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公安局长35项专利背后的利益勾兑

　　 作者：凌国华

　　武长顺还是一个“发明家”。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检索结果显示，武长顺发明及领衔发明了35项专利。（其发明专利）主要有交通信号灯、人体血液酒精含量检测仪、隔离护栏、标识牌、公路交通视频监控系统、警务查询终端、警用电击器等，涉及智能交通、交通设施、城市技术防范网络体系、警用设备等多个领域。35项专利中，4项专利为武长顺单独发明外，其他31项，均为武长顺与多人共同发明，武长顺为领衔发明人。（新京报，8月11日）

　　被称为“学者型官员”、“发明家”的原天津市公安局长武长顺想必并非浪得虚名。他的35项发明专利，很多已经量产投入使用，对于推动城市交通领域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蹊跷的是，“发明家”武长顺的专利背后，存在着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迷局。这些迷局，笼罩在“学者型官员”“发明家”的名号上，使其本来面目云山雾罩。

　　从媒体报道可以看出，业余“发明家”武长顺的那些专利，与其作为官员的“正规职业”有着惊人的吻合。交通信号灯、人体血液酒精含量检测仪、公路交通视频监控系统、警务查询终端、警用电击器等涉及智能交通、交通设施、城市技术防范网络体系、警用设备的35项专利，大都与其职业交通运输管理和治安管理有关。35项专利中，武长顺单独发明4项，其他31项是跟公安局科技管理处、交管局设施处等相关人员共同发明的。更耐人寻味的是，其中34项专利发明时间为2002年12月至2013年间。在作为重要节点的2002年，科技部批准天津为国家智能交通系统首批试点城市之一，武长顺在这一年担任交通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一年后则担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

　　专利内容与职业的高度吻合，专利发明时间与任职时间和国家特殊政策衍生机遇的重合，无不带给人们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不仅如此，武长顺发明专利的专利权归属，处处透露着神秘的气味。这些专利的专利权所有者，天津华海、天津正直、天津金盾三个公司背后的股东，都跟武长顺所在单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公安局采购相关产品的三家公司的24项中标记录中，有12项为单一来源采购；其他为竞争性谈判采购，但常出现没有其他公司来“谈判”的情况。个中是否存在蹊跷？作为公安局长的武长顺，此时又在扮演什么角色？

　　官员发明专利，专利转让给公司投入生产，产品转过头再卖给官员所在的单位。在这种不乏神秘的交易过程中，专利权的转让、产品的招投标等，是否存在诡异的权力寻租与利益勾兑？具有公安背景的专利所属公司，与武长顺的管理领域，及其专利的应用领域之间的巨大交集，以及三家公司“中标”中的诡异情形，莫不使人产生“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联想。

　　官员利用职权便利而谋取灰色利益的情形并不鲜见。原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150多项专利“获利惊人”，前不久落马的某省副省长谭某将自己拍的风景照制作明信片出售，同样获利匪浅。对于市场而言，这些官员的“专利”产品并非多么高精尖，他们的产品之所以能够获得市场青睐，利用其职权获得“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效应，不可小觑。产品因为权力而得以接近“亲水楼台”，因而获得了“抢先观月”的便利。在“亲水楼台”和“抢先观月”的诡异联系中，埋藏着权力寻租和利益输送的巨大空间，而由于权力运行机制的不够公开透明，以及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存在的短板，使得“近水楼台先得月”给公共权力蜕变蒙上了面纱。切断公共权力领域“亲水楼台”与“抢先观月”之间的利益勾兑，任重而道远。（凌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