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强?钢祸?

14.11.2014  12:08

    即便已经知道没有什么能阻止中国网民“无所不能”的“造词”功夫,当“APEC蓝”首次进入舆论视野时,人们仍无法预知这个新词能流传多远。

    没想到,仅仅过了几天时间,“APEC蓝”就已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热词,迅速从草根话语升格为官方表达,并出现在习近平主席欢迎各国宾客的晚宴致辞中。习主席不仅知道这个词,还希望通过不懈努力,“APEC蓝”能保持下去。

    沉醉在那一抹幸福的“APEC蓝”里,不少北京人甚至希望时间能慢点再慢点。事实上,不仅北京人,所有长期饱受雾霾困扰的中国人,都盼望着APEC会议期间的湛蓝天空,有一天在这个国家成为“新常态”。

    但很多位于北京周边的工业企业,以及指望这些企业继续贡献GDP、税收和就业的地方政府,感受怕是截然不同吧——为确保APEC会议期间北京空气质量优良,北京周边多地都提前收到了停产限产的通知,并启动了最高级别的减排措施。作为排污大户,那些钢铁企业受的影响最大。

    APEC期间的治霾经验表明,蓝天确实可以“调控”。钢铁企业停产限产为“APEC蓝”做出的牺牲有多大,也反证钢铁企业对华北地区雾霾频发的“贡献”有多大。

    此前网上有一个段子,说全世界钢铁产量排名中,第一名是中国(不包括河北省),第二名是中国河北省(不包括唐山市),第三名是中国河北省唐山市(不包括瞒报产量),第四至八名分别为日、美、印、俄、韩,第九名是中国河北省唐山市的瞒报产量,第十名是德国。虽是调侃,却足以看出河北产业结构之“”。

    产业结构越“”,霾害越重,已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如此,产业结构越“”,经济转型的包袱也越重。据媒体报道,当前我国钢材行业年产能超10亿吨,但需求量仅7亿到8亿吨,产能过剩近20%。产能过剩导致钢材价格一路下滑,个别钢材品种售价已降至每吨3000多元,相当于每斤一块多钱,与超市白菜价相差无几。

    在转方式、促转型的语境下,作为河北经济支柱产业的钢铁业,已然成了阻碍河北经济转型升级的一只痛脚。可事实上,钢铁行业如今遭遇的困境,正是许多传统行业的缩影。

    回过头来看,在过去几十年中,很多昔日孜孜以求的东西,都已经成为今日的包袱。钢铁,正是其中的典型。

    生产多少钢铁,曾被视为国家强大与否的重要标志。渴望富国强兵的中国人,自然有着浓浓的“钢铁情结”。最突出的表现,是1958年大跃进期间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当时,全国上下砸锅卖铁大炼钢,干部群众夜以继日地奋战在荒野,“白天一片人,黑夜一片火”。全民大炼钢严重破坏了生产秩序和生态环境,最终炼出1100万吨钢,有300万吨是没有价值的土钢。

    钢铁产业在中国的地位之高,从三个历史细节可以看出:一是武钢、宝钢等大型钢企奠基或投产时,国家领导人都会亲临现场;二是上世纪70年代初,虽然国家没有多少钱。仍斥资近40亿元为武钢引进1.7米轧机;三是当年曾出现过名为“鞍钢宪法”的历史名词,在各种文献纪录片中都能看到《高举“鞍钢宪法”旗帜,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等横幅。

    央视文献纪录片《百年先念》也曾提及一段往事:1979年,国民经济出现整体过热,各行各业都做出了调整和压缩,但投资额巨大的宝钢项目的建设计划,依然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强力支持。

    终于,自1996年以后,中国钢产量一直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无可否认,钢产量世界第一,为中国迈向强国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把钢产量作为强国标志,中国无疑能笑傲世界民族之林。

    然而,在钢铁业那些遥遥领先的数字背后,并不都是美好的现实。当中国人认识到经济发展必须从量的扩张转向提质增效,认识到不顾资源环境代价换来的发展不可持续,认识到发展最终要为了人的幸福而不能损害健康,与“钢铁情结”说再见的时候就到了。

    有数据显示,近几年钢铁工业能耗约占工业总能耗的23%,占全国总能耗的16%。能耗高必然消耗大量的煤炭资源,进而导致环境污染问题。此外,钢铁行业的二氧化硫和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分别占工业总量的8%和16%左右,而且钢铁行业产业链长,耗能和污染不仅停留在冶炼环节,而且上游的焦炭生产也有影响。

    “十二五”以来,为实现工业转型升级,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包括排污总量控制、大幅收严污染物排放标准、实行能源消费总量及强度双控制等。根据明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以钢铁企业为代表的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行业,将面临更多的监管和限制。从去年开始,河北省政府已经打响化解钢铁过剩产能的第一枪,集中拆除了多个高炉、转炉。

    曾经引以为傲的钢铁行业,如今正让河北这样的省份及周边地区饱尝苦果,也让经济转型之路举步维艰。当然,钢铁行业仅仅是一个代表,中国还有很多类似的“三高”行业,都曾被一些地方当作“金凤凰”大干快上。它们固然让地方经济数据好看了一些,但埋下的各种隐患和长期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发展的成绩,让民众的幸福感打了折扣。

    尽管囿于发展阶段的影响,有些问题的出现与历史因素有关,但是,不要“带血的GDP”,不要“带毒的GDP”,应该成为各地主政者的共识。唯有着眼长远,让发展观、政绩观回归常识,顺应时代大势积极转型,才能走出“发展的雾霾”。(汤嘉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