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小镇文学杂志的30年

张治生把30年来的《梅泾文学》一本本排满长桌，刻上皱纹的手摩挲过32册杂志封面

张治生近照

    油墨味的日子

    所有人都记得周敬文时期的老文化站,那是立在名叫“大街”的狭窄小巷里的两层老木屋。木地板踩上去嘎吱嘎吱地叫,屋里光线昏暗,有几书架旧书和七八十份报纸杂志,临窗一张长桌,边上几排带靠背的长条木凳,屋顶的老吊扇一开转就咕咕作响。

    “条件简单,但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好极了。”王立记得镇里的文学青年们第一回在这里聚会,成立了濮院文学社,周敬文自己掏钱提回来两个西瓜,大家破开瓜,边吃边聊,场面热烈极了,“我们最基层的文学爱好者就是这么组织起来的。”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时的聚会。”濮院女作家董君莲当时在兵团丝厂工作,“白天上班,晚上我们自带杯子,自带茶叶,赶到文化站,雷打不动。有次停电,周老师就点了个马提灯。一到聚会,一屋子都是人。记得我们就是聊文章,有时候为几句话会争起来,但出了屋子就都好了,我很怀念那个团体。”

    为鼓励大家创作,周敬文提出创办一份杂志,让濮院镇的文学爱好者有一个发表作品、互相交流的园地。1986年5月,第一期油印刊物《社员作品集》、也就是后来的《梅泾文学》诞生,从此,一年一期,偶有增刊,不曾中断。

    20年后,周敬文仍清晰记得,为出这样一本杂志,濮院缝纫机零件厂的费师傅免费帮忙打字,后来桐乡三中文秘班的学生也加入进来,纸张得到镇工办一位叫于丽华的女士支持,油印机是濮院丝厂借的,缝零厂的苏惠民设计封面、在蜡纸上刻插图——直到1999年逝世,他一直用业余时间担任《梅泾文学》美编,全体文学社成员有的帮着校对、有的帮着刻印,有的帮着分页、装订、拿糨糊糊封面。

    “没有任何报酬,完全是很草根的一群业余文学爱好者自发做出来的杂志,它是我们的骄傲。”董君莲说。每期《梅泾文学》她都会一字不落地读完,先读一遍自己的文章,再看好友们的作品,然后是其他人的。每次搬家,所有废旧刊物都可以丢掉,只有《梅泾文学》必须带走。当年,她也为出刊推过油墨滚筒,“我现在还记得油墨的味道,很香。”

    “煤炉”不要“隐”

    1991年,周敬文调“走”前,把编《梅泾文学》的担子交给在药店给人抓药的张治生,他了解这个老朋友。他调走后,社会风气、文化氛围日新月异,张治生敢拍拍胸脯,说《梅泾文学》能坚持办下来,因为有我们。

    桌面上一字摊开的32本杂志,透过封面能嗅到时代的变迁,从最初五期的手工油印,到1990年代初的铅字排版,再到1999年进正规印刷厂后的电脑排版、彩色照片……但时代的变迁远不只在封面上。

    濮院文化站搬了第三次家,“东搬来西搬去,在基层,文化不怎么受重视,经济搭台,文化唱戏,搞经济是挣钱,文化是什么?文化是花钱的哟。”张治生叹气。

    1999年,《梅泾文学》转为电脑印刷,是得当时镇党委宣传委员看重,提议这份杂志以后由镇党委、镇政府来主办,文化站、文学社承办。这一年,《梅泾文学》第一次给作者发稿费,一篇文章20元。转过年这位委员调走,稿费又变回原来的牙膏和小毛巾。

    文化站逐渐失去周敬文时期的热闹和清净,来的人少了,去旁边院子的人多了,旁边开了个整日砰砰响的舞厅,那几年,舞厅正走俏全国。

    羊毛衫市场风起云涌,一批人下岗,一批人下海,一批人离开濮院,昔日的文学青年很多不再写作。

    张治生一辈子没什么积蓄,他不会搞经济,也不愿搞。不在药店的时间,他愿花在读书写字和办一份文学杂志上。写稿的人少了,但热情不改、继续投稿的人总是有,每年杂志印出来,他一家家去送,别人是像过去那样仔细阅读还是转手扔垃圾箱,他不关心,“我们草根小人物,无所谓,说自我陶醉也好,自娱自乐也好,反正每年一本。”

    2009年,当时的文化站站长高伟胜找到张治生和已接手主编工作的王立,说镇里决定停掉《梅泾文学》。

    张治生坚决不答应。没几个人理解他,这本没什么名气、没什么经费、采编全是业余人员的杂志,办起来除了花钱还能得到什么呢?但常年给《梅泾文学》供稿的老作者姚镌明理解。他跟张治生提议,干脆我们两个老头子出钱,一人一千块,继续办。张治生立马拍板,跑去告诉王立和高伟胜,上面不做没关系,他跟老姚要自己做杂志啦,哪怕只能出十几页的一本,也要一年做上一期。

    高伟胜看了看,又去镇里争取,最后争取来两千块钱,让他们去搞。于是,有了2009和2010年,两期薄得仅有20页——也就是只有10张纸的《梅泾文学》,这两本薄薄的册子,让这本杂志度过了生死劫。

    他补充说明为什么坚持做《梅泾文学》,“人总要有点小小的精神力量。现在趋势不好,给杂志写稿的总是几个老头子,后继有人得靠王立多培养我们濮院本镇的青年。”

    梦想不灭

    2014年末出刊的第32期杂志,能清晰看出变化。小说不见了、诗歌少了,稿件可以划归两大类,一类围绕濮院的风土人情、陈年旧事,一类是中小学学生的手笔。

    “老人写,孩子也写。年纪大的人,我请他们写濮院的回忆,比如濮院的老街老桥老习俗,这些事只有他们知道,写下来就留下一些属于濮院的文化记忆。再找学校老师帮忙搜集、推荐学生的文章,说不定有小孩子就因为文章发表培养出对文学的兴趣。一个是文化记忆,一个是文化新苗的园地,这就是这本杂志在今天的特色和意义。”

    今时今日,热爱文学的人变少了吗?王立的回答是热爱文学的人始终都有。

    他在《梅泾文学》创刊20周年特刊的编后记中写道:“一个梦想可以激励一生,一则稚拙的诗文可以放大我们的骄傲。我们在舞文弄墨的过程中,真切地感受着文学带给我们心灵上的慰藉、安详和幸福。即使物质再贫乏、环境再恶劣,我们依然痴心不改。”

    一晃30年,人生有几个30年?对于《梅泾文学》的未来,王立相信会有更多人参与进来,而薪火相传,梦想不灭,始终会有人执着文学,爱好文学,让诗文温暖生命。

    □据《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