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小说在变但不会死

“时代的发展让小说退出日常生活，媒介的变化不再适合承载小说，技术的进步革新了阅读的方式”，日前，著名作家马原在媒体采访中再次提起“小说已死”的话题，认为当今社会，“小说要进博物馆了，写小说的还在写就是维系这个物种而已”。

　“诗歌已死”、“小说已死”，乃至“文学已死”，类似的观点不断地被不同的人所提起，但同样也一直都有人反驳，那么，在今天这个生活方式，阅读方式高速变化的时代，“小说”这个曾经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的文学体裁，究竟会走向何方？是长久生存，还是渐渐消亡？

著名学者、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说，“如果把小说看成呈现人类的生存状态、叙述人类的生存经验，想象我们的生存世界的一种方式的话，那么小说会永远存在下去，只是形态和模式不同而已”。

改变对小说的观念

“小说已死”的观点早已有之，在陶东风看来，这样的说法或许有点儿夸大和绝对。他说，“没有那么严重。事实上，当前小说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我们都曾经讨论过，比如说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读者数量少了，阅读时间少了。再比如媒介的变化，技术的革新等等，其实这些东西所影响到的不仅是小说，而且也包括整个纸质-印刷文化。这样的冲击当然会使得印刷文化影响力变小，但却不会消亡”。

不会消亡的理由有很多，会消亡的充分必要条件却暂时还没有出现。陶东风说，“电子媒介技术和小说不能共存么？其实未必，现在有各种电子阅读器，人们通过它去阅读，包括阅读大量小说。阅读方式确实变了，但内容没变，还是在读小说，在读各种从纸质文本转化来的东西。至于读者问题，小说的读者确实少了，但是别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读者也少了啊，比如哲学。如果说不能共存，那么哲学看起来应该更没人读了。但事实不是这样。只是读的方式变了而已。”

小说的崛起确实和现代社会的兴起、现代大工业生产有直接的关系，造纸术、印刷术，现代商业模式、现代大众传播方式等等，都对小说的兴盛起到过重要作用，因此，当社会发生新的变化，小说是否会消亡，自然也会引起许多人的思考。陶东风说，“现代工业化生产确实是小说兴起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唯一原因。中产阶级的出现，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包括报刊这样的出版物的出现等等，都和小说的兴盛有关。可以说，小说和整个现代社会有紧密的关系，那么在今天，技术和革新，生活方式的变化，能否影响小说的命运，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去看待小说”。

小说到底是什么，只是工业时代技术发展的产物，还是有更加复杂的背景和意义，陶东风说，“如果我们把小说界定为人类叙述自我存在、描述和想象生存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那么小说就永远不会小说，就会永远存在。”

时代的变化或许会造成小说形态的不同，但很难彻底地消灭小说，陶东风说，“小说可以依附于不同的媒介，不能把小说看成只有一种模式，好像必须长篇大论，必须印在纸张上才是小说”。

小说存在的意义

影视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小说讲故事的功能，满足了人们消遣、打发空余时间的功能，而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也确实让更多人钟情于短平快的阅读、表达和交流。

但是小说的功能仅仅是提供消遣么？显然远不止此，现代主义乃至于后现代主义对于小说创造的种种尝试和挖掘，展现着小说更多的功能，承担思想、试验语言、表现人性、发现世界等等。

陶东风说，“读者的分流，是现代多元社会中正常的现象，不仅小说，文学、历史、哲学等等同样如此。但如果我们把小说界定为叙述生存经验，想象我们生活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那么小说就绝不会失去意义。更进一步，小说的形态、写作方式的变化告诉我们，甚至小说的存在方式不是单一的。比如网络文学现在很繁荣，而且很多都是大部头和超大部头的作品，是动辄数百万字的长篇故事，也有很多人在读”。

小说在一个社会中的功能和意义，或许直接影响着它的存续。陶东风说，“小说的意义和功能是什么，可能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小说用虚构的、有相当长度和深度但有极为灵活的方式呈现我们的生存世界、呈现我们的生活方式。目前看来，小说的这个功能还是不可替代的。它和新闻不同，不仅仅告诉人们实际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它同时也对我们的生存方式、对我们的历史记忆进行深刻的、大容量的思考。比如莫言的小说，它所提供的大跨度、有深度的反思，别的文字形式和影像形式很难企及。不是说别的方式绝对不能做，但小说在这方面有非常大的优势。短信微信等等受限于篇幅以及表达方式，很难承担这样的功能，甚至影视也不一样，受到时间、空间的约束太大。比如莫言《丰乳肥臀》、《生死疲劳》，阎连科《受活》，陈忠实《白鹿原》这样的作品，不要说短信微信不能表现，就是影视作品也无法企及”。

世界在变得越来越多元，小说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流派、写法，它确实在变成多元中的一元，但并不意味着它就此消亡。陶东风说，“多元社会，阅读也是多元的，有人喜欢短平快的阅读，也会有人希望对世界、对历史、对我们自身做一些更加深入的思考，它们同样都是人的需要，不会出现一种需要代替另一种的现象。”

小说已死还是小说家已死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象是，迄今为止，在中国文学领域，扛起小说大旗的作家，仍旧上世纪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初出生的那一代，莫言、余华、阎连科、王安忆、贾平凹、苏童等等，而新一代的作家，尽管也有影响力卓著的作家，但人们却很难把他们和上一代的作家相比，或者说他们走向了另外一条路。

小说创作者的断代，传统的小说创作的断代，可能也是许多人认为“小说已死”重要的原因之一，或者说，不是“小说已死”，而是“小说家已死”，没有更新的更好的作家和作品问世。小说如何延续，成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陶东风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初出生的这一代作家，非常值得研究。他们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我想和他们写作的主题、题材是有关系的。他们的写作，普遍聚焦于新中国前三十年这一段历史，这不仅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一段历史，是和今天联系最紧密的历史，也是和当时代绝大多数人命运相关的历史，因此，这些作家能够获得那么大的成就，获得那么大的影响力，是和他们仅仅抓住这段历史的紧密相关的。相对来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出生的作家，不能说他们不行，但他们走的路完全不一样了。很少有人再热衷于这段历史的书写了。但是最有创造性的文学必定最深刻地扎根于一个社会最独特历史经验中，我以为就中国而言，最独特的历史经验就是以文革、反右、大跃进等重大事件为标志历史经验，回避这段历史经验，不可能产生伟大的中国文学和中国社会人文科学。”

在陶东风看来，问题就在于：“八零后、九零后作家们的创作，大部分都在回避这些历史，或者说他们自身也不了解这段历史，他们写作的，大多是穿越、玄幻、科幻等等，这些东西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离的很远，其厚重度也远远比不上上一代作家，可能确实有很多年轻人喜欢读，但是却很难产生有分量的作品”。

历史是不容回避的，幻想也不是生活的全部，陶东风说，“当代文学必须直面这一段历史，否则就没有根。因为它和我们的生存状态，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关联。”

小说不仅是讲一个个的故事，它反思自我，审视世界、承载思想的功能不能缺失，陶东风说，“好的迹象在于，现在已经有一些年轻的作家开始写这段历史，开始思考我们的过去和现在，这是值得关注的”。

不能把当下看成未来

如果“小说已死”，那它自然没有了未来的命运，我们关注的，仅仅是它是否还能复活。而如果“小说未死”，那么在今天，它是什么样的，又在向这何处行去？

陶东风说，“未来会怎样，恐怕很难给出答案，但可以想象的是，它一定会变得多元，出现各种各样的形态，会出现微小说之类。小说的兴起和现代社会有关，而小说的发展，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可以说的是，应该慎重判断人类文化一定会向某个单一方向发展，这太武断了。这样的决定论思维方式造成的教训很深刻。”

不以部分而决断全部，陶东风说，“从空间上来说，不能把当前中国的阅读状态看成是世界普遍的状。确实，我们国家现在近些年来的阅读状态一直不算很好，传统的那种小说阅读也确实远不如以前。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世界上，还有许多地方的人们，仍旧还有阅读大部头纸质文学的习惯。从个人经验上来说，我自己出国后曾看到很多地方的人们，在地铁上、在公园里抱着厚厚的书在读。从统计数据上来看，也是如此。有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传统阅读仍旧非常重要。还有很多地方对于阅读有各种鼓励政策，比如以色列，他们在安息日里，各种商店都要关门歇业，但惟独书店不关。类似的现象很多，我们处在转型时代，阅读状况不太如人意，但并不意味着全世界都如此，也不意味着永远会如此。”

同样要注意的是，不以现在决断未来，陶东风说，“现在是微时代，许多人也确实习惯了微阅读、快速阅读，碎片化阅读。但谁能预言一定会永远微下去？如前所说，快速的浏览、消遣是一种需要，但深沉、长时间、大跨度的思考也是一种需要，需求存在，那些反思人类自身处境、探求我们的生存方式的小说，自然也就会存在”。

北京晨报记者 周怀宗

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