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龙：我只是坚持讲关于人性的故事
《芈月传》剧照
郑晓龙导演
郑晓龙喜欢嗑瓜子，白色的南瓜子。和记者聊天的时候，他的手不时拨弄着桌上的瓜子，把它们排列好，又打乱，拿起一颗放进嘴里，略作沉思，然后滔滔不绝。采访在郑晓龙位于北京东城史家胡同的家里，那是一处四合院，阳光通过天井投射下来，池塘里的鱼在欢欣地游弋，花草自由地生长。他斜靠在椅子上，嗑着南瓜子，回顾着从军队大院一路走来的自己。
“我是个很慵懒的人，却要面对紧张的人生，还好我是天秤座，总能不时把自己抽离出来。”
桌上正放着一份助理刚打印出来的报道，标题大概是“《芈月传》穿对了吗？”他很认真地看完。报道里有观众认真研究了《芈月传》的衣着，指出其中的“不对”：赵文瑄饰演的楚威王戴冕冠，但是垂旒不对，君王垂旒前后应各12，每旒12颗玉，等等。“我致敬这样认真的观众，他们特地定格了画面去找问题，提意见，说明他们在关心、关注《芈月传》，这是导演之幸，演员之幸。”
《芈月传》的播出，并没有用负面新闻作为噱头炒作，却引发人们对这段战国历史的极大热情。就在采访的间隙，演员吴若甫给他发来短信，是全家老小济济一堂看《芈月传》的照片。郑晓龙很感动，“在分众化严重的现在，能四世同堂看的片子，现在不多了。”
与此同时，新媒体上也正掀起一股民间自发学习、研究先秦历史的热潮，关于当时的服饰、仪轨乃至生僻字等冷知识，都被自觉普及。
这种现象对于郑晓龙并不陌生。他策划的《渴望》播出时不仅“万人空巷”，社会犯罪率也随之下降；他执导的《北京人在纽约》播出后引发了一代人对出国潮的反思，出国率下降了；他执导的《金婚》创下收视奇迹，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而近年来，郑晓龙的创作灵感依然源源不断。《甄嬛传》《红高粱》《芈月传》等新作的每一次亮相，无不产生极大社会反响。问及为何总能踩对时代鼓点，拍出契合普世价值观的作品，他谦虚道，“我只是坚持讲关于人性的故事，只要足够认真，真实，合理，符合逻辑，且精彩，就能得到喜爱。”
一个人只有足够自信与强大了，才能做到如此自如。
采访从上午十点半开始持续到下午，越过了饭点，保姆急促地催了几次。他摆摆手，“饭点可以灵活，但问题一定要谈透。”
记者：您怎么定位《芈月传》这部剧？《芈月传》对历史的态度是什么？
郑晓龙：历史传奇吧。我们并未架空历史，而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的渲染，引发了人们对先秦历史的兴趣和探讨。
我必须用现实主义眼光审视古代。以《甄嬛传》为例，流潋紫写小说的时候架空历史，自己编撰了一个朝代，讲三个女孩进宫和皇上发生的爱情。创作剧本时，我要求“落地”，把时间定格在雍正时代，这样服饰道具都有一个支点，否则，穿什么衣服，说什么语言，人们的行为动作、礼仪都是空的，就会陷入混乱。即便讲爱情，也要有价值观的引领，这部剧隐含着对封建后宫、婚姻制度的批判，甄嬛从一个单纯、没有心机的小女子，变成心机女，把美好摔碎了给人看，最后尽管当了太后，却也失去了初心，不是好事。这也是现实主义。
我不会拍脱离了现实的东西。作品中总有一些自己对时代、世界的认识，以及我个人价值观的投射。
记者：有人指出《芈月传》与真实历史有所出入，您怎么看这种观点？古装剧文艺创作、荧屏加工与历史真实性之间是否有矛盾？
郑晓龙：文学作品不等同于真实历史。艺术创作是允许虚构的，追求完全真实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对的。人们提了一些意见，挺好的，但有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譬如屈原生卒年是郭沫若最早定的，后来史学家的考证比郭沫若又早很多年。既然年龄没有定论，屈原比芈月大很多岁有何不可？作为名人，人们清楚他的卒年，不一定知道他的生年，很正常。
记者：您希望通过《芈月传》传递什么信号？
郑晓龙：我觉得芈月的成长历史，也是一部反对奴隶制、旧制度，代表封建社会新兴力量崛起的世代更替，代表一种新生的力量，新兴的阶级，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每个观众都能读到他们心目中的芈月，不论喜爱或是批判，都将是人们心境的映照。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