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上铁汉》剧本谈

《陇上铁汉》剧照

    这是一出以“甲午战争”日本军国主义狂野侵略中国为背景,描写慈禧太后克扣军费大兴土木在颐和园举行花甲寿诞、朝庭上下主战派与议和派严酷斗争的历史剧。不待让人将戏看完,观众就能得出结论,肯定是大清晚期因政治的彻底腐朽而使国土沦丧百姓遭殃正义者屡遭打击的悲剧结局。这段历史刻骨铭心，其深刻教训与天地并存。如此事件被搬上今天的戏剧舞台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与反思性,而由今天当红的秦腔名家刘随社饰演剧中一号人物安维峻,薛慧饰慈禧老佛爷,李群饰光绪皇帝,王小龙饰李鸿章,黄来旺饰礼部侍郎志锐，苏改琴饰安维峻之妻，等等,把这台戏的秦腔韵味与文化意涵展示得十分有味,加上陕西编导高手的积极介入,众臣太监宫女群众演员的有力配合,舞美灯光服饰道具尽可能的多重出彩,果然让秦安县的《陇上铁汉》进得省城兰州名声大振。

    然而这出戏也令人十分为之惋惜,总觉得存在问题致使该剧未能达到一种“诗剧”的艺术高境。剧名起得相当有个性,有力度,有光彩,富有“甘肃味”，可以说是我省这些年新创剧目名称起得最具有擒摄力的一个名字。但是剧中人物特别是被当时誉为“铁汉”的陇人安维峻形象未能如编剧之愿和当地人憬愿而在更多观众和专家的心目中立起来,实在是一大遗憾。

    听说此剧的编剧李金亮是秦安县的一位28岁的青年职员,爱看戏,敢写戏,头一次有机会涉足剧苑为秦安戏曲“打本子”。这是很难得的。所以我们首先要肯定他不畏艰难的创作实践精神。不涉足其内摔打,岂能懂得戏曲文学之道?没机会与导演、演员“合谋”共创又怎能将秦安在全国著名的清代谏官搬上今天的戏剧舞台?剧作者敢于挑战自我,挑战戏文，挑战慈禧太后,挑战李鸿章——这位至今被中国人反复评价争议蛮多的历史人物。李金亮挖掘了甘肃鲜为人知的近代人文记忆,唤起人们对秦安大地多方位的文化关注,迈出了秦安人传播戏剧文化而继往开来的进取步伐。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就李金亮的处女作大戏剧本予以析评,助力这位青年人勇敢地坚持戏曲创作，为我们戏剧大省的建设做出不懈努力。

    《陇上铁汉》剧作的核心事件是陇人安维峻不顾自家性命荣辱敢于向清代强大统治势力“动本”弹劾朝庭权贵。安维峻（1854年－1925年）六品官级,系福建监察史,性格耿直,不阿权贵，忧国忧民，大义凛然,支持光绪皇帝主战,在其14个月的任职期间连续上疏65道，以其《请诛李鸿章疏》和《请明诏讨倭法》轰动朝野。他严正提出杀李鸿章以振国人之心,坚决抗击倭寇践踏国土。光绪二十五年释还归里,在秦安办学,后又在兰州主持总纂《甘肃新通志》。安维峻“请诛”之对手李鸿章（1823年-1901年），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品官级,掌管清朝的外交、军事、经济大权，又为洋务派首领。二者资历、地位、权力的悬殊比对十分显明,故而安维峻因连续向慈禧呈交“动本”而得“陇上铁汉”之誉遂传遍全国。这种肯赞实为当时社会人众抗倭思想倾向显明确凿的历史写照。

    改革开放的今天,人们对李鸿章一生的反思与再认识有了很大变化。李鸿章在当时与奕、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皆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他设立学堂,派遣留学，开办军用和民用工业，建立新式海军和陆军，“倡导自强”、“求富”、“西学为用”，故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当时社会生产力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有人还认为李鸿章是清王朝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不该背“卖国贼”大黑锅，他为政的主要历史功绩是影响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社会进程。这是应该予以新历史观重新认知的。

    剧作中一号人物安维峻主要行为是弹劾“骂殿”李鸿章，矛头直指慈禧太后,延续了当时朝野主战派的观点与做法。继续挑战李鸿章这样的“进步”权贵与“非凡”洋务派首领岂不成了一剧之本彻头彻尾的“硬伤”而“逆历史潮流而动”？剧作家不是为历史人物下鉴定词的,但必须要全面了解其人其事之原委。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剧本“聚焦”不准确甚至严重错误,矛盾冲突写不到位甚至根本混乱,陇人安维峻又岂能打动今人？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究竟“铁”在哪里？剧本和人物立不起来，剧作的宝塔岂能不坍塌?这就是此剧引起不少批评的关键。

    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历史观问题的考验。科学的正确的历史观首先应该尊重历史真实。洋务运动是中国半殖民地化不断加深过程中的产物,虽然对当时社会生产力起了一定的甚至是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它并没有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的道路,反而加深了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控制。李鸿章创建了北洋水师,兴办了诸多工业，但不能改变他靠办团练镇压民间起义、勾结外国侵略者屠杀太平天国革命者的客观历史。慈禧舍弃国土的本质是维护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李鸿章虽受制于慈禧,但又不能不是一个死心塌地充当慈禧太后卖国求荣强有力的支持者。是轻是重,人民心中一杆秤，何况时人已经以“陇上铁汉”四个字表达了自己的历史性选择。就以我国目前能见到的史书、辞典、教课书和网络介绍来看,李鸿章有其重大建树的一面,但又不能抹去他是中国近代史镇压革命者起义最多、签定丧权辱国条约最多的一位重臣，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媚外卖国的典型人物”也不过分。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今天的颐和园是世界级的旅游胜地就肯定当年慈禧太后克扣军费为其大办寿筵之举是有远见的“人之常情”；同样,不能因为李鸿章兴办了洋务事业、民族工业,靠他的“智慧能耐”让外国侵略者在不平等条约中少罚了中国多少万辆银子就说李鸿章是“民族进步的骄傲”。同理,不能认为安维峻弹劾了在客观上刺激了民族工业发展的李鸿章，他就是一个狭隘狂莽短视嫉贤妒能的封建官僚，而不是一位满腔热血、视死如归、充满民族正义感、在任的14个月中动本43次创近代史弹劾之最的爱国官员。这种是非曲直还需要今人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的开放思想对李、安二人再度做出正确的认识，这才能对此剧作予以理论上的有力支撑。

    《陇上铁汉》的编剧延续了我国传统主流意识对李鸿章、安维峻的历史判定,这是剧作者的选择,我们不能绑架作者自由创作的“自意识”权力。在我看来,剧本的问题恰恰在于作者在对这两个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中都没有摒弃“非好即坏”、“非白即黑”、“非此即彼”简单对立僵化了的“二元论”。人是复杂的、多元的、立体的;从该剧本“序幕”到“上朝”、“回宫”、“辩理”、“祝寿”、“祭庙”、“修本”、“骂殿”、“别京”全剧这八场戏看，有概念、有结论、有事件，却没有编好一个耐人寻味、引人入胜的戏剧故事，特别是没有对安、李二人均予以多侧面性格特征的历史观照，真正写出他们各自的——有血有肉有温热有骨气有哀怨有情感有痛苦有深度的哲学意蕴来，用科学正确开放的历史观观照二者人性的复杂性。“戏乃细也”，戏是精细的艺术，容不得简单化、概念化、表层化。而这种“细”必须要体现在剧作的结构上,通过精妙的结构一步步抵达作品高屋建瓴的思维反刍来；像“修本”一场戏那样要有生活化的揭示人物内心世界与情感变化的细腻刻画。这样，一剧之本才能立得住，观众才能认可，《陇上铁汉》才具有深远的让今人玩味的思辨力而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