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腐败学”研究者执掌央行研究局(1)

25.09.2014  10:42
 9月1日, 广东 金融学院原院长、新京报首届“中国青年经济学人” 陆磊 正式接替纪志宏任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11年前从 央行 研究局离开,陆磊先后在金融机构、高校闯荡。11年后回归,44岁的他成为央行研究局历史上最年轻的局长。

  他写文章一写完就封笔,不修改,不看第二遍。“深思熟虑后就立即干,做有把握的事情,容不得自己拖拉。”干脆利落,这是他的风格。

  他敬仰深入一线实地调研的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也欣赏 樊纲 的敏锐、担当和勇气,自己也坚守着“人可以没有建树,但是不能为了钱去瞎说”。

  重返央行,从广东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变身为央行最年轻的研究局局长,陆磊一直未正面回应。但在前不久,陆磊曾公开谈论过他对央行研究局局长这一职位的理解:“理想中的央行研究局局长应该"大度包容",不要总想着自己做学问,而是要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学薛暮桥实地调查经济

  陆磊钦佩薛暮桥拎着菜篮子上街了解物价,认为近年的经济学者在论坛见得多,西服革履与投行打交道的多,深入田间地头的少。

  今年2月,市场就已传闻陆磊将调任央行研究局任局长一职,当时新京报记者向其发短信求证,他回称“传闻而已!”

  7个月后,消息做实。9月1日,陆磊正式接替纪志宏任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这一次,陆磊没有回复记者的采访请求。

  陆磊是新京报首届“中国青年经济学人”的年度经济学人(2013年)。2012年10月,新京报记者曾在 北京 采访陆磊。

  身材清瘦,语速快,爱提问,这是初见陆磊的印象。

  陆磊思路清晰,对记者的提问,立马能分析出一二三点。他还喜欢打比方,也许是多年当老师的习惯使然,他能用最简单的表述解释复杂的金融原理。

  思考时陆磊爱抽两口烟,在点燃手中烟之前,陆磊问记者:“你介意吗?”

  陆磊成名于2005年。此前他在央行研究局担任研究员期间,与时任研究局局长 谢平 合作,完成《中国金融腐败的经济学分析:体制、行为与机制分析》,获第十一届(2004-2005年度) 孙冶方 经济科学奖。那一年,陆磊35岁,是最年轻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

  这篇论文以2002-2003年间对全国29个城市5大类人群的6000份问卷调研为基础,收集了关于金融业运行中的腐败行为及其金融、经济后果的大量数据,编制了相关的金融腐败指数。

  为了掌握第一手研究资料,陆磊跑遍全国11个省29个地级市的几十个基层单位,北到黑河、盘锦,西到 四川新疆 ,南到深圳、茂名。

  这或许是受到了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的影响。

  陆磊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在老一辈经济学家里,最钦佩的是薛暮桥,一个多年流传的故事是,薛了解物价必须拎着菜篮子上街。特别是近年的经济学者在论坛见得多,西服革履与投行打交道的多,深入田间地头的少。

  陆磊举例说,大家都说 刘易斯 拐点,有多少人去看过大学生就业签约和新生代外来工的生存状态?好像文学家比经济学者知道得都多一些。

  “诱惑多了心收不回来”

  陆磊说,绝不参加任何商业性论坛,给钱的绝不参加,只给政府部门谈观点,给高校的讲坛讲课。讲多了就受到诱惑,诱惑多了心就收不回来了。

  陆磊是国内经济学界为数不多没有“身价”的学者。

  “因为媒体露面的事情都是应急的事情,我绝不参加任何商业性论坛,给钱的绝不参加,我只给政府部门谈观点,给高校的讲坛讲课。”陆磊说,“讲多了就受到诱惑,诱惑多了心就收不回来了。”

  陆磊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人可以没有建树,可以对这个问题没有看法,但是不能为了钱去瞎说。

  在陆磊获孙冶方奖之后,其家乡的《常州日报》曾对其进行了报道。

  陆磊年少才高,中学时的作文,常以知识面宽和思想有深度受到老师夸奖。1985年,15岁的陆磊去 北京旅游 ( 000802 , 股吧 ),临行挥就一幅充满了少年情怀和书生意气的词作:“迷蒙烟雨笼江南,春意阑珊,青山碧水潺,一叶扁舟轻帆远,迎浪暂泊北固山,独立山头望东南,远瞩高瞻离乡别泪弹,扬子入海不复返,此去燕京何时还。”

  4年之后,陆磊以 江苏 文科第三名考取北大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在北京一待就是17年。7年求学,10年工作。

  大学期间,他就出版了好几本经济学著作,成绩优异,毕业时被评为北京市高校优秀毕业生,保研,工作,一切都非常顺利。

  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他是个活跃分子,参加社团活动。研究生毕业后,陆磊在央行政策研究室经济金融处、研究局国际金融处工作,后来成为国务院国有银行改革专题小组、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专题小组、央行监管体制改革专题小组的办公室成员。

  1999-2000年,陆磊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学者公派 澳大利亚 国立大学留学,获该校经济学硕士学位。

  在央行研究局工作期间,陆磊认识了 夏斌 、谢平等中国经济界的名人。

  “很有见解的青年经济学者。”国务院参事、经济学家夏斌如此评价陆磊。夏斌也是新京报首届“中国青年经济学人”的评委。

  我绝不参加任何商业性论坛,给钱的绝不参加,我只给政府部门谈观点,给高校的讲坛讲课……人可以没有建树,可以对这个问题没有看法,但是不能为了钱去瞎说。—陆磊

  (上接B08版)

  当校长不放弃教学

  “(校长)放弃了教学和科研,势必得不到足够的尊重,可能在别人眼里就是一个"外行领导内行"的没有思想的管理者。”陆磊说。

  2003年离开央行,陆磊选择了南下,在 招商银行 ( 600036 , 股吧 )研究部工作了两年,陆磊觉得他更喜欢做纯研究,于是来到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当教授。

  “中山大学在金融学科还比较薄弱,我觉得很寂寞,于是到了人民银行下属的广东金融学院。”陆磊对新京报记者说。

  在广东金融学院,陆磊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所所长、院长助理、副院长到代院长,一路走来,只用了3年,他便成为广东高校里面最年轻的校长,连他自己都觉得太快了。

  “高校校长给人感觉是仙风道骨、鹤发童颜,但我不是。”陆磊说。他也谈及提升这么快有运气成分,“在广东和学校都缺少学科代言人,金融学的学科中心还是在北京 上海 。”

  成为高校管理者之后,陆磊依然坚持学术研究。

  在广东的这些年,他做了不少基层金融的观察和研究,涉及民间融资、农村金融、 互联网金融 等多方面,在多家期刊、媒体发表学术论文和专栏。熟悉他的人提到,他对城镇化改革、农村土地改革及农村金融问题,都有自己完整的想法。

  这些年,陆磊一直坚持站在三尺讲台教书育人。

  陆磊反对高校校长走下讲台,成为专职管理者的职业化做法。“放弃了教学和科研,势必得不到足够的尊重,可能在别人眼里就是一个"外行领导内行"的没有思想的管理者。”陆磊曾对新京报记者说。

  当局长应该“大度包容”

  陆磊认为,理想中的央行研究局局长应该“大度包容”,不要总想着自己做学问,而是要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这位年轻的院长在教学上也独具风格。

  陆磊上课从不点名。他对学生们的“忠告”是:“我这门课你们觉得有用就来听,没用就不要来听,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不来听是你们的损失。”

  在广东金融学院的贴吧里,该校一位学生说道,上陆磊的课,常常是座无虚席,有时候还得早早去占位,因为低年级或其他专业的学生也会争着抢位去听。

  有一次,几个学生在课后跑去讲台问他:“老师,你认为当前的股票会涨还是会跌?”他没有做正面的回答。“我不太喜欢回答是或不是这样的问题,这相当于禁锢了学生的思想。我教给他们知识,他就应该有自己的判断,不要迷信权威。”

  “我希望能够教会学生一种思考问题的本领,如果可以影响到他们,哪怕是其中一小部分人,我也满足了。”身为教授,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成为他最大的期望。

  虽然陆磊到任央行研究局局长后未接受任何采访,但在今年7月时他说道,理想中的央行研究局局长应该“大度包容”,不要总想着自己做学问,而是要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观点回放

  “行政权不能被交易”

  陆磊2012年接受新京报专访,称行政权力被市场化,是改革必须考量的问题

  2012年10月,作为新京报首届“中国青年经济学人”候选对象,时任广东金融学院院长的陆磊接受了新京报专访,以下对话系此次专访节选。如今看来,陆磊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依然超前,见解独到。

  问题在“泛市场化”

  新京报:在你看来,当前(2012年10月前后)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陆磊: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中国已经解决了市场的问题,现在不是市场的问题,而是泛市场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市场机制的问题,是很多应该靠另外一种约束机制来管理的东西,都按照市场游戏规则进行交易了。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不够市场化,在于行政管制太多,我认为错了,我个人以为中国的问题是行政权力都能被交易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泛市场化”。

  新京报:是不是说该市场的没市场化?

  陆磊:恰恰相反,我们该市场化的都已经市场化了,问题在于—不应该被市场化的也被市场化了。有一些行政权力,通过寻租方式将权力市场化了,这就是泛市场化。泛市场化问题是现在不能不考量的问题,未来的改革方向也基于此。所以我不认为,继续推动市场化是我们的改革方向,虽然这种观点往往占据着道德高地。

  一些行政机构由于拥有某种审批权,其门口往往门庭若市,那么我们应该问—审批权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市场化了?

  新京报:如果说市场化过度了,怎么去理解目前在金融、能源等诸多领域的设限?

  陆磊:这是在市场过程当中自发形成的由完全竞争向垄断演进的过程;而另外一些则带有由原有体制带来的继承性垄断。

  我的主要观点是:第一,市场是一种天然力量,自发会形成并渗透到它该去和不该去的所有地方;第二,行政权客观存在,即使从古至今都不乏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但人类文明史还没有解决行政权力的替代者问题;第三,既然行政权是存在的,那么不是不切实际地限制其发挥作用,而是限制其被过度市场化—它不能被交易。

  商业、行政体系须隔离

  新京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过程中,行政权力逐步放松,就容易形成灰色交易地带,形成泛市场化,这是必然的过程吧?

  陆磊: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说,但不完全是,这跟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关联度并不是非常大。准确地说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的。

  其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在发展中都面临过这样的问题,比如香港的廉政公署如何成立的?就是因为当时香港警察、公务员问题突出,跟现在的内地一模一样。

  泛市场化的现状导致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触发了很多政府与社会的矛盾。

  我们看看几乎每个贪官的忏悔史都是一开始想做个清正廉明的官员,再过几年没有加强思想观的改造就误入歧途,一开始很胆小,后来胆子越来越大。

  为什么我们这些很有理想的官员逐渐变成这样?因为他置身于市场当中,置身于商业体系当中,而不是简单的行政体系当中。

  所以商业体系和行政体系必须隔离,就这么简单。

  最期待收入分配改革

  新京报:在市场层面,你认为哪一项改革最值得期待?

  陆磊:收入分配改革是个伟大的改革,主旨是减税松绑,这就会使政府部门减少自身收入来源,老百姓获得更多的收入。

  但收入分配改革有个更加凶险的问题,多收企业家的税,政府收入不改变,再投入医保教育,这样会出现移民效应,或者出现产业空心化效应。我认为,首先要遏制支出,政府别干那么多事。这是我最期待的改革,但也怕出现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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