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融企业去杠杆化的思考

　对非金融企业实施宏观审慎管理，合理控制企业杠杆；

　　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进一步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比例，降低企业杠杆率；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政府融资平台去杠杆化；

　　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控制其信用扩张能力；

　　加强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增强企业负债信息透明度。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为应对经济危机，防止经济下滑，我国推出大规模刺激政策。由此，我国进入了以高负债为主要特征的加杠杆周期，伴随着高杠杆率的历史性攀升，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也达到了历史峰值。根据国家 审计署 数据，截至2013年，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总量接近80万亿元，杠杆率高达140%，远远高于一般发达经济体50%至70%杠杆率水平。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中，国有企业负债占到80%左右。根据 财政部 公布数据，2013年，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负债总额约60万亿元，与GDP的比率大约在107%。非金融企业的高杠杆化,不仅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加大了系统性风险,同时也弱化了企业投资能力，增加了违约风险。如何保持合理的杠杆就成为目前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

　　 我国非金融企业高杠杆率的成因

　　(一)我国应对 美国 次贷危机，采取的刺激计划，是导致企业高杠杆率的直接因素。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实施了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这些政策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产能过剩和经济结构失衡。在我国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下，必然导致银行资源配置严重失衡，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企。

　　(二)流动性充裕，银行提高效益的愿景迫切，是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企的外部因素。2000年至2013年我国货币供应量M2增速一直比GDP增速快。在流动性过剩情况下，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资本市场获得了充裕资金，通过发放贷款等形式融出资金以获得收益的需求旺盛，新增贷款规模激增。同时，各家银行为追求效益最大化，通过表外业务、理财业务等，借助 信托 公司、证券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大规模开展通道类“类信贷”业务，非标债权资产快速增长。

　　(三)企业投资欲望强烈，但融资方式单一，加大了高杠杆率。经济周期处于上行阶段时，政府、企业投资欲望强烈，固定资产投资不断增加。股票市场本应是企业股本补充的主渠道之一，但我国企业股本缺乏市场化补充机制，企业部门主要依赖债务融资，股权融资比重偏低。单一的债务融资方式，无疑加大了非金融企业的高杠杆率。

　　(四)“影子银行”规模迅猛发展，助推了企业高杠杆率。当前，金融创新力度不断加大以及 互联网金融 、小额贷款公司等民间金融的迅猛发展，出现了大量非传统融资方式和新型融资工具。这些非传统融资方式也是推动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提升的重要因素。

　 　非金融企业高杠杆化带来的影响

　　(一)财务负担加重，债务结构不合理，弱化了企业投资能力，增加了违约风险。非金融企业通过杠杆化，融入更多资金的同时也加重了财务负担，偿债成本不断增加，进一步弱化企业投资能力，债务违约风险不断加大，尤其是当前企业债务中出现了大量的企业债券，而且增长迅速，企业债券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偿还方式加剧了企业发生债务风险的可能性，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金融稳定带来较大负面影响。同时，地方融资平台企业大部分为非上市企业，由于自有资本金缺乏，资本补充能力较弱，项目资本筹集和补充也多为银行软贷款；流动资金也多为银行贷款和企业债券，风险聚集在银行系统。

　　(二)高杠杆率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加大了系统性风险。我国部分企业通过高杠杆过度融资，投向了国家限制性行业和产业，弱化了宏观调控的效果，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加大了金融性系统性风险。一是一些企业在投资方面片面追求规模，盲目跟风，多元化投资，对新行业不了解，导致管理混乱、浪费严重、投资效率低下。二是企业相对低成本融资，并未投入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中去，而在股市、信托、理财及其他虚拟经济中流动，一旦行情下降，资产价格下降，投资失败，伴随着资金链断裂，生产难以维继。三是银行借助非银行金融机构向非金融企业提供“类信贷”业务，信息不透明，链条更长、更复杂，增大了风险的不确定性。

　　(三)随着债务规模越来越大，银行业信用风险随之上升。我国企业债务融资主要依靠银行等单一的间接融资方式支撑，银行信贷投放出现超常规增长，这无疑加大了银行的违约风险。银行在资金充裕的情况下，竞相给大企业发放贷款，特别是大量资金流向国有企业，甚至不惜降低贷款抵押、担保条件，主动提供贷款，使之融资风险敞口不断上升，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周期，风险将会进一步放大。同时，传统银行业和民间金融、“影子银行”资金和业务相互交叉，增加了风险传导，极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四)盲目融资，循环担保，加剧了企业间风险传染。非金融企业为符合银行贷款条件，企业间形成了多样的相互担保或者连保的担保链，担保链的形成往往加剧风险。一是风险传导增大了系统性风险。担保链中的企业除了要承担自身的经营风险以外，还要承担对外担保的相关企业的风险，一旦担保链中的个体企业的风险暴露，会逐步演变成担保链中所有企业的风险，乃至整个行业风险，产生 “多米诺骨牌效应”。二是担保失效，银行风险敞口加大。企业由于缺乏审慎担保意识，联保、互保行为往往缺乏理性考量，没有对被担保企业的资金流转、资产负债及企业经营情况进行全方位调查，没有认真对被担保企业的经营状况进行科学评估，评审担保流程环节缺失，人情担保、感性担保居多，一旦一家企业出现债务危机极易导致担保风险缓释功能失效。

　 　保持合理的杠杆，确保实体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建议

　　(一)对非金融企业实施宏观审慎管理，合理控制企业杠杆。资本约束是风险资产与资本之间的制约关系。巴塞尔III增加了杠杆率，用来衡量银行所持资本与其总资产之间比率，作为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补充。同样，运用巴塞尔资本约束机制对非金融企业建立科学合理的资本约束机制，控制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水平，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一是各家银行严格落实融资企业资本金管理制度，加强贷款“受托支付”管理，防止资金“短款长用”；二是严格审查资本金资金来源，防止其通过负债弥补资本金；三是加强资本金监管，防止其抽逃和虚增资本金；四是加强对国企特别是政府融资平台杠杆率的监测，有效控制资产负债比例，合理控制企业杠杆率，有效防范盲目扩张风险。

　　(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进一步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比例，降低企业杠杆率。大力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进一步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比例，从而降低企业债务，完成去杠杆化。一是要进一步加快资本市场改革步伐，改进和完善股票发行机制，增强主板、中小企业板市场、 创业板 市场的融资功能；二是要加快完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在清理整顿的基础上将区域性股权市场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从而加快多层次股权市场建设；三是进一步加快新三板建设步伐，大力发展股权融资市场，通过资本市场板块有效联通活动，增强其市场活跃程度，充分发挥其作用。

　　(三)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政府融资平台去杠杆化。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引导国有资本有序退出竞争性领域，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真正参与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改制改组。在经营方式上实现以民营资本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加速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将国有资本收益投入到国家安全、公共服务和自然垄断领域，健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合理流动机制，实施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实现国有资本的优化配置，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继续发挥主导作用。

　　(四)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控制其信用扩张能力。进一步落实和明确中央和地方的监管责任，尽快出台和完善互联网金融、第三方支付以及民间金融的监管制度和办法，严厉打击各种非法集资活动，净化金融生态环境。严格规范商业银行通过理财资金直接或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交易平台等间接投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监管原则，确保银行业按照审慎管理要求计提各项拨备，实事求是做好加权风险计量，规范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在源头上防止银行过度给予企业融资，完成非金融企业的去杠杆化。

　　(五)加强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增强企业负债信息透明度。加强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企业的基本信用制度，规范企业信用行为，加强企业内部信用管理，把信用管理融于企业的全程管理之中，不断提高信用管理水平。各家银行要科学合理运用征信系统，合理控制企业贷款规模，加强信贷资金监管，尝试建立企业主办银行制度和政府债务磋商制度，防止政府和企业过度透支信用，从源头上有效降低企业杠杆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