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加减乘除”的冒险算法：

    加减乘除

    家庭、亲情 +一篮子大明星

    “不能让来帮忙的明星白来，起码要给一两场好看的戏”

    从《甜蜜蜜》的爱情，到《中国合伙人》的友情，再到如今《亲爱的》关乎家庭，陈可辛拍摄的题材又多了一个层面。最初，当陈可辛把角色邀请发到赵薇手上时，赵薇曾犹豫。她看完剧本后给了导演一个建议，“最好用非职业演员”。据说，当时连《亲爱的》编剧张翼都对陈导去找大明星出演表示不满。但陈可辛还是大胆起用了全明星的主演阵容——赵薇、黄渤、郝蕾、张译、佟大为，连配角也是张雨绮。这应当是陈可辛给片子注入的最大元素，但这也许又会带来另外的问题，角色线太多会否分散了焦点？

    记者：之前会觉得自己可能控制不好这种题材？《中国合伙人》有没有带给你一些信心？

    陈可辛：绝对的。这个题材虽然我没有拍过，但它始终是现实题材。我未必是一个写实题材的导演，但我绝对是现实题材的导演，我以前拍的戏都是现实题材，刚到内地时有点自废武功。因为我不在这里成长，文化肯定有差异，我需要编剧来写。《中国合伙人》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改变，它虽然是内地题材，但它是一部非常“陈可辛”的电影，就像我以前的电影。结果那部戏成功了，让我更加够胆，拍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记者：听说当时赵薇和编剧都有建议你找“非职业演员演”。但你还是用了很强的明星阵容。

    陈可辛：因为我不懂不用明星拍戏。当然用明星很重要的是他能带给你观众、媒体的关注度，你这个戏才能推得出去。不要相信导演的品牌就能搞定观众和媒体，永远都搞不定。

    记者：所以有人形容你已经把市场内化到你的基因了。

    陈可辛：在我来说，我用明星不是妥协。我并非只是为了市场。这么久以来我的电影里都有明星，他们也做得好，我一直用这个方法。但你突然跟我说用个非专业演员，我不懂得怎么拍，包括调度，可能也不懂抓非职业演员的神髓，这完全是不同的东西。在明星里我觉得赵薇最合适，虽然她自己不那么觉得。她推了我两个月，两个月以后才有机会谈，再找她回来。

    记者：你是怎么说服她的？

    陈可辛：就是听听她的担心是什么，她的忧虑是什么，帮她克服那些她认为她做不到的东西。需要微调剧本让她更加有信心，那就调吧。给她的角色多一些主动性，可能以前更被动。

    记者：这部电影因为明星多，导演也会面临一个问题，戏份怎么去分配？这次由成片看来，你其实有帮每一个角色做“一条线”。

    陈可辛：很难抓。我永远有个原则，就是这么多个明星给了你信任，不是你提携他来开工，而是他愿意来拍你的戏，是他帮你。所以我很紧张的一件事就是，一定不要让明星觉得他白来。不能让他们来了之后发现是打酱油的，然后加个名字在海报里就算了。这样我对他们很不公平。虽然不可能每个人都有一样多的戏份，问题是怎样都要给他们一两场好看的戏，让演员发挥。

    记者：怕不怕线铺得开呢？会分散电影的焦点。

    陈可辛：这部戏本身就是这样，不是有了明星才铺得开，是本身就是这么多星，本身就是一个群戏，就不是传统的单一的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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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够动人的原型故事 -虐心催泪

    “故事本身的力量太大，我想克制也克制不来”

    《亲爱的》在题材和情感上是“占便宜”的，积极正面的意义以及更容易打动人的揪心故事。而从官方发布的一系列物料和预告片来看，影片也一直在传递着情感催泪虐心的讯息。但陈可辛说，原型的故事太动人，以致于他不得不提醒自己在拍摄中要“尽量克制”。在威尼斯展映场，记者发现成片虽然有主角失控痛哭的场面，但整体并没有预告片那么虐心催泪。

    记者：打拐这个题材的“度”其实很难把握。它传达的可能就是很煽情，一看就会哭得稀里哗啦。作为创作者来说你如何去把握？

    陈可辛：我是不介意一部电影让人哭的，起码我对哭的电影是不抗拒的。我不介意“情”，但是我不喜欢看到“煽”。如果明显地煽动我，我就不喜欢了。

    记者：所以这次在电影的情绪表达上你是有克制的。

    陈可辛：我已经尽量克制了，但故事本身力量太大了，怎么克制你都会哭。我还想不要哭那么多，哭少一点，是没办法。因为故事本身就会让你自动就想(哭)。

    记者：拍一部戏，身为父亲的你会不会更有感触？

    陈可辛：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不关事。我觉得就算我是不是爸爸，都是一样。这个故事的力量是年轻人看也是一样，不需要做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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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童被拐事件×现实制度严苛

    “我在说这些东西惨无人道，但我不是在狠批政策”

    《亲爱的》除了那些触目惊心的孩童被拐事件外，还有带出很多中国当下现行制度，譬如被拐家庭要生二胎需要残忍的“死亡证明”，譬如户籍制度的严苛，譬如领养制度的“不近人情”……当中种种似乎都向社会发出“拷问”。而陈可辛则表示，自己并没有刻意批判什么。

    记者：在电影中，你也有触及一些社会话题或法律制度。是不是对这个社会制度也有一些疑惑或者自己的想法？

    陈可辛：不是刻意批评，我是理解这些制度。我不知道是不是编剧让我在电影中这样批评，但我看剧本时，我是“理解”的。正如片中所说，是人重要还是法律重要？赵薇在争取女孩的抚养权时，因为她的身份尴尬，法律是不可能让她抚养那个女孩的。

    记者：孩子被拐的家庭生二胎还要给丢失的孩子开“死亡证明”。

    陈可辛：一孩政策对中国有没有好处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没有好处它不会存在那么多年，但有时候个人就需要牺牲。很多政策都是对大部分人有好处，但是对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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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是黄渤郝蕾÷一半是赵薇

    “我是刻意的。在结构上冒点险才刺激嘛”

    陈可辛不甘于庸俗，他不想拍一部常规的“煽情片”，所以他在《亲爱的》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在故事结构上，他将黄渤和郝蕾代表的丢失孩童的家庭与赵薇所代表的“人贩子”家庭一切为二，在前一个半小时中，着重呈现前者；剩下的时间则交给后者，因为赵薇饰演的李红琴直到后半段才出现。而这恰恰成为这部电影争议最大的部分，有人不客气地说：“这根本就是两个故事。”

    记者：从成片看，电影前后有蛮明显的分隔。黄渤和赵薇先后出场，为何这样安排？

    陈可辛：在这个电影里，除了故事很动人我很想拍以外，还有作为导演的一点点追求。它对我来说有一些新意。新意是什么呢？除了故事上的新意，更重要的是结构上的新意。而这个新意和我自己对人性的看法是很吻合的，即事情的双面性。事情没有绝对的对错，所以你看上半场戏是看黄渤做正派的，接着赵薇跳到了那个位置。理论上她和黄渤是对立的，但到了中间，角度又完全相反。在故事中段，开始将观众的安全网拿走。

    记者：但这种做法挺冒险的。

    陈可辛：是很冒险的。但拍戏这么多年，有点冒险才能有刺激和新鲜感的嘛。

    记者：这样很容易给观众感觉是两个故事。陈可辛：我是刻意这样做的。用这么多明星，连这点尝试都不做，那还真是不要拍戏了。要有安全感的话，永远拍一些一模一样的就好，那拍一辈子《甜蜜蜜》就好咯。电影是很多元的，如果要看很安全很熟悉很惯性的结构文法的电影，那就去看回那些电影吧，一开电视全部都是。

    记者：因为你完全有方法用拍摄或者剪辑将它融合成“一个故事”。

    陈可辛：那这部戏就庸俗得不得了。比如我拍《投名状》，李连杰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刘德华是好人还是坏人呢？人性的双面性、事件的双面性，是我这十年一路都在探讨的。所以这部戏，在结构上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方法去讲，我上半部戏描写孩子被拐的家庭父母，是很惨很凄凉；但到了赵薇这里，她也很惨。她在大街上跪着，被丢失了孩子的父母打，那些家长也很狰狞啊。我想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记者：没有人对这种处理提出担心？陈可辛：其实黄渤也说这样很危险。但是，喂，找了你们这么多大明星，已经这么保险了，如果这小小危险都不试一下，那做人没什么意思了嘛，拍戏也没什么意思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