai就是上海，Loafer在英文里可解释为“懒人”或“懒佬鞋”。张爱玲的传记作者们已经有几个中文译名，如《上海游闲人》、《上海闲人》、《上海白相人》等。
“上海懒汉”显然是The Shanghai Loafer的中译，据我所知，这也是张爱玲唯一一次向我爸爸提到这篇小说。其次，她明明白白地说，她之所以把这故事称为“上海懒汉”，是因为她“不过是为了表示本来只是一个人家的故事。”宋以朗是这样理解的。
1983年1月，张爱玲在《惘然记》序中说：“其实三篇近作也都是一九五零年间写的，不过此后屡经彻底改写，《相见欢》与《色，戒》发表后又还添改多处。《浮花浪蕊》最后一次大改，才参用社会小说做法，题材比近代短篇小说散漫，是一个实验。这三个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其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
《上海懒汉》就是《浮花浪蕊》的初稿？《色，戒》叫T heSpyring(可译为《间谍之戒指》或《间谍圈》)，《相见欢》叫Visiting(可译为《探访》)，中英文名称都很靠谱，但《浮花浪蕊》和TheShanghai Loafer这个名字实在搭不上边？“我只能告诉你，《相见欢》本来也不叫“相见欢”的，张爱玲一直称它为“往事知多少”，跟V isiting也相去甚远。1978年，她写信给爸爸说：“《往事知多少》题目被陈香梅用了去了，另想了个《话旧记》太瘟，《情之为物》太preten-tious(做作)了些，但是帮助解释主题。”可见《相见欢》本来还有好几个名字，她不说，实在也想不出当中的关联。既然《浮花浪蕊》曾被她“彻底改写”，它有可能就是《上海懒汉》吗？我认为极有可能。”
看过《浮》的读者也知道，故事是从洛贞的角度写的，“浮花浪蕊”的意思当然是指漂泊异乡的洛贞，也指故事中的一众女子，如范妮和英印人的日本太太，可以说《浮》的中心主题是那群女人的命运，不是什么“上海懒汉”。但这是张爱玲廿多年间屡次改写而成的版本，不是最初的版本。《浮》里写得最多最用力的男角就是艾军，而艾军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上海懒汉：他留学要妻子范妮照顾起居，不懂驾驶，读了十多年才得学位，回国后做什么生意也失败，要依赖哥哥和妻子过活，妻子到香港后，自己留在上海卖房子却卖不成，只终日在舞厅流连，最后竟把老婆活活气死。《浮》的艾军，形象跟“上海懒汉”这名字完全符合，很可能就是《T h e S h an g h aiLoafer》的轴心人物。
这假设也可以很有效地解释为什么《上海懒汉》和《浮花浪蕊》的英文稿都同时失踪———因为这两本就是同一本！但为什么会不翼而飞？张爱玲在1966年12月30日致函夏志清：“我搬来搬去的次数太多，有两篇没发表的短篇小说稿子都遗失了。”是哪两篇呢？不得而知，但遗失稿子于张爱玲而言确实平常不过。
“《上海懒汉》猜想，恐怕是难以严格证明的，除非可找到它的英文原稿吧。但至少那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也很有解释力。《上海懒汉》这本书传说了这么多年，而《浮花浪蕊》也不知不觉问世了三十年，却好像没有任何人猜到这两者的关系。如果我的猜想没错，《T heShanghai Loafer》其实早已‘转世’，只是大家都认不出这位‘活佛’来。”宋以朗在《宋家客厅》中写道。
张爱玲没有写的作品？
1990年2月15日张爱玲致宋淇信，谈及想写一篇谈相面的文章 1990年2月15日张爱玲致宋淇信，谈及想写一篇谈相面的文章
张爱玲有过不少构思好但没有写好的作品，只是听过的人很少。她曾告诉宋以朗想写苏青和她小叔的故事，是一个名为《aroma port》的长篇，(芳香的港)结果也没有写。
张爱玲还想过写一篇名为《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小说，张爱玲构思这种题材，打破了我们对她的传统想象，但最终她还是放弃了这本书，她在与宋淇家通信中提到“郑和小说因为没有英美人（至少欧洲人）做主角之一，我认为美国读者不会有兴趣的，短的历史小说没处登，长的又工程浩大，不值一试。”但根据推测，张爱玲很可能想把故事改编成电影剧本。
1985年10月，张爱玲写信给宋淇说想写一篇《不扪虱而谈》放在《续集》发表，目前没工夫只要先让它去了。宋淇回复道“《不扪虱而谈》题目极精彩，但写起来极不容易。不过写出之后可以（silence）消除所有的窃窃‘私语’。”可惜跳蚤对张爱玲的困扰似乎达到灾难级，结果这篇文没有写成，而她很可能为了躲避跳蚤，就连《续集》的序也无暇顾及。据林式同说，她自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几乎每星期搬一次家。为了跳蚤问题一直过着流离迁徙的日子，还怎么专注写作？她打算写《不扪虱而谈》，结果却是“扪虱而不谈”，十分讽刺。不由得想起《天才梦》中那句名言：“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占卜算命、心灵感应之类的事情一直是张爱玲感兴趣的，《异乡记》和《怨女》中就有一大段写算命的，1937年圣玛利亚女校校刊《凤藻》，张爱玲把漫画和真人照片结合，把自己画成水晶球的巫女，又画了她幻想中的各个同学的未来。张爱玲自己常借宋淇家的牙牌签书占卜，《张爱玲私语录》中说“Medium(通灵者)——从前胡XX就说我写的东西‘有鬼气’。我的确有一种才能，近乎巫，能够预感事情将如何发展。我觉得成功的一定会成功。”1990年，张爱玲对宋淇说，十二年来一直想写一篇讲相面的书，在洛杉矶中央图书馆见到的《美国总统列传》，“最粗目的是林肯照片特别清晰，耳垂分裂为二。因为找不到参考资料，文章变搁置了。1989年12月11日，张爱玲写信给庄信正说：“我想写篇散文关于灵异，提起陈先生陈太太告诉过我济安病发当时的telepathy。”陈先生指陈世骧，济安就是夏济安，他在1965年2月因脑溢血离世。Telepathy是“心灵感应”，陈世骧夫妇的奇异经验，可见于陈世骧的《夏济安先生哀诔序》。“谈灵异”这篇散文，张爱玲没有跟我爸爸提起，但凭她写给庄信正的那句话可知，所谓“灵异”不是指鬼魂或U FO，而是指“预感”、“心灵感应”之类的现象。她晚年写给我爸爸的信，会偶然提及荣格（Carl Jung），甚至讨论祈祷功效，这些话题都符合她的“巫女”气质，也跟心灵感应有关。
1980年6月7日，张爱玲打算以曹禺为题，写一篇叫《谢幕》的小说，讲一位访美的中国剧作家，在美国大学的鸡尾酒会，回忆起战后上海电影公司的盛宴，用两个派对来对比今昔。最后张爱玲也没有写，原因从她1988年这封信里可以猜到：“《谢幕》小说的主要内容是两个party（派对），战后上海电影公司欢迎曹禺从重庆回来，加大演《雷雨》后的鸡尾酒会。他的私生活我其实一无所知，全部臆测，除了陪李丽华买衣料这件琐事。”张爱玲的写作态度非常谨严，在动笔之前，总要再三思考，把每个角色都想得清清楚楚，连面貌体型都有了明确的轮廓纹，才着手描写。既然对曹禺不熟悉，她便干脆不写。
张爱玲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中学毕业，学校年刊《凤藻》曾刊登了一张调查表，由当年的毕业生填写自己最喜欢什么，最恨什么等等。张爱玲的答案往往出人意表，非常有性格，张爱玲称它为“爱憎表”。这“爱憎表”没有收入张爱玲的文集，也没多少人看过，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被陈子善发掘出来发表，可惜没有写完。80年代末，张爱玲还曾打算写一中篇小说《美男子》，更与宋淇二人往来了8封信，商讨一些情节，情况就如当年的《色·戒》，只是这次并没写成。
（内容资料来自《宋家客厅》 宋以朗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