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收受礼金罪”成官员减刑工具

　　 作者：龙敏飞

　　近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教授陈兴良透露，刑法修正案（九）拟设置“收受礼金罪”。这一罪名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无论是否利用职务之便、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了利益，都可以认定为此罪。收受礼金罪并不是受贿罪，量刑比受贿罪轻。（9月28日《京华时报》）

　　现行的《刑法》，其中对受贿罪的定义，的确是有缺陷的。《刑法》中规定，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这就是说，要构成受贿罪，不仅要有“索贿”的情节，还要有“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条件。于是乎，很多“要钱不办事”的官员，就侥幸逃过刑法的处罚，而一旦被发现，只要退还非法所得后，就不会有太重的处罚。这样的现状，早已令公众不满。

　　于是，“收受礼金罪”成为很多专家的呼声，他们认为，无论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都可以据此定罪，这样便可加大对国家工作人员违纪违规的处罚力度。如今，这有望从梦想照进现实，网友亦兴奋不已，有人称这早该有之，也有人称值得点赞，更有人言这是法治进步的写照。不可否认，这样的做法的确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自觉行为。毕竟，法律有缺陷就要改善，这是最起码的逻辑。

　　不过，另一个无法否认是常识是，凡事都如同硬币一般，有两面性。一方面，与当前的法律体系相比，刑法修正案（九）拟增加的“收受礼金罪”是一种极大的进步，他可以让更多违纪违规的工作人员收到处罚，在理论上也能起到更大的震慑效应，因为“伸手必被捉”很可能成为一种现实。这是其进步之处，但这样的法律修改，有没有局限之处呢？这一枚硬币的另一面是什么？同样值得思考。

　　仔细审视不难发现，在另一方面，这“收受礼金罪”也可能成为一些贪官减刑的工具。一则，“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直接谋取利益倒是很好查证，间接的却未必那么好认定，这样的话，本该认定为受贿罪严惩的，此时却可能认定为“收受礼金罪”，岂不是违背了制度善意？二则，因为“收受礼金罪”的处罚比受贿罪轻，一些涉嫌受贿罪的官员，会不会绞尽脑汁让自己变成“收受礼金罪”呢？这是很可能存在的，而一旦缺乏必要的公开透明、强力监督等措施，“收受礼金罪”就极可能沦为贪官减刑的工具。

　　这样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众所周知，前车之鉴如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一些行为及其恶劣的强奸事件，却因为孩子不满14岁，沦为嫖宿幼女罪，看起来入刑的起点高了，但最重的处罚却轻了很多，且强奸罪可以处以极刑而嫖宿幼女罪却不能。这也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嫖宿幼女罪亦被质疑为官员强奸罪的免死金牌。在舆论的申讨下，在各方的建言献策中，最高法最终表态，完全赞同废除嫖宿幼女罪，尽管尚未完全明确，但废除或修订已提上议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嫖宿幼女罪遭遇的尴尬，也很可能在“收受礼金罪”上体现出来。

　　因而，与其增设“收受礼金罪”，不如直接并入受贿罪，既可以加大惩戒力度，不枉不纵；亦可避免其正义性被现实所消解，何乐而不为呢？毕竟，这个世上没有完美的监督，单独列一项“收受礼金罪”，理论上的确会更好，但现实操作中却未必能取得与之匹配的效果。就此来说，一起并入受贿罪，按着情节轻重进行处罚，并保持足够的信息公开与透明，应该是最不坏的选择。（龙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