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控烟与国际差距明显 专家吁增税抑制烟草需求
中新网北京5月31日电 题:中国控烟与国际差距明显 专家吁增税抑制烟草需求
作者:白琥
今天是第27个世界无烟日。自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中国生效至今,中国控烟在地方立法、条约履行、禁烟宣传等方面的工作进展明显。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与其他已经批准实施公约的国家相比,中国在全国性控烟立法、烟草税率、烟包警示等方面,仍存较大差距。早有规定的“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也遭遇了执行难尴尬。对此,专家呼吁,应提升烟草税率,控制烟民需求、减少烟草消费,而这也是单一控烟手段中最有效的方式。
地方禁烟法规频出 全国性控烟立法仍空白
今年世界无烟日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2014中国青少年烟草调查报告》再次将禁烟控烟的话题拉入人们的视野。
该报告指出,中国吸烟者超过3亿、7.4亿非吸烟者遭受二手烟危害,每年有约140万人死于烟草相关疾病。而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050年每年死亡人数将突破300万。面对巨大且有冲击力的数字,人们不禁疑问,中国是否采取了有效措施开展控烟工作。
对于上述问题,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基础医学研究院教授杨功焕告诉中新网记者:“纵向来看,中国的控烟工作有较大进展,包括研究机构、政府部门、NGO等在内的各界都介入该项工作。其中,地方控烟条例稳步推进,值得一提。”
正如杨功焕所言,截至目前,全国已有银川、上海、杭州、广州、天津、哈尔滨、青岛、江苏、兰州、深圳、长春等十余个省市出台了控烟条例。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地方法规出台后也遭遇了可操作性差、执行难、公众认可度不够等诸多问题。杨功焕表示,各地控烟法规通过之后,法律的执行暴露出很多不足,滋生出一些新的问题,仍需继续探索。
事实上,非但地方法规遭遇执行难,2011年卫生部修订后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也遇到了“没人理”的尴尬:该细则规定“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但时至今日效果不佳。
各界长期以来疾声呼吁的全国性控烟立法再次被点题。
杨功焕告诉中新网记者,“虽然中国地方控烟立法获得推进,但与已经批准实施公约的国家相比,中国的控烟工作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中国国家级别的控烟政策,和国际相比有很大差距。”
“立法是决定中国控烟效果好与坏的关键因素之一,但我国全国性控烟立法仍然是空白的。”杨功焕说。
烟草业阻挠控烟遭诟病 控烟领导体制须有作为
烟草业对控烟的阻挠,也被视为中国控烟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多年来,这一“老问题”饱受舆论诟病。有评论甚至指出,中国控烟工作未达预期效果,烟草业阻挠系主因。
2012年,第25个世界无烟日即将主题设定为“烟草业干扰控烟”。该年,由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参与撰写的《揭露并抵制中国烟草业对控烟干扰》报告指出:中国烟草业在“科学策略”上用笼统、含糊的词语来降低和消解人们对烟草严重危害的警惕,阻止“健康警示图形上烟包”政策的执行,利用变相广告、促销和捐助,促进烟草消费,拉拢青少年亲近烟草。
如今,两年已过,上述报告指出的问题仍十分突出。《2014中国青少年烟草调查报告》指出:48.5%的学生至少通过一种渠道看到过烟草广告或促销。烟草广告和促销随处可见,鼓励并吸引青少年吸烟的外部因素广泛存在。
烟草业对于烟盒包装印制图形警示的消极态度亦受到广泛批评。专家指出,与国外烟盒上布满老烟枪的黑肺等恐怖图案不同,我国烟草业竭尽全力抵制健康警示图形印上烟盒,一味想通过包装上的广告,加强品牌形象、弱化吸烟风险。
烟草业本能性阻挠控烟进程,反映出公共利益和行业利益之间的博弈,也反映在中国控烟领导体制的矛盾之中。
2007年,中国成立了由8部委组成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部际领导小组,其中工信部为组长单位,包括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卫生部等部门。
对此,曾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国家控烟办主任的杨功焕表示,“工信部既是主导部门,又管理着国家烟草专卖局,做出的决定难辨是企业决策还是政府决策。”
“事实上,中国控烟领导体制存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仍然是烟草生产部门的上级机关管理控烟工作。中国控烟效果不佳,和控烟领导体制不作为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一个很主要的问题。”她说。
中国烟草税负水平低 专家吁增税抑制烟草需求
面对不乐观的控烟形势,杨功焕告诉中新网记者,只有切实实施《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倡导的“MPOWER”政策(无烟立法、帮助戒烟、烟包警示、全面烟草广告、促销与赞助的禁止、提高烟草税),才能推动控烟进程有效进行。其中,她特别强调了提高烟草税的重要性。
“中国烟草税的税率逾40%,但是全世界的平均水平是60%左右,而且还有四分之一左右的国家烟草税税率达到了75%。中国烟草税税率的提高尚有很大空间。”杨功焕说,“经验证明,对烟草加税是最有效、最符合成本收益的控烟措施。”
杨功焕指出,中国目前香烟平均单价较便宜,烟民没有受到来自经济上的压力。“烟价提高将有效地调节人们的消费行为。”
此外,在杨功焕看来,让控烟工作实现良性循环是提高烟草税的另一有利之处。
“多收的税收可用于帮助低收入群体戒烟,实施健康服务。当人们对烟草的需求下降之后,我们可以利用这部分税收帮助烟农转产,上述措施能够帮助控烟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过程。”她说。
杨功焕的建议与本次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提高烟草税,保护下一代”不谋而合。本月28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崔丽也表示,中国政府要采取包括提高烟草税在内的综合性措施,保护青少年免遭烟草烟雾危害。
事实上,社会各界对烟草加税的呼吁由来已久,亦有不少人对烟草税与烟价之间能否实现联动存疑。
杨功焕表示:“对于烟草,中国是完全按照计划经济的方式运作。由于非市场机制,烟税提高,烟价却没有上升,不能达到调节消费行为的效果。但是,中国目前正在进行财税体制改革,并强调提高消费税。通过消费税调节消费者的不健康行为,这将会是有效的措施。”
除增税之外,杨功焕还指出,卫生部门应在戒烟服务上有所作为。“卫生部门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可以将戒烟服务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控烟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多方合力,从点滴改进,控烟一定能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