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选举中央委员哪位犯过错干部名列投票最后一名？

核心提示：当毛泽东看到秦邦宪（中委最后一名）、王明（中委倒数第二名）最终被选上中央委员时，脸上露出了笑容。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网，作者：孟兰英，原题为：《中共七大幕后之谜》

这是一次承前启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时隔70年，出席会议的代表大多已经离世，会议期间所发生的不为人知的事情被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然而透过那些口传身授流传下来的珍贵记忆，人们依然能触摸到历史的痕迹，一个又一个故事在其中蜿蜒展开……

中共七大也是第一次没有共产国际参与的党代会，当年，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

几经变更，会议召开时间多次延宕

于抗日战争后期召开的中共七大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全国代表大会，但其召开时间却屡被推迟。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中共六大是1928年6月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举行。而党的七大却到了1945年4月23日才在延安召开，期间相隔了整整17年之久。相距这样长的时间，是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的。

事实上，党的最高领导层对召开七大，曾有过多次动议和酝酿。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又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后推迟。

七大多次延宕的最大因素是动乱和战争。

实际上，早在1931年1月的中共第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曾有过准备召开七大的动议。全会决定“委托新的政治局展开必须的准备工作”。之后由于国民党接连对中央苏区发动“围剿”，党要以主要精力集中于战事。加之这期间，党的最高领导顾顺章、向忠发的被捕叛变，中共中央被迫由上海转移至中央苏区。这样，召开七大自然无力顾及，准备工作被迫中断。

1936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随后发生了“西安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成立了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筹委会下设了一个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5人组成的秘书处，以及由毛泽东、王明、朱德等25人组成的“七大”代表召集委员会。会议的召开已指日可待。然而，由于一些情况的相继出现和诸多因素的不断干扰，这个决议最终没有付诸实施。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关于召开七大的有关事项。任弼时在会议结束后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当年的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开七大的决议，对七大报告的起草、议事日程、代表分配及产生办法等问题，作了若干规定和明确指示。1939年6月和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两次向各地党组织发出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并要求当年9月1日前确定代表人选。

不久，国民党顽固派接连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我党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领导军民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和粉碎日寇扫荡上，召开七大的事又一次被搁置起来。

1941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当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召开七大。后因张闻天与毛泽东交接党的总书记工作和整风、大生产等运动再次推迟。

1943年7月17日，中央书记处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在8个月到9个月内召开七大的建议。8月1日又发出了《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后因中央政治局重新召开整风会议，已经启动的会议进程再次中断。直到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正式决定了七大召开的日期和议程。

1945年4月23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大终于开幕。

在自己建造的房子里开党代会

与中共七大开会的时间数度更改一样，会议地点的确定也经历了多次反复。

据资料介绍，中共中央最初考虑会议的地点是在陕北安塞县举行。1940年5月，主管这一工作的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和副秘书长李富春曾亲自去安塞实地考察过。他们认为，那里环境隐蔽且便于防空，是召开大型会议的理想之地。但有几点不尽如人意之处：一是交通不便；二是离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较远；三是那里的生活物资比较缺乏，供应难以跟上。

中央领导通过反复权衡利弊，只好放弃了这一方案。

安塞计划放弃后，有关部门又把会议地点放在延安枣园。枣园树木密集、高大，便于隐蔽；离中央领导住处较近，便于及时汇报与沟通；枣园的物资较安塞充足，便于采购和供应。然而，待一切就绪后，却发现这里的水源严重不足，而且水质也不好。加之代表们的住宿也成问题，这样，在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后最终还是放弃了。

后来，经多方权衡并报中央书记处拍板同意，最终将七大会址选定在了延安杨家岭。

礼堂的地基是原有的，这座可容纳三四百人的砖木结构、茅草覆顶的礼堂在遭受火灾后留下了废墟。会址确定后，李富春便请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建筑专家杨作材重新设计了建筑方案。杨作材加班加点拿出了两个修建方案。一个规模相当宏大，足够全部中央机关人员在一幢建筑内工作。李富春看了这个方案开玩笑说：“你不是想在这个地方建都吧？”另一个方案因为比较实用更像个开会的地方，便确定了下来。

除了当地的建筑工人之外，中央机关以及部队院校的很多干部职工也参加了义务劳动。但当初人们并不知道这座建筑是什么用途，因为是严格保密的。

杨家岭中央大礼堂1941年开始修建，1942年完工。整个礼堂建筑朴素大方、壮观美丽，体现了中西合璧的设计风格——外观是仿苏联式，内部是陕北窑洞式的石拱结构。礼堂可以容纳上千人。修建这么一座礼堂，今天来说可能算不上什么，但在当时的延安，可称得上“宏伟建筑”了。这也是当年延安唯一的有木梁和木柱的大型建筑物。因为前六次党代会都是在别人修建好的房子里召开的，所以，朱德风趣地说，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自己修建的房子里召开代表大会。

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七大会期总共50天，在自己建的房子里，中共中央构筑了第一座理论大厦——毛泽东思想。中共七大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

虽然七大最终顺利召开了，但鲜为人知的是，出席会议的700名代表是历尽艰辛才到达延安的。由于战乱，代表们去延安的路程可谓困难重重，险象环生，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其中有不少人来自沦陷区，要通过敌人的封锁区，交通不便，有的骑马，更多的是步行；因为路途遥远，环境险恶，有的化装成商人、小贩或乞丐，甚至提前几年出发，靠一双脚板昼夜兼程；有的是由游击队护送来的，有的则是通过伪军的内部关系护送来的；有的是从国外辗转归来的。有的同志在路上遇到敌人袭击时身负重伤，甚至牺牲在途中。对党的忠诚，对延安的向往，使代表们历经艰险汇聚到了宝塔山下。

“我们不要把犯过错误的人推出去”

选举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是七大的一项重要议程。

七大的选举，有一个过程。首先是酝酿阶段。在酝酿阶段中，代表们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对犯过错误的同志，该不该选举？

毛泽东在所作的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既要选举那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也要选举在那时犯了错误，（现在）承认了错误、改正了错误的人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对那时犯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只要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经过学习，这样我们就有了更大的免疫性。”

经代表们充分酝酿和讨论，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包括王明等几位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

高扬文作为太岳区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时，高扬文担任计票员。投票后，一个身躯高大的人突然出现在计票员们面前，大家抬头一看，原来是毛泽东来到了他们的工作现场。

毛泽东坐了下来，笑容满面地问起每位候选人得票的情况。大家将已经计算出来的票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很关心地询问了洛甫（张闻天）与博古（秦邦宪）的得票情况，还特别问了王明得票多少。因为票数还未统计完，计票员如实作了回答。

毛泽东沉思片刻后说：“最好能选上。”他又说：“‘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犯了错误的人也有代表性……我们不要把犯过错误的人推出去，而要团结他们。犯了错误，改了就好。”然后，毛泽东平静地坐在那里，耐心等待着计票员们把选票统计完毕。当毛泽东看到秦邦宪（中委最后一名）、王明（中委倒数第二名）最终被选上中央委员时，脸上露出了笑容。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关心博古（秦邦宪），尤其是王明能否选上中央委员呢？

毛泽东在作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时解释说：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对过去犯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手推开，只要他们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就行了。毛泽东还在另一次会上说：这些人的错误，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犯的，经过整风，已经把问题弄清楚了，就不应太着重个人的责任。毛泽东还说过，批判陈独秀时有些偏重个人责任，而对总结经验不够。与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很关心王明能否当选，亲自来到后台了解情况。足见，毛泽东能够如此宽宏大量，以党的利益为重，以团结为重，体现了何等的高风亮节。

由于心情舒畅，随后，毛泽东便与高扬文攀谈起来。他首先询问了高扬文的名字。高扬文回答说，名叫杨文（这是当时的名字，未加高姓——作者注）。

毛泽东微笑着说：“你的名字很好，‘杨柳、文章’。”顿一顿，他又说：“杨树、柳树都是好树种，特别是柳树，把树枝插到地下，就会生根成活。抗战胜利了，我们在延安的干部就要大批出去工作，你们要像柳树一样，不管到什么地方，就要到那里生根，和当地的干部、人民一起，把革命工作搞好。”

毛主席的这一番教导，对高扬文等同志都有很大的启发，影响了他们一生的信仰和工作态度。

毛泽东和大家一面交谈，一面在后台共用便餐，吃了一顿红烧肉。

用镜头记录历史瞬间

这次大会的规模和历时都是空前的，而为大会摄影的任务就落在了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的肩上。为了拍摄好这次会议，电影团负责人吴印咸会前就赶到了会场，了解拍摄条件，反复研究，确定拍摄办法。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那时胶片的来源在几年前就已经断绝了，吴印咸一向节约，特意留有备用。大会期间，为节约胶片，吴印咸一再精打细算，做了仔细而周密的拍摄安排，从任弼时主持开幕、毛泽东作《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到最后毛泽东作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每个重要的议程和会议瞬间，吴印咸都没有漏掉。

中共七大会场是由延安鲁艺美术系教师钟敬之设计的，整体风格简朴而富有新意：主席台中央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的巨幅侧面头像，两边各插三面党旗，主席台前后与左右两侧的长条桌后各摆放着5把椅子，供主席团成员就坐。主席台前沿的石拱上书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大幅标语，标语两侧挂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礼堂两边挂有6个很大的V字型旗座，旗座上插着党旗，并钉有一个标语牌，上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8个字，礼堂后墙上书写着“同心同德”4个大字，正厅摆放着200条长凳。

由于当时的条件有限，缺少照明设备，礼堂主席台的位置光线显得很暗，对于缺少闪光灯的吴印咸来说是个不小的困难。他开动脑筋，采取相应措施，最终保证了拍摄工作的顺利进行。

拍摄参加“七大”的中共领导人时，吴印咸独具匠心，运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使拍摄的照片既反映了人物的真实面貌，又突出了每个人物发言时的不同特点。

在拍摄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的毛泽东时，吴印咸既用摄影机又用照相机，多角度拍摄下毛泽东富有表现力的手势和神情；在拍摄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的刘少奇时，吴印咸从侧面取景，将刘少奇身旁的一束鲜花纳入照片中，使这幅简单的人像摄影具有了艺术的美感。几十年后，这张照片被印制成邮票，成为收藏的珍品；在拍摄作《论解放区战场》军事报告的朱德时，吴印咸将朱老总置于画面的左方，使主席台上的领袖群像巧妙地成为照片的背景，不但突出了人物，而且显示出了拍摄的事件背景；在拍摄作《论统一战线》报告的周恩来时，吴印咸大胆采用了仰拍的手法，画面上部留出了大面积的空白，顶上一盏明亮的灯光进入了照片的左上角，给照片赋予了浓厚的象征意义：中国人民的革命是在指路明灯——中国共产党的照耀下前进的。

众多照片中，七大全景的照片最费心思，也是流传最广的照片之一。这张全景照片，看起来好像是用广角镜头拍摄的，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吴印咸手中只有几部老式相机，而且都是固定的标准镜头，根本不可能拍出如此宽阔的场景。于是吴印咸就想了两套招数：第一种方法是拍单幅的照片，第二种方法是用接片来对照片进行处理。后来进行照片对比，人们一致认为还是接片的效果较好。

历时50天的会议，吴印咸几乎天天坚守在会场上，直到拍摄完最后一个镜头。吴印咸率领电影团的同志们终于成功地把这次会议的全部过程记录了下来，使今天的人们能够看到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画面。

纪念品寓意非凡，文娱活动多彩多姿

为了庆祝七大的召开，有些机关和部队专门设计了一些纪念品，赠送给七大代表作为留念。

中共中央党校赠送的纪念品是：一个47cm×72cm的小本子，上面印着毛主席侧面头像，下面写着“敬祝七大代表健康”，落款为“中共中央党校赠”。

中央出版局和中央印刷厂赠送的礼物是：一个精美的笔记本，由红、黑布包面，里面用的是延安自制的毛边纸，扉页上方印有毛泽东手迹“实事求是，力戒空谈”，下方印有“献给七大代表”等字样。“实事求是力戒空谈”这两句话言简意赅，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的进行了生动的阐释，被代表们奉为人生的座右铭。

在这些纪念品中，大家最为珍视的当属“七大”代表证。这是大会秘书处为代表们专门制作的。代表证的尺寸只比火柴盒稍大。材料是用质地较硬的纸，外面用紫红色的绸布做面料，精心制作而成。封面没有文字，打开代表证，可以看到左边印有代表证的编号，右边印有代表的姓名、座位号及注意事项，中间加盖有“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的椭圆形的红色印章。这个代表证如此精致袖珍，既体现了那个年代的艰苦条件，又说明了大会准备工作中的细致和用心。

会议期间，代表们的业余生活也是轻松愉快的。大会为代表们安排了丰富的文体活动，每个星期六的晚上都要举办舞会，中央领导同志和一些代表都穿着布鞋或草鞋在王家坪的桃林草地上跳起了交谊舞。

大会之前，延安上演了《甲申三百年祭》《李秀成之死》等话剧。除了舞会、话剧，还给代表们放映了《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苏联电影。这些影片有的是译制好的，没译制的就由苏联回来的同志当场做口头翻译。此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比预想的发展还快。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5月8日，德军无条件投降。斯大林在莫斯科向苏联人民发表讲话，宣布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消息传来，整个延安沸腾了，代表们深受鼓舞，也对抗战胜利充满了信心。

6月10日，在大会结束的前一天晚上，全体代表观看大型歌剧《白毛女》，会场的活跃气氛感人至深。会议期间进行专场演出的还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萧向荣和李鹰航联合制作的《中国共产党颂——献给七大》大合唱。这台节目由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排演并在大会期间为代表们进行了专场演出，受到了代表们的赞扬。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组织部。图片来源：除注明出处外由作者提供）

原载：《红岩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