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财政杠杆撬动扶贫“三变”
为推进精准扶贫,甘肃省委、省政府把财政资金作为磁铁和杠杆,吸引和撬动各类社会资源向贫困地区聚集。从双联惠农贷款、“双业”贷款、特色农业保险到精准扶贫专项贷款,上百亿元财政资金吸引上千亿元的金融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扶贫一线,带来三个“变”——
群众从贷款难、不敢贷,到如今一批脱贫“闯客”贷来脱贫的启动资金,手中有钱,眼中有活,心中有账,群众的心态变了；
各级党委、政府从过去有多少钱就办多少事,到扶贫理念更趋积极稳健,大胆尝试“四两拨千斤”,干部的状态变了；
许多金融机构从开展涉农金融瞻前顾后到主动对接金融扶贫,将农村视为金融竞争的蓝海市场,金融机构姿态变了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朱国圣、连振祥、张钦
年届五十的马所飞有难忘,他曾为几笔小额贷款而四处碰壁:
马所飞有是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达沙村的一名回族农民。1986年,家里只有1.5亩耕地的他,为了温饱动了养羊的念头,然而贷款无门,只好牵驴上山,砍柴卖钱。当时,一斤柴只卖8分钱,为了早点攒够钱,驴驮200斤,他背100斤……
2000年,他家要买牛,想贷2000元。银行决定派人登门审贷,他高兴极了。然而,信贷员来到马家门口,看到他家房子是白杨木椽子和土坯墙时,就摇着头回去了……
2007年,马所飞有的大儿子要结婚了。为给孩子盖房,他四处托人还是贷款无门。盖新房的5万元是从16个亲朋好友借的。婚宴上用的12只鸡是赊的……
和许多生活在穷窝窝里的农民一样,家里只有几亩薄田、几间陋屋、几只牛羊,因为缺乏能够入银行“法眼”的担保物而贷款难。许多人的致富梦因缺乏启动资金而成为奢望。长期贷款难、贷款贵的结果是,不少贫困农户安于现状,不知道发展什么,想不起用“融资”的办法筹钱。
然而,时来运转。2016年,马家不种粮食种当归,今年借助甘肃省精准扶贫专项贷款贷到5万元,流转几十亩土地试种当归。马所飞有算了一笔账,5万元贷款中,他用3万元买了当归苗子,2万元用作化肥,秋天收获了10多吨。今年赶上中药材行情好,每斤能卖12元,毛收入竟有24万元。“本来三年还清的贷款可以一年还清了!”他说。
农户心态之变:从顾虑重重到甩开膀子
像马所飞有这样,“十二五”期间,甘肃减贫525万人,进入甘肃减贫人口最多、贫困群众增收最快、农村面貌变化最大的时期。这背后,甘肃群众脱贫缺乏启动资金的问题得到极大缓解。
2012年以来,甘肃省先是积极承接了国家妇女小额担保贷款,继而开发出双联惠农贷款、草食畜牧业和牛羊养殖业专项贷款(以下简称“双业”贷)等10多种扶贫贷款。2015年,甘肃省进一步推出总规模400亿元的精准扶贫贷款。
这些金融产品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信贷产品几乎全都面向全省101万户建档立卡扶贫对象,群众贷款的担保问题由政府出资成立政策性担保公司解决,贷款的利息由财政全额或差额贴息。虽然信贷产品具体运作方式各有不同,但目的只有一个:探索一条政府增信、财政贴息的办法,解决产业扶贫中十分突出的贷款难、担保难和贷款贵的问题。
这两年,甘肃群众贷款难的问题极大缓解,据统计甘肃涉农贷款增幅高于全国15.7个百分点。随着大量金融资金流向贫困地区,水到渠成的连锁反应逐渐显现:
群众脱贫增收加速。以精准扶贫小额贷款为例,根据甘肃14个市州财政局的跟踪测算,截至今年11月底,扶贫对象贷款使用年收益率达6%到13%,最高的达到23%。
更为根本的变化是群众的思想观念变了,压抑许久的内生活力迸发了。3年多前,白银市会宁县钟家岔村的养猪能手尹丽香因为不敢贷款一直无力扩大规模。“谁给贷?谁来还?养烂了全家人拿啥还钱?”尹丽香多年来一直非常纠结。
2012年初,联系她家的“双联”干部、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多次鼓劲打气。尹丽香两口子的顾虑打消了,贷款5万元甩开膀子干起养殖。几年下来,尹丽香已从养两头猪的家庭农妇变成标准化养殖场的老板,养殖规模上百头。这两年,她的商业头脑被激活,花1年时间拿出两窝猪做实验,摸索出一个“7元定律”:当市场上猪肉价格高于7元时,小猪仔自己养更赚钱；如果低于7元,母猪一下猪仔,就应卖掉,否则就会亏本。
干部理念之变:从量入为出到大胆尝试
群众的观念在变,干部的扶贫理念也在变。过去,像甘肃这样的贫困地区,财政更多地履行着收支的功能,好比政府的出纳和会计,而现在财政职能拓展,已成产业扶贫的重要政策工具。甘肃省财政厅厅长张勤和说,省委、省政府把财政资金作为“磁铁”和“杠杆”,吸引和撬动各类社会资本循着价值规律主动参与扶贫,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截至目前,甘肃省财政累计为双联惠农贷款、精准扶贫专项贷款等扶贫贷款贴息93.5亿元,安排担保和风险补偿金58亿元,撬动金融机构累计发放双联惠农贷款、“双业”贷款、妇女小额担保贷款、精准扶贫专项贷款1304亿元。
“四两拨千斤”的财政扶贫政策,不仅让甘肃省尝到了甜头,政策效果也超出当初预期。
50岁的陈永生本是临夏州临夏县寺湾村的一名农家妇女,现在是富足布鞋厂的厂长,每年靠销售布鞋获得毛收入28万多元。她致富的第一桶金来自于家门口的“土银行”。临夏州财政局局长李建录、副局长马自勤说,2013年起,临夏州财政向全州1000多个贫困村每村注资50万元,并吸引部分企业和贫困群众出资入股建成资金互助合作社。在寺湾村,全村252户群众入股做了股东,形成了一个有137万元资本金的“土银行”,每年都在合作社范围内发放2万元以下的小额借款。
在“杠杆”撬动之下,龙头企业积极参与到“先富带后富”的探索中。2015年至今,甘肃省发放的431亿元专项贷款中,有44.9亿元是由贫困户将专项贷款投向村里的大户或当地的龙头企业,种养殖大户或龙头企业集中使用,按年度向贫困户分红。庆阳市合水县何家畔镇赵楼子村张文溪就是靠这种模式致富的。作为精准扶贫户,有点残疾的张文溪今年告别了危房,即将搬到村里的新农村居民点。由于使用了张文溪的贷款额度,村里的天顺果品公司每年给张文溪分红3500元,并且优先吸纳张文溪的儿子来公司开叉车,每月工资3000元,苹果销售季节,张文溪还在公司给苹果套网装箱,每天工资100元,天顺果品公司还收购贫困户的苹果免费储存,待价而售。这样张文溪家的苹果每年收入有2万元左右,四笔收入加起来就超过了5万元。
张勤和说,“财政资金撬动、金融保障推动、产业发展带动、政府责任联动”的金融扶贫新路子,破解了贫困群众贷款难、贷款贵难题,实现了金融资本的整合。
银行姿态之变:从瞻前顾后到主动对接
沈汉庆是甘肃省临夏州寺湾村的一名村干部。3年多前,当全村79户贫困农户破天荒地获得579万元双联惠农贷款时,40多岁的沈汉庆“惊呆了”。从2012年起,在甘肃省财政扶贫的政策撬动之下,中国农业银行5年累计发放258亿元用于支持甘肃脱贫攻坚,每户群众在不需要提供担保物的情况下可获得最长3年期、最高5万元的贷款。
“借款容易还款难,到时候会不会烂账啊?”像沈汉庆这样,许多人对此都很担心。
然而,3年过去,寺湾村制衣、养殖产业小有名气,全村的小轿车从3辆增加到87辆。而79户人的579万元贷款却没有一户逾期未还。
不独寺湾村,在甘肃许多贫困地区,都出现了类似的强烈反差:就在5年多前,许多扶贫工作重点县存贷比极低,有的只有20%到30%。而近5年,甘肃贫困地区金融贷款以年均20%到30%的速度增长。截至2015年,全省涉农贷余额达5275亿元,高于全国15.7个百分点。其中,贫困地区贷款余额3312亿元。与此同时,涉农贷款尤其是扶贫贷款的还款率都在99%左右。
近年来,在零散的广大农户与现代金融机构之间,甘肃探索涵养贫困地区的诚实守信金融生态环境的新途径,努力延伸守信和增信的链条。省长林铎、副省长杨子兴多次要求加强精准扶贫专项贷款的信用管理。
链条的第一环,是政府为扶贫对象免费提供担保、争取信贷额度。银行对信用风险十分敏感,不要求贷款户提供任何担保物,就敢于如此大规模地放贷,胆量来自甘肃财政注资担保、风险补偿、财政贴息的财政扶贫机制。2012年以来,全省58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纷纷通过财政注资等方式,组建政策性担保公司。在实际运作中,各县区担保公司将相应的担保金存入指定银行账户,银行按照1:5或1:10的比例放大,向相应县区给予信贷额度。“有了财政注资担保、风险补偿做后盾,银行就敢放手贷款支农、扶贫了。”兰州银行董事长房向阳说。截至2016年11月末,兰州银行向8个市州投放180.30亿元精准扶贫专项贷,占全省总规模的41.43%。
链条的第二环,是政府以产业扶贫促贷后管理,涵养信用生态。在金融扶贫中,甘肃大力开展信用乡、信用村、信用户评定,乡镇党委、政府和村两委参与贷款发放和回收。一些地方政府则通过指导和帮助农户发展产业,促贷后管理。如,定西市陇西县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把专项贷款用于养牛产业培育,建立养殖信息平台,实现了饲养、管理、销售一体化,使一家一户的零散养殖变成了规模化、标准化舍饲养殖,成为养牛大县。
链条的第三环,设立风险补偿基金应对一定概率内的违约风险。甘肃省在精准扶贫专项贷款中设立了风险补偿基金,由政府和银行分别按7:3的比例承担。截至2015年底,甘肃省累计安排担保和风险补偿基金58.7亿元。
链条的第四环,建立和完善贫困地区联合失信惩戒机制。这两年,甘肃一些市州组织银行、公安、新农合等管理部门联合催收逾期贷款。
随着农村增信体系的建立,许多银行从犹豫、被动到主动对接,开发涉农信贷产品70多种,面向贫困地区的小额贷款产品达到20多种。
甘肃政法大学副教授徐爱水认为,贫困地区作为熟人社会,信用资源丰富,一方面应通过构建增信机制,在农民与银行之间搭建平台,唤醒农村沉睡的信用资源。另一方面,农村最宝贵的无形财富也是信用,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呵护农村信用资源。防止农村信用资源被破坏、透支,金融机构才会长期、主动、持续、大胆地往田间地头走。
( 编辑：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