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从囚徒到高官 从高官到囚徒

　　1952年，辽宁沈阳，高岗与妻子李力群合影。

　　 文_克念

　　1949年9月30日，北京，新政协即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当代表们看到中共中央提出的三位党内副主席候选人名单时，都大为惊讶。他们纷纷交头接耳—为什么是高岗？

　　和其他两位党内候选人朱德、刘少奇相比，高岗的威望、资历是远远不及的，更别说能否和主席毛泽东、总理周恩来并肩。甚至与年龄相仿并同为大区负责人的邓小平相比，他的功勋和履历也要差上一大截。所以不管彼时还是现在，66年来党史、政治史研究者对此一直聚讼纷纭。

　　高岗晋升之快，权柄之重，地位之隆，似乎和领袖毛泽东对其的培养提携是分不开的，而究其原因，可能是高氏身上那种勇武明快、不拘小节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令人欣赏和信任。

　　不过，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急躁轻信、刚烈慨然的性格成就了高岗，但最终也将他送入末路。

　　由囚徒到西北局书记：三十六岁

　　按照党史的记叙，“（1935年）10月19日，北上红军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11月初，他们在甘泉同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率领的在陕甘地区活动的红十五军团会师”，这标志着中央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受王明路线影响，陕甘苏区的中高级干部如十五军团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此时都关在大牢中，等待“肃反”的最终结果。若中央红军晚来一步，而毛泽东没有下令“刀下留人”，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中央对于“肃反”的纠偏迅速而有效。11月7日，包括高岗在内的被迫害干部全部释放；30日，宣布此次肃反是“极左主义”，高岗等人正式平反；12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在瓦窑堡接见了高岗。

　　随后，高岗带了十三人去陕北与内蒙交界处任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那里的工作不好搞，一片黄沙地，天天刮风，跑来跑去，经常打仗”，照他的形容，“当时认为自己是流放去了，是苏武牧羊”。

　　高岗的腹诽并不过分。据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李维汉很多年以后回忆，“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

　　此时的高岗，生理心理都饱受折磨。一方面，他“被关押拷打的身体还不太好”，另一方面，他担心会被人“害死”。如此身心消沉，以致他竟然有了“不如出家去当和尚”的想法。

　　正在此时，他的老同学、老领导、老朋友刘志丹牺牲了。刘志丹的牺牲更刺激高岗振奋起来，“发狠地在蒙古干出个样子给他们看看”。

　　另一方面，由于刘的去世，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高岗就排在了第一位，他事实上成为了西北苏区的代表——当时这里已经成为中国革命全新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毛泽东曾形象地说，“你走的路多，但你失去了根据地”，而高岗“没有走路，但陕北还是一个根据地”，以突出在地化的重要性。

　　加之高在刘志丹牺牲后的工作诚然卓有成效，有目共睹，于是，他开始进入中央的考察视线。高岗那种“不设防”的性格也让能够被多方接纳。据和他同事多年的老领导回忆，“一方面听人说高岗很勇敢”，“另一方面，感到他有些粗，水平不高，生活浪漫”。这种毫无心机的做派使得他能够最大程度地团结同志。

　　1935年11月初，中共中央刚刚抵达陕北，高岗还是个肃反大牢里的囚徒。仅一年后，他已经有资格列席政治局会议。到1941年4月份，中央决定成立总绾陕甘宁党政大权的西北局，任高岗为书记，连革命元老林伯渠、谢觉哉都是其下属。这时，他才三十六岁。

　　由副主席到囚徒：四十九岁

　　1953年初的高岗，达到了他人生的巅峰。此时他以中央政府副主席之尊，兼任人称“经济内阁”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行政序列上已和周恩来并列。而他在东北大区的实际影响力依然存在，东北局各项事务仍向其汇报。

　　他还于此时搬进了东交民巷8号，之前的法国驻华大使馆，一栋占地百亩的别墅将成为他的私人办公处，最后也成为其囚禁与葬身之所。

　　据邓小平近三十年后的回忆，“毛主席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指毛泽东—引者注）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刘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

　　但是，很显然，“有些粗，水平不高”的高岗错误地判断了毛泽东的意向，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到1953年底，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以“北京有两个司令部”这一后来家喻户晓的比喻，和高岗划清了界线。

　　这次会议以后，对高岗的指控逐渐升级。到1954年2月6日七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其实已经为高岗作了政治定性，那就是“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随后，中央组织“高岗问题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对高进行全面揭发和批判。“座谈会”仅仅开了两个下午，高岗就精神崩溃，于次日下午开枪自杀，幸好手枪被亲属及秘书抢下，才没酿成大祸。然而，自杀前一晚他做了一件事，真正导致其政治生命的彻底终结。

　　他写了一封信，一封给毛泽东的信。

　　据他的传记作者了解，“信中既有高岗的个人检讨，也有对一些问题的辩解，还有他与别人在一起议论刘少奇等的情况汇报”。向领袖汇报思想并忏悔，这很正常，但问题是，他“把致毛泽东的信放到了一个信封里，并在信封上写下了‘刘少奇收’”。更有甚者，他次日早晨还在信封上抹了点鲜血。他的秘书妻子发现后，觉得不妥，决定私拆信件，“打开一看，给刘少奇的信正是昨晚写的致毛泽东的信，信的抬头写的是毛主席，落款是高岗”。

　　给毛泽东的信为什么要寄给刘少奇，上面还要抹上血迹，并以自杀明志？相信对这个问题最好奇的是毛泽东，据其秘书叶子龙回忆，“他对此事感到厌恶”，进而说，“随他去！”叶子龙认为，毛泽东“从此彻底放弃了挽救高岗的想法”。

　　高岗自杀（未遂）发生在2月17日下午一点半。晚上九点，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对高岗在其住所实施管教—也就是监禁，并令其停职反省。也就是在自己的家里，高氏成了囚徒。

　　从此，高岗再也没有跨出东交民巷8号半步。8月17日，正好距上次自杀半年整，凌晨两三点，他吞下了平时偷偷攒下的大量安眠药，再度自杀。这次，他成功了。这颗党史上最耀眼的政治流星终于坠地，这时，他才四十九岁。（文/克念）

　　（本文参考资料为国内公开出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