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跳“广场舞”怎么就丢人了？！

2015年3月31日，北京，五位来自黑龙江的女性在天安门广场上跳起了广场舞，围观者甚众。CFP供图

    A 为什么谈论广场舞？

    在问答网站“知乎”，能搜索到有关“广场舞”的问题285个，最高的有一万三千多次点击率，一百多条回复。有“泼粪”、有力挺，讨论大部分具有曲折的故事性，现身说法讲述“广场舞”的小社会如何为了“夺权”而尔虞我诈腥风血雨，广场成为大妈大爷施展人生智慧与谋略的第二战场，剧情比宫斗剧还要狗血。

    唯一一篇呈现在读者面前理性分析广场舞现象的文章发表于《文化纵横》，名为《污名与冲突：时代夹缝中的广场舞》。这篇文章的作者王芊霓是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研究型硕士，广场舞是她的研究课题。

    记者：是什么促使你去做广场舞研究？有没有新闻或事件的触发点？

    王芊霓：我从2011年到香港读书，先是中国研究专业，后来成为人类学系的研究型硕士，在这期间虽然几次回大陆我都见过人们跳广场舞，但我自己从来没有参与过。2013年初我的一位美国朋友很神秘地对我说，“芊霓，你不是喜欢跳舞吗？我在成都每天晚上也会在学校里和藏族朋友跳舞，你来参加吧！”

    当时我还并没有想到要用广场舞作为我的研究题目。只是通过这个美国人的视角，我了解到在广场上跳舞这样一种夜生活的方式在美国是没有的，或至少是很少见的。人类学给我的训练让我对“局外人”视角非常敏感，如果广场舞真的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东西，那么催生这种特色的中国独有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呢？首先，广场舞的研究并不是很多人做过；另外，考虑到研究者本身和课题的匹配性，我从小的习舞经验，恰好可以成为一个会受到受访者欢迎和支持的研究者，因为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叫做“参与式观察”，就是说，作为研究者，不仅要观察，而且一定要参与进去，所以我的个人经历使得我可以更好地参与并且观察。

    B 她们是谁？她们从哪儿来？

    在晨光中，在暮色里，匆匆路过的人们乍眼望去，不过看到一群穿得红红绿绿的“大妈”，随着音乐整齐或不整齐地比划。可是如果你停下来细瞧，会发现她们其实各个不同。有的臃肿，有的苗条，有的系着丝巾，有的穿着高跟鞋，有的动作标准，有的略显笨拙，有的气势刚健，有的姿态袅娜，大部分人还画着或浓或淡的妆。她们的年龄、职业、出身、性格也各不相同。

    记者：你在河南做过一段田野调查，掌握了一手的数据。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跳广场舞这些“大妈们”，她们是怎么样的人？生于什么年代居多？家庭背景如何？为什么要跳广场舞？

    王芊霓：就我在河南这个小城市的调研说明，三六九等的人都有，有着较高文化和经济资本的人与低文化经济资本的人皆混杂在内。有城市也有乡村；有受教育程度高，也有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年龄跨度也非常大，35岁到75岁的都有，而且我说的都是频繁参与的人群；各个职业的人都有，有银行管理人员，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大中小学老师，医务工作者，也有个体经营户，打零工者，家庭主妇等等。有身体健康的人，也有正在与病魔抗争的人。但是她们大部分参与者同为女性。

    锻炼身体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锻炼身体的方式有很多种。广场舞还使他们可以找到愉悦感。用她们自己的话说，是找乐子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广场舞塑造了一种社交氛围，我认为参与广场舞的许多女性都可以被称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孤独母亲”。

    现有家庭关系中这些变化造成的孤独，都促成了她们对一种替代性的社会关系的诉求。女人们因为被广场舞这样新的团体接纳而获得情感支持，她们也可以更积极地面对家人孩子的迁居、老龄化，还有包括问题婚姻在内等造成的种种挑战。

    C 中老年妇女仍可以追求美

    何惠秀(化名)，56岁，女儿是上海某外企高级白领。何惠秀的女儿并不反对母亲跳广场舞，但追求时尚的何惠秀是个“小资老太婆”，爱自拍，爱使用“美图”，爱晒朋友圈，认为广场舞太LOW，里面混杂了很多“农民”。她对生活质量要求高，锻炼也要参加老年瑜伽俱乐部或老年马拉松。

    陈颖(化名)，50岁，儿童文学家。早年和丈夫离婚，长时间过着单身生活。她不爱去健身房，在楼下的万达广场跳跳广场舞是唯一的锻炼方式。陈颖的儿子对此很反对，认为广场舞又丢人，又扰民。每次提及此事，陈颖都要坚决纠正说：“我跳的是健！身！操！”

    记者：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广场舞引争议，噪声和空间占领只是导火索，背后有很深刻的价值观冲撞。首先是整个社会对女性行为的期待。主流价值观期待中老年妇女“宜室宜家”，在家里照顾老头、孩子和孙辈，而不是招摇地在大庭广众下跳舞。在你的研究里，持这种观点的是哪一类人群，是否男性居多？

    王芊霓：我们很难讲是哪一类人群，更难说是否以男性居多。说具体是哪一类人，倒不如说有一种占据主流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存在于形形色色的人群当中，可能包括男性，也包括女性，包括年轻人，也包括老年人。

    对广场舞有质疑和苛责的人群当然包括那些确实受到过大音量音乐影响的人，这在一些网友评论中可以明显看到。除此以外，也有不少批评，直接对这一人群表现出了轻蔑。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广场舞大妈”一词，“大妈”这个词在北方方言中带有贬义，而现如今它俨然成为了大嗓门儿、有些发福、不再性感的中老年女性形象的代名词。

    广场舞议题正在考验着整个社会能否在冲突中找到出路，塑造一个更加多元包容的文化价值体系。

    D 广场舞拉近陌生人之间的距离？

    “广场舞”的确是个小社会，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网络上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手绘故事《后宫刘大娘1905》，以戏说笔法将广场上大爷大妈们的“权力斗争”描绘得颇为惊悚。可事实上，除了每个团体里都不可避免的竞争和结派，“广场舞”团队带来的更多是正能量。在王芊霓的研究里，广场舞是一种舒缓压力、对抗孤独的替代性社交方式。

    也许国人对“整齐划一”带有某种历史性的蔑视和恐惧。但需要再度说明的是，跳“广场舞”的女性并非仅仅是文革一代。“广场舞”的普遍存在折射出那些被困在手机里孤独的现代人，内心深处依然怀有对于有温度的交往的渴望。

    记者：有人指责跳广场舞的大妈是从众心理，她们过惯了集体生活，自己又无特殊爱好去占用空闲的时间，所以选择了成本低廉的广场舞作为生活方式。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王芊霓：在这群人当中，历史对个体的影响也是充满差异的。比如，有的人认同集体，有的人更加自我一些；有的人更易接受新鲜事物，有的人相对保守。有的人是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广场舞，有的人则是经历了很多不好意思和矛盾的心理挣扎。这种复杂性应该得到重视。

    我认为，社会层面应该小心一种过于笼统的结论，广场舞的流行不能归结于一个单一的原因，它是多种原因、多种动力下复杂作用的动态结果。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图便宜”真的是一个重要原因吗？据我所知，有些人同时还在健身房参加瑜伽课等等，而且在舞蹈服饰上是很舍得花钱的。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就是在许多中小城市，健身房的条件是非常糟糕的，她们也会告诉我更喜欢在室外活动，因为更透气。另外，外在的空间对参与者来说，往往是一个能够引发她们积极情绪的场所。户外空间意味着与自然的联系，不少人也表示在户外心情要更加舒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