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改应注重资源合理配置

“我国现在进行的金融改革是一块"硬骨头"，它首先涉及到价格改革，其难度和风险之大可能会超出市场预期。”

　　这是近日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石建勋教授在“同济大学经管学院30周年院庆”暨“2014年金融改革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表的观点。

　　正如石建勋的观点那样，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仍然面临诸多制约。一些深层次的、难度较大的改革如金融市场准入、建立存款 保险 制度、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等还没有完成，改革到了真正啃“硬骨头”、触及深层次体制弊端的阶段。

　　汇率市场化要走“国际路”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大部分价格都已经是市场定价了，但惟一还受政府管制的就是金融产品及服务的价格。直至今日，“利率”和“汇率”这两个价格一直没放开，资本账户可自由兑换离最终实现仍然尚有距离。

　　金融价格市场化改革首当其冲的便是汇率市场化改革。多位学者在论坛上指出，“汇率市场化配合货币国际化将是汇率改革的必由之路”。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学彬教授指出，中国的汇率政策历来挂钩于国内、国际形势而设定。改革开放前，我国采取固定汇率的政策，本身与计划经济的政策相配套；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人民币采取爬行盯住“一篮子”货币与自由浮动的双轨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1994年双轨并轨，采取单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之后，浮动汇率与盯住美元两种制度交替运作，一般来说，遭遇经济危机之后，尤指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 美国 次贷危机之后，为了维护经济贸易稳定，我国一般采取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而如今，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使得人民币盯住美元而造成自身不断升值的制度已经不可取，势必要走向更开放的市场化汇率制度。由于前段时间盯住美元持续稳步的升值，导致了大量无风险套利资本的流入，使得我国双顺差慢慢增加，进一步造成 央行 被动货币的投放，然后又必须去冲销，最终影响到人民币的货币独立性。

　　“汇率市场化后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可以防止因为外资兑换人民币大量涌入后带来虚拟经济过热的后果。” 上海 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丁剑平 教授认为，“改革后将出现的汇率涨停板和跌停板将有效阻止不理智的热钱流入。但如果只是政府单方面的主导汇率波动，实体经济企业恐怕又难以承重，故而汇率市场化配合货币国际化将是汇率改革的必由之路。”

　　目前，我国初步建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外汇交易中心根据人民银行的授权，每天在外汇市场开盘前公布人民币对主要货币汇率中间价，市场的汇率以中间价为中心进行上下浮动。这种形式分成了三种：一种是美元，由做市商报价平均来决定；第二种是欧元、英镑、加元等根据国际市场汇率，通过美元套算；最后日元、 马来西亚 等等这些货币由做市商简单的平均。

　　对于现有汇率的进一步改革，陈学彬认为需要“两步走”。即：先完善现有制度，将欧元、英镑等货币逐渐加入到第三种汇率形成形式中，也就是由做市商来决定中间价上下的浮动。然后才是有效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机制中的基础性作用，取消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和浮动区间限制。最终使得汇率完全市场化，央行通过回收和发行货币来干预汇率市场，而不是动用干预汇率的直接手段。

　　盘活需求注重合理配置

　　目前，我国人民币存款已突破100万亿元，广义货币M2已突破110万亿元，货币存量雄踞全球第一。然而，在这样一个庞大的资金规模笼罩下，我国依然会出现一系列“反常现象”：银行仍有“钱荒”现象、中小企业贷不了款、股票市场已七年熊市……

　　“钱究竟去哪里了？”面对这个中国 金融行业 似乎最难以回答的问题。石建勋认为，“根本原因是大部分钱在金融体系内自循环，即同业拆借。”他强调，今后的金融改革应注重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并且要在金融领域里完善法治保障。

　　上海证监局法制处干云峰提出，目前融资也需要更大幅度的市场化改革。积极推进融资领域的市场化进程，不仅盘活国内金融，更是顺应国际金融发展的需要。

　　一般而言，股票和债券这些市场化的融资渠道称为“直接融资”，而通过银行贷款从民间资金融资的方式称为“间接融资”。纵观国际社会，无论是美国、 英国 代表的市场主导型国家，还是 德国 、 日本 代表的银行主导性国家，其直接融资的比重一直暂居融资总额的50%以上，并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比起国际主流融资市场，中国目前还比较依赖于间接融资，直接融资比重仅有40%左右。

　　具体到中国现状上来看，市场渠道的直接融资有利于规避风险，让市场自身趋利避害、优胜劣汰，也更好地促进企业加快自身转型，用效率来赢得融资。而相对于羁绊重重的间接融资，直接融资更加灵活，对于互联网、众筹等新生事物的接受力更高，也更加容易形成多层次的衍生品市场。

　　干云峰认为，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是发展直接融资的前提。新的国九条要求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只有资本市场建设完善，才能够合理引导资金进入直接融资平台。而后可以辅以推动财富管理行业，促进融资，使人们不再谈IPO则色变，重视投资和融资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

　　然而，无论是汇率改革还是融资市场改革，这些涉及到金融领域的价格改革都应该非常谨慎。

　　“中国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价格改革，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这就是历史的教训。”石建勋指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实行生产资料的价格改革，导致柴米油盐一天一个价，引起了老百姓的抢购风潮。生产资料改革实行双轨制，双轨制导致部分人去倒卖指标和倒卖批文，形成了腐败。

　　石建勋强调，在金融领域的价格改革可能引起更大的风险，难度也是超出预料的。他指出，这还与股票的国际板是否要开、海外热钱如何防堵、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如何去治等热点话题息息相关。

　　 自贸区 领航改革

　　谈到金融改革，就不得不提及上海自贸区建设。自从去年9月自贸区挂牌以来，在区内注册的外资银行机构多达22家，眼下还有更多外资银行在申请中。站在 外高桥 ( 600648 , 股吧 )的天桥上放眼望去，沿街一些外资银行的LOGO随处可见，当地一位人士告诉记者，外资银行的进入让这里的写字楼身价倍增，甚至一些烂尾楼也焕发出了青春。

　　在自贸区这块试验田里，金融改革创新与跨境贸易投资制度创新，正形成一道相互促进、交相辉映的独特风景。

　　这其中，促进跨境人民币交易乃至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便是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的重头戏，它与改革中的其他部分，如利率市场化，汇率机制的改革息息相关，共同进退。

　　此前，不少学者和行业内人士都充满期待地为人民币国际化“定下”了时间表，“五年”、“十年”，各路说法不绝于耳。

　　然而，在丁建平看来，人民币国际化并非一朝一夕之功。目前的自贸区改革还只是停留在跨境层面上，距离离岸人民币交易都还有较大的距离，要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前进。

　　“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个脚印，就是平衡人民币在岸与离岸的利差。”丁建平认为，价格改革引导一切改革，如果价格都没有理顺，则一切都无从下手。因此，自贸区首先需要着手的地方，就在于如何收敛人民币的在岸与离岸的利差。

　　其次，需要在税收方面给予一定程度上的优惠政策以吸引贸易投资，但因有被群起而攻之的“免税天堂”的前车之鉴，更合适的方式是效仿 新加坡 ，适度优惠。

　　而最重要的改革举措便是要为人民币账户彻底松绑。

　　目前在离岸人民币市场，外国资金只是利用人民币套利，而自贸区、沪港直通车等计划则希望为这些市场提供回流、累计资金的手段，来让离岸的人民币真正服务于中国实体经济。但目前的海外人民币持有者却因为制度问题而对中国融资市场望而却步，自贸区暂时只能通过负面清单来规避相关问题。

　　对此，丁建平建议，索性打通所有人民币账户，一来推进其国际化，二来则可以让有投资意愿的外国公司放开手脚，获得更大的投资空间。

　　如此大费周章，自贸区推行跨境人民币究竟有何作用？在丁建平看来，这本身与自贸区的三个目标，即支持实体经济，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息息相关。但推进资本项目和人民币国际化在舆论上有巨大压力，在25个已开放资本项目的国家当中，有13个在开放5年之内爆发了经济危机，风险不可谓不大。其中最有可能随之而来的风险便是资金市场过热，进而引发恶性通货膨胀。

　　丁建平指出，伴随着数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的是不断上扬的物价，通货膨胀一直是中国经济之痛。而新的领域，上海自贸区的建成虽然可以吸引外资，却也有导致资金市场过热，引发恶性通胀的可能。

　　由此，如何将外国“热钱”引入融资市场，而非涌进房地产等泡沫产业成为改革焦点。“因此我们需要人民币国际化，让非居民畅通无阻地进入中国股市，拉动证券市场，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丁建平强调，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警惕国外“热钱”，阻挡它们破坏正常的股市秩序，又需要汇率改革来调节。

　　互联网兴起倒逼改革

　　继“互联网时代”、“信息时代”这些“时代性”新名词之后，企业家、评论家们兴奋地大呼“大转时代”已经来临。一时之间，上千年的“农业时代”和数百年的“工业时代”刹那间苍白失色，以“年”来计算更迭的时代让人应接不暇。

　　没有人能够在10年以前设想而今各个行业的界限被模糊到什么样的程度。当年还是“小孩子的游戏”的腾讯QQ登堂入室，用微信疯狂挤压移动联通们的短信业务。“上网冲浪”不再为“不学无术”的青年垄断，通过移动互联网，它们甚至也能够点亮爷爷奶奶们的笑颜。“大转时代”的核心定位就是，改变我们的固有观念，让新生事物直接进入到日常生活当中。

　　而对于传统金融业来说，互联网的兴起是该行业不得不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交通银行 ( 601328 , 股吧 )副行长 侯维栋 博士面对互联网冲击的浪潮，也得承认改革迫在眉睫。绚烂、汹涌的互联网抵住了金融的脖子，使其强行“被改革”，“ 金融互联网 ”与“ 互联网金融 ”应运而生。

　　自去年6月13日诞生以来，余额宝已经过完了它第一个生日。尽管收益率近期出现了连续下降，但整体来看，截至今年3月底，用户数过亿，市场规模达到5412亿元，可谓成绩斐然。

　　面对来自互联网的竞争冲击，交通银行副行长兼首席信息官侯维栋在论坛上表示，互联网企业已成为金融业竞争的参与者，不仅影响整个格局，也以其新的模式改变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模式。

　　“互联网做金融”的优势不言自喻，逐条论述的话，侯维栋觉得有“五流”：互联网公司依靠网络平台建立的“信息流”、连接买家卖家的“交易流”、通过交易结算获得“资金流”、整合出“物流”、分析物流数据建立“数据流”。不难看出，互联网主要倚靠大平台开放数据和便捷快速的优势整合资料，进一步扩张到信息平台并据此影响市场—自然也包括金融市场。

　　与之相对的是，传统金融银行则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实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房地产几乎触及天花板导致资金流被削弱，作为经济周期行业，银行不良资产的问题又被一再扩大。在内部竞争日趋激烈的时候，互联网公司突然杀出，竞争形势变得复杂化。

　　内忧外患的交织下，银行业也试图借助互联网另觅良机。大数据的分析、病毒式的营销、免费的策略、粉丝经济开始渗透社会的各行各业之时，新生“金融互联网”注重把商业银行的产品和服务，慢慢嫁接到互联网渠道中。只是，简单地嫁接并不治本，银行作为既得利益者，“壮士断腕”式改革需要更大的勇气。

　　对此，侯维栋认为，银行不能再只满足“资金流”上的优势和一味占据信息高地—毕竟，新生互联网巨头对于信息和资金掌握量已不再落于下风。银行大可选择合作，用自身信用体系优势为砝码，多渠道地使用互联网技术，并将众筹、P2P平台等难以处理的细化业务交予互联网企业，实现业务互补。

　　对于这般“金融为体，网络为用”的观点，互联网企业却有些“不甘心”。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叶朋 提出，在大转时代，没有什么物资是稀缺的，没有什么行业是永恒垄断的。叶朋颇有自信地认为，“在未来，可以预见的是，伴随实体纸币作用的一再削弱，银行的主流业务并不一定是必然选择。而对于虚拟货币市场和虚拟金融，互联网企业有着同本同源的优势。”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机构加入到这场互联网金融盛宴中，对行业监管的呼声也愈来愈高。据悉，目前，备受关注的互联网金融行业的顶层设计已基本成型。

　　7月中旬，央行召集多家互联网金融公司开会，就尚未出台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文件进行沟通交流。根据接近央行的人士表示，这份文件随时可能会发布。

　　在这份《指导意见》中，中国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的轮廓被清晰勾勒出来。该文件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意义、发展原则、监管原则、监管重点以及监管合力。

　　在对互联网金融发展意义的阐述中，央行对互联网金融的定位为传统金融的补充，强调传统金融是主流。作为补充的互联网金融并没有改变金融风险的本质，因此仍需要加强监管。

　　一位互联网金融行业研究人士表示，《指导意见》透露的信息与此前在坊间流传的央行态度基本一致，监管部门不希望看到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机构展开正面竞争，希望互联网金融在传统金融机构难以覆盖的小微、个体领域发挥作用。该文件既给互联网金融划定了地盘，又为互联网金融创新和业务发展留足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