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长城存甘肃：填补了2200年史书的留白之处
（原标题）千里长城存甘肃：填补2200年史书的留白处
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驶，忽然同伴一声惊叫，“看啊！那里有座烽火台……”车内有人惊叹。车窗外烟雨弥漫，隔着洮河，我们看到对岸的悬崖之上，一个不算高大的土堆，在雨中静静矗立。
这个土墩就是“三十里墩”，战国秦长城第一墩。
2200多年前，秦人扫除了他们统一天下的最大障碍——义渠戎国，随即设立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这是秦人，也是东方，对西部的第一次正视。
战国秦长城，东方第一次正视西方
战国秦长城，从临洮县的这座墩台开始，经今甘肃的渭源、陇西、通渭、静宁，然后在静宁过葫芦河、六盘山，入今宁夏固原县境，再由固原县境折向甘肃省的镇原、环县、华池，进入今陕西省，后经鄜县、延安、绥德，止于黄河边。战国秦长城在甘肃境内经历8县，历程长达750公里（采自《甘肃通史》的数据）。
尽管秦人是以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为中心发展壮大起来的，然而秦人的目光始终向着东方。或许这与他们来自东方有关；或许，西方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些马背上的牧人而已。
谁想，也正是这些牧人，却给秦人带来了极大的麻烦，直接影响了他们的东方战略。以至于秦人的太后也不得不以身事敌——她就是秦宣太后，战国时期楚国人，名芈八子，以她为原型拍摄的《芈月传》很是火了一阵。人们推算，芈八子和义渠戎王，从相识到结束，时间长达35年。谁知风云突变，秦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
义渠戎的灭亡，为秦人东进扫除了最大的障碍。战国秦长城由此而开始修筑，此时正是秦昭襄王中期。
秦人就地取材、因地制宜，修建了这一伟大工程，在适宜筑墙的地方，他们采用板筑技术，分段夯筑；遇到河岸和塬、梁，则利用陡坎、山崖，加筑矮墙。遇缓坡则挖低筑高。而在石材充足的地方，就用石头垒起一道石墙。每隔一段距离则筑造城垣，用来驻扎大军。
至今，我们依旧能在临洮看到长城的墙基、城墩、关门、烽燧等遗迹。有些地方，虽经2200多年的岁月侵蚀，但长城的残留部分仍宽约14米，高0.5—3米，夯土板筑层厚8—13厘米。人们在长城沿线遗址中采集到的细绳纹灰陶筒瓦和板瓦，其长度大体一致，筒瓦长约70厘米，板瓦长约60厘米，宽度均约50厘米。
由此可见，战国秦人对西部的正视，代价不可谓不大。其实，在战国时期，各国对西部并不陌生，但真正对西部重视起来，却是从秦开始的。
长城的历史，就是一部向西开拓的历史。秦人迈出坚实的一步。整个战国秦长城，穿越今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4个省区的23个县、旗，最后止于内蒙古准格尔旗黄河南岸的十二连城，全长约1700—1800公里。
秦人修筑了长城后，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大踏步地东进了。又同东方六国苦斗了五六十年，这才扫平六国，统一天下。直到这时，秦人才再次回头审视西部。
公元前221年，嬴政称皇帝，是为秦始皇。次年，他就对陇西、北地二郡进行大规模视察，首先抵达了陇西郡郡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在秦始皇三十二年、三十三年，秦始皇派蒙恬两次出击匈奴，接着便开始修筑长城。这便是人们所说的秦始皇长城。蒙恬“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
秦始皇长城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秦朝的临洮，实际上指甘肃岷县。所以在《史记》有关秦始皇修筑长城的后面，有段注解说道：秦陇西郡临洮县，即今岷州城，本秦长城首，起岷州西十里，延袤万里，东入辽水。秦长城穿越在茫茫群山中，绵延横亘于中国北方，作为当时游牧区和农耕区的分界线，它牢牢地守护着农业区的安全。
秦始皇不仅仅修筑了长城，还在长城沿线大量移民实边。长城沿线的34个县，每个县一万人，就是34万。仅仅向榆中、北河一带就移民3万家、15万人。至今，在宁夏平原上还用秦渠、汉渠、唐徕渠等称呼引水渠。秦渠似乎就是从秦始皇时延续下来的渠道。
汉长城，见证了50万移民对河西走廊的“大开发”
永登县城不远处有个叫罗城滩的村子。这是一个安静祥和的地方，多少有些世外桃源的感觉。在大片农田的包围下，村子里没有鸡鸣狗叫，安静得让人有些感到意外。
可是，人们不会想到这里曾经有座繁华热闹的城——令居塞。令居塞是汉武帝时在黄河以西，修筑的第一个要塞，汉长城就从这里起步。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遣骠骑将军霍去病两次在河西反击匈奴。随即，在先零羌的游牧地修筑了令居塞。
今天的罗城滩村，就是当年的令居塞遗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还有一个将近1公里见方的古城。然而，在后来的平田整地中，这座年代久远的古城，也最终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认为，罗城滩周围的地形地貌和《史记》中描述的基本一致，而且“罗”一词的发音同“落”，辞海中落有一种解释，其意是：下降、下落。在永登方言中含有掉落的意思。也可以这样说，罗城就是一个城墙掉落了的古城。实际上告诉人们，在遥远的过去，这里曾经有一座充满辉煌的城市。
在修要塞的同时，也修筑了从令居塞到酒泉的长城。西汉政府在河西走廊修筑长城的大幕由此拉开。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又将长城从酒泉向西扩展到玉门。太初三年（前102年），又调动十八万甲卒，在酒泉、张掖郡北部，修筑了居延、休屠塞及长城。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又将玉门的长城向西延伸到罗布泊。这样就基本上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汉长城体系。
甘肃汉长城遗址，西起今敦煌市西端的湾窑墩，沿疏勒河经后坑子、玉门关、大月牙湖，由三个墩入安西（今瓜州），过西湖、望火堡、布隆吉、桥湾，穿玉门市北石河沿岸，进金塔后沿弱水北通居延、休屠塞。另一路从金塔顺黑河经高台、临泽、张掖、山丹，过永昌、民勤、武威、古浪、永登等地，渡黄河入宁夏。在甘肃境内全长1000余公里。
不了解长城的人，往往以为长城都是墙。实际并非如此。秦长城“因河为塞”，汉长城则更为干脆，纯粹叫“塞垣”、“遮虏障”。到明代才叫“边墙”，“墙”才占了长城建筑的大部分。
汉长城有沙土夯墙——修筑时墙中掺杂着红柳、胡杨、芦苇和罗布麻等物，以粘接砂石，使其坚固，至今，我们还能在河西走廊的戈壁荒原中见到这类遗迹；还有壕沟——用以阻挡匈奴骑兵，在永登县大通镇跌马沟，就有这样的壕沟型汉长城遗址。
有长城，就必有关隘。汉武帝元鼎六年后，西汉王朝在河西走廊，设四郡，列四关，四郡为张掖、酒泉、敦煌、武威，四关则是玉门关、阳关、悬索关、肩水金关。
一百多年来，河西走廊地区出土了大批汉简及大量文物，它们见证了西汉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状态，记载汉代长城的管理体制方式，也为了解戍边将士的生活提供了实物。通过那些简牍和文物，我们看到了一幅生动的汉代河西军民生活画卷。
汉代人对长城的管理制定了非常精密的方案。在后勤给养上，有一整套的屯垦系统，移民们按照军事编制进行管理，有田卒、守谷卒、河渠卒等；也有农都尉、护田校尉、候农令、守农令、劝农椽、仓长、仓佐等官吏。这就保证驻防部队的给养。在预警体系上，他们采用分区管理的方法。沿线各个防守区，根据自己特点，制定规章。而且，根据敌人数量的不同，划分了报警等级，不同级别的敌情，有不同的举报烽火的信号。长城沿线设置的烽燧网络，其烽烟信息传播的速度非常快。敦煌的烽烟信息两三天就可以送到陕西淳化县甘泉宫的全国军事指挥部。
终西汉一代，河套徙民估计约百万人，而与河套同步开发的河西地区有28万人。他们在河西走廊石羊河水系、黑河水系、疏勒河水系下游，开垦出屯田40万亩。当时，居延塞存粮达1.2万余石。至西汉末年，河西已成为国家重要的经济及行政区域，徙民和戍卒数量猛增到50万。
这些人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森林，离不开屯田，过度开发，导致土壤沙化，沙进人退。出土的汉简中，还能看到关于黑风的记载，这就是汉代的沙尘暴。
漫漫长城沿线，数十万士卒，戍边开垦，踢蹴鞠，抓黄羊，吃烧烤，过着他们应该有的生活，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展现着大汉王朝崛起时张力，但也给今人留下了生态难题。
明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全长1.2万里，所以人们把它称之为万里长城。如今走在千里河西走廊，人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明长城的遗迹。
甘肃境内的明长城西起讨赖河谷边的第一墩，过嘉峪关，一路向东，经酒泉、金塔，然后折向东南，经高台、临泽、张掖，再从山丹东南行经永昌，再折北至民勤，又折南而下经武威凉州区黄羊镇以东的东滩，向南穿古浪峡，越乌鞘岭，沿庄浪河，纵贯永登全境，至兰州黄河北的盐场堡。
这是甘肃明长城的主线，主要修筑于嘉靖、隆庆、万历年三朝，特别是嘉靖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1547年－1548年）曾大规模修筑甘肃境内长城。
明长城还有两条复线：一条是兰州的“河南边墙”，分布黄河南岸，西起临洮，经永靖、巴米山、红柳台、盐锅峡、上下诠、小茨沟等地，再过市区沿黄河南岸向东，至来紫堡、青城，出榆中大狼沟至靖远。几年前，兰州拱星墩干休所院内也有一段长城遗迹。
“河南边墙”是正统十四年“木堡事变”后的产物。1449年，明军在土木堡被蒙古军队打败，明英宗朱祁镇被俘。整个明朝北部的战略形势急转直下，全面转入守势的情况下，利用了原有的秦长城残基，修筑了这段长城。
另一条则是“甘肃新边”，修筑于松山战役之后的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它西接黄羊镇以东的东滩明长城主线，经古浪土门、大靖、裴家营、景泰索桥渡，长约400里。这是明代最后的大型防御工程。而兰州的黄河北边墙，也是这个时候修筑的。可惜，甘肃新边防御体系建成后十年，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就以七大恨为由起兵，从此，明王朝逐渐走向衰亡。
在河西走廊，明长城和汉长城，时而重合，时而分离，在大漠戈壁间，纵横奔驰，留下无数传说，也留下无数遐想。细细观察，分离的地方，明长城，往往在汉长城南侧十几里地方，汉长城多被沙漠所包围。这就是汉明间，1400多年来长城沿线生态巨变的见证。
嘉峪关是明长城最西端的第一个关隘。尽管之前的汉、唐，都曾在此修筑了相对简陋的关城，但让人记住的却只有这座大明王朝的嘉峪关。嘉峪关始筑于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最初只是个简陋的关城，并没有延伸到南北两山的长城。此时，大明王朝正值少年，朝气蓬勃，无人敢捋虎须，谁惹就灭谁，蒙古各部不是归降就是望风而逃，关西七卫也小心翼翼，一个象征就够了。
故而在1372年后的160年间，嘉峪关两翼并无长城。明世宗嘉靖十八年（1539年），大明王朝走上了下坡路，人们才开始修筑了嘉峪关南北两翼的长城，有了这两条长城，彻底给河西走廊上了一把大锁。
此时，中国经济重心早已转移，陆路丝绸之路也彻底衰落，大航海时代方兴未艾。嘉峪关只能惨淡地维持着大明帝国的颜面。有意思的是，被金庸写入《鹿鼎记》的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张勇都曾驻防“甘肃新边”等长城沿线，他们在镇压吴三桂叛乱中大显身手，《清史稿》中将他们称为“河西四将”。如果算上岳钟麒、张广泗，甘肃新边沿线可谓是名将辈出。
可见，长城并不是保守和封闭，它是保护和发展，是丝绸之路的守护者。没有长城，就没有丝绸之路，两者相辅相成。
长城，留下无数谜团待解
长城作为农耕民族对抗游牧民族的有效手段，千百年来它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不是身处长城沿线的人，是永远也无法体会的。
我的家乡在河西走廊。那个小镇是明代同蒙古人进行交易的集镇，距离长城不足5里，出了长城就是游牧民族的地盘了。童年，曾无数次从长城的豁口穿过，也无数次登上烽火台。在这里，长城只是一个分界线，不仅是两种文化的界限，也是等400毫米降水量线的标志。
过了长城，就意味不再适合种庄稼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变成了游牧。我们的那个小镇，实际上兼具游牧和农耕两大文化的特点，方言中不仅保留了大量蒙古语，而且家族中也曾养过骆驼。小镇的居民，说起家族的历史，总是说：“问我祖先哪里来，山西洪洞大槐树”，或说家住南京竹石巷（珠市巷），或言来自江南。
长城，在我们眼中，不仅不是一种束缚，相反是一种保护。别的不说，每到沙尘暴袭来，不及躲避的人们，看见长城，往往要说，赶紧走，到边墙边避一避。
实际上，长城的修与不修，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实力。中央王朝政通人和，实力强大，往往不用修筑长城则四夷宾服。唐朝前期，中央政府实力强大，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皆从参天可汗道来朝拜。“安史之乱”后，国力急剧衰落，不得不堵塞陇山道，修筑长城（堵达边墙）同吐蕃人对抗了。
从这个意义上看待甘肃境内的长城遗迹，我们便可以读出中央王朝两千多年来的兴衰演变。因此，对于省内各个时代长城遗迹的定位、保护和解读，定能源源不断地为我们填补史书上的留白处。
( 编辑：王生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