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曙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奋斗宣言和行动纲领

——编者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奋斗宣言和行动纲领　 　　

　　 《决定》的出台背景是一个广受读者关注的热点话题，中央在什么情况下，基于何种考虑出台了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文件，回答这个问题有助于人们深入理解《决定》的重大意义。

　　对此，袁曙宏认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和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期、深水区召开的一次专门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全会作出的《决定》确定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描绘了建设法治中国的总蓝图，作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部署，发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动员令，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宣言和行动纲领，是一篇充满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历史性文献，在中国法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袁曙宏说，“党的十八大研究部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形成了姊妹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需要深化改革提供动力，也需要加强法治提供保障。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像两个轮子，共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滚滚向前。所以三个‘全面’也可以说是‘一体两翼’，‘一体’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翼’分别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如何认识“法治”这是一个很多读者都关心的问题，一些媒体也通过习近平同志的一些公开的报道和讲话，对此做过分析。袁曙宏副主任对此也谈了自己的认识。

　　袁曙宏指出，这次全会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专题研究法治的中央全会，是第一次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部署的中央全会，是第一次确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中央全会。这三个“第一次”，充分说明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问题的高度重视，充分说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是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个关系我们国家长远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来谋划法治、部署法治、推进法治，充分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法治的认识已经达到了新的战略高度。

　　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有两段关于法治的讲话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总书记说：“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总书记又说：“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纵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相反，一些国家虽然一度实现快速发展，但并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的门槛，而是陷入这样或那样的‘陷阱’，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后一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这就把法治上升到了保证国家繁荣、昌盛、稳定不二法门的高度，意义重大而深远。

　　 《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于这个总目标，已经有不少专家学者开始进行分析和解读，对这个问题袁曙宏副主任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提出这个总目标，意义非常重大。它就像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那样，是《决定》的最大亮点、最大创新。所不同的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就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很概括，很简洁，采取了留白的方式，其主要内容需要后面逐步去丰富，逐步去发展。而十八届四中全会则进一步把总目标具体化，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袁曙宏进一步分析指出，这段话实际上有四个层次的含义。

　　第一个层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这实际上是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规定和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制度属性和前进方向。

　　第二个层次是形成五大体系：一是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二是形成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徒法不足以自行”，必须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把法律落实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把纸上的法律变成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活的法律。三是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必须对公权力、对执法权、司法权进行严密监督，主要是把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形成一个监督整体，形成一个完整合力。四是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最根本的保障就是党的领导，还有队伍保障、人才保障、财政保障等。五是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是《决定》的一个重大创新。为什么要把党内法规体系纳入总目标？我们党是执政党，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1978年邓小平同志就曾经深刻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

　　第三个层次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布局。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的基本方式，依法行政是各级政府的基本准则。法治国家主要是指整个国家机器和国家权力都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法治政府是法治国家的主体，与人民群众打交道最多的是政府；法治社会是基础，如果法治社会建不成，就不可能建成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同时，要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是法治工作的基本格局。

　　第四个层次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和重要依托。

　　总目标既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性质和方向，又突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重点和总抓手，是贯穿《决定》的主线，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纲举目张的作用。只有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这一总目标，才能把全会精神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落实好。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决定》的重大理论创新和突出亮点，也受到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被大量评论和转载，很多人认为这为未来中国法治建设定了一个总基调。在这个问题袁曙宏副主任的表述也非常清楚。

　　他指出，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是贯穿《决定》通篇的一条红线，是实现《决定》的总目标、总蓝图和新部署的路径保证，也是立足我国国情，总结近代以来我国法治发展的曲折历程和世界各国法治道路所作出的唯一正确选择。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法治发展的历程，决定了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鸦片战争以后，不少仁人志士为了防止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危机，纷纷主张变法图强，开始了对中国法治道路的探索，各派政治势力也先后粉墨登场，试图搞所谓“君主立宪法治”“议会民主法治”“五权宪法法治”等，但都遭到失败。只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嗣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才为在新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发展实践充分证明，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才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国情复杂的多民族大国，取得了西方国家数百年才能取得的法治建设辉煌成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了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高度政治共识、行动自觉和总体布局，开辟和发展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同时他也认为，世界各国法治发展模式和道路的复杂性、多样性，也决定了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在法治道路的选择上，同样也是如此。以近代最早实现法治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美为例，它们三国所走的法治道路就差异很大。英国是近代西方法治的发源地，1215年就颁布了《大宪章》，具有较久远的法治传统，王权一直受到一定制约，从1640年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到1688年“光荣革命”形成君主立宪制度，总体上是渐进、妥协、不流血地走向资本主义法治的。法国则与英国不同，中世纪缺乏法治传统，封建王权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近代新兴资产阶级崛起时国王不愿与之妥协，直至发生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是在暴风骤雨的急剧、反复变革中逐步实现的法治。美国脱胎于英国的殖民地，作为主要由英国移民组成的社区发展而成的联邦制国家，首先在社区就带来了英国法治的传统，继而在州推行法治，直至1787年制宪会议通过《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才逐步实现联邦法治，其法治历程是自下而上逐步实现的。其他许多已经实现法治或正在成功推进法治的国家，也无一不是选择了一条最适合本国国情的法治道路。而像埃及、乌克兰、菲律宾等国家，政治混乱、经济停滞、民生凋敝、社会动荡，究其原因主要就在于脱离具体国情、盲目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民主法治模式。

　　袁曙宏最后总结说，“一国的法治道路总是由一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决定的。我们不能设想，世界上一百多个国情千差万别的主权国家，只能走一条完全一样的法治道路。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所以，世界上没有最好的法治道路，只有最适合本国国情的法治道路”。

　　 党与法的关系，一直是舆论谈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社会舆论还是法学理论界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模糊甚至不正确认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对于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形成依法治国的强大合力具有重大意义。

　　对此，袁曙宏认为，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问题，是《决定》回答的最重大问题，回答得非常透彻、清晰、旗帜鲜明。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一个原因是这个问题关系国本，关系我国法治的根本；另一个原因是社会上有不正确的认识，国外有各种攻击言论混淆视听。

　　他说，坚持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第一位要求，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我们说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法治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党与法治的关系始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能不能办好，最关键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证是不是坚强有力，具体讲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支撑，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行动指南。

　　袁曙宏认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完全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不能虚化、弱化、甚至动摇、否定党的领导，而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改善党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也是与西方资本主义法治最本质的区别。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一些敌对势力或政治异见人士鼓吹和宣扬“西方宪政”“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其要害就是质疑、削弱和否定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领导；一些人提出“党大”还是“法大”等似是而非的命题，发出把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噪音，不是政治上的糊涂，就是别有用心。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政治清醒和政治定力，从理论上主动澄清和驳斥把党与法、党的政策与法律、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始终坚持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不动摇。

　　 从党的十八大第一次提出，领导干部要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的问题以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已经成为一个热词，其后中央文件和领导讲话中也反复使用这一概念。那么如何理解法治思维？又怎样才能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呢？

　　袁曙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说，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决定都对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高度重视、十分强调，之所以如此，就是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再像过去那样运用权力思维、行政思维、甚至人治思维来管理国家和社会已经不行了，领导干部必须要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治国理政。那么，法治思维的涵义是什么呢？简单地说，法治思维就是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必须善于运用法治方式保护和实现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思维方式。

　　他说，法治的特点决定了法治思维与人治思维有着本质的不同。那么，法治有哪些特点呢？法治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是民主性，就是宪法法律是在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上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第二是公平性，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是稳定性，就是宪法法律一经制定就长期适用，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修改或废止；第四是规范性，就是公民、法人的权利、义务、责任是具体、严格、法定的；第五是预期性，就是任何人遵守法律或违反法律会获得什么利益、受到什么制裁是清晰、明确、可预见的；第六是强制性，就是法律是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第七是权威性，就是宪法法律具有最高权威，是治国安邦的根本依据，是人民群众的行为准则。这些特点决定了法治思维必须遵守法治的要求，摒弃人治的习惯。

　　 如何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对此袁曙宏副主任认为应该做到以下五点：

　　第一，坚持自觉学法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护法。做到认真学习法律，敬畏信仰法律，自觉遵守法律，时时处处以规则和程序作为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准绳，善于运用法治方式解决矛盾和问题，坚决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第二，坚持职权法定。做到时刻牢记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通过法律所授予，应当为人民谋利益，行使权力必须于法有据、行使合规，法律法规没有授予的权力行政机关都不得行使（法无授权不可为）。

　　第三，坚持保护公民权利。做到对公民的合法权益切实予以保护，对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坚决予以惩处，不得违法限制公民的权利、增加公民的义务。

　　第四，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做到规则面前一视同仁，制度面前没有例外，不歧视，不偏私，办事公开公平公正。

　　第五，坚持自觉接受监督和承担法律责任。做到充分认识权力就是责任，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必须严格履行职责，必须承担违法或滥用权力的法律后果。

　　 《决定》提出“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这一提法成为《决定》又一亮点，很多人认为这是解决法治政府建设的一大利器。把这一点写入《决定》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呢？

　　袁曙宏提出了两点理由，他说，“在当前强调不以GDP论英雄、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偏向的背景下，《决定》十分重视法治建设成效的考核和评价意义重大。第一，这是因为我国法治建设的任务很重、问题不少、基础薄弱。这些年，各地方、各部门法治建设取得的成绩很大，但一些地方和部门也的确存在着形式化、口号化、实用化的倾向，有的领导干部喊得多、做得少，对别人讲法治、对自己搞人治。如果没有严格的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不与领导干部的法治实绩和选拔使用挂钩，法治建设就很难推动和落实，建设法治中国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第二，这是因为法治建设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方面。我一直认为，如果法治建设的考核到位了，其他很多考核就不一定需要了，因为法治建设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综合性和刚性指标与标准。我国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大部分问题、或者说主要问题，都是由于法律制度体系不完善、特别是法律制度执行不坚决和贯彻不到位造成的，比如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问题，大多是由于执法不严格、执法不敢担当造成的。所以说，法治建设是涵盖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全方位系统工程，必须要加大考核力度，扎实向前推进。

　　袁曙宏认为，还需要强调的是，《决定》第一次作出规定：“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在相同条件下，优先提拔使用法治素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对特权思想严重、法治观念淡薄的干部要批评教育，不改正的要调离领导岗位。”这一规定针对性很强，十分管用。只有在干部提拔、使用、管理上真正坚持、严格贯彻法治导向，才能切实提高领导干部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

　　最后，袁曙宏副主任强调说，我始终坚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不仅能创造举世罕见的经济建设奇迹，而且能创造与经济建设奇迹相媲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奇迹。时代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历史重任，我们党必将完成这一极其重大而又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

本文原载《法制日报》（2014年11月0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