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减刑假释：用阳光杜绝高墙腐败

　　今年年初，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直指高墙之内的徇私舞弊、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明确要求坚决杜绝社会反映强烈的“有权人”“有钱人”被判刑后出现的减刑快、假释及暂予监外执行比例高、实际服刑时间偏短等现象，由此拉开了一场在全国范围开展规范整顿监所内执法行为的大幕。

　　高墙内的腐败由来已久，但由于其本身的封闭性和远离人们日常生活的特点，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其内部运作知之甚少。2009年，因受贿罪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的广东省江门市原副市长林崇中，前后“打点”了近10万元，就利用“保外就医”在法庭宣判当日直接从法院返回家中，在江门一个高档小区过起了逍遥日子。林崇中被判有罪却轻易地逃脱了铁窗生涯，此事一经报道便引起了舆论的一片哗然。无独有偶，2005年3月，健力宝集团原董事长张海被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却在服刑期间贿赂相关人员，从而“获得”并检举了一条与他并无关联的抢劫案件线索；同时，张海还以冒名骗取的“发明创造”得到重大立功的认定。经过两次减刑，最终张海于2011年年初提前出狱，并迅速逃往境外。张海的“悄然”出狱，让司法公信力一度蒙上了阴影。

　　然而，这样的违规违法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并非个案。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数据表明，从2008年到2013年的5年间，全国检察机关共纠正变更刑罚不当68776人。这组数据的公布释放出一个信号：过多过滥的减刑、假释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司法腐败与不公的“黑洞”和温床。甚至有媒体曝光，个别执法人员在监所内对减刑、假释明码标价，违法违规对部分罪犯给予“特殊关照”，以达到让其“提钱出狱”的目的。

　　问题的所在就是改革的突破口。去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就提出，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强化监督制度。而面对执行程序透明度低和司法监督责任不明所导致的种种问题，中央政法委的文件更开出了一剂厉行阳光化、规范化的猛药：“减刑、假释裁定书及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一律上网公开”“各地职务犯罪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比例，不得明显高于其他罪犯的相应比例”“对执法司法人员在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中捏造事实、伪造材料、收受财物或者接受吃请的，一律清除出执法司法队伍”……种种细致而有针对性的措施，目的都在于最大程度挤压司法腐败滋生的空间。

　　今年以来，司法部部署各地监狱开展专项整治，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重点针对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等罪犯进行专项检察，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而各地法院也开始通过互联网及时向社会公布减刑、假释裁定书。对此，法律专家表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执法者自然也不能例外。所谓‘正人先正己’，手握执法权力的人应当首先接受并遵守法律法规的约束。”

　　为严密罪犯减刑、假释程序，江苏省监狱系统实行“七榜公示”，即从入围名单到法院最终裁定，必须经过七次公示。而随手翻开苏州监狱的一本监区执法工作议事记录，就能清楚地看到其上所记载的减刑、假释等执法办案的完整过程，即使是每一次监区民警集体评议时的签名和意见都需要记录在案。除了这种纸面的“全程留痕”，电脑网络也得“全程留痕”：在监狱法院检察院减刑假释网上协同办案平台上，每名罪犯的罪名、原判刑、改造表现、计分奖励、公示情况、初审意见、监狱长办公会意见、驻监检察室审核意见，直到法院裁定意见都一目了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打破高墙围起的“暗箱”，让阳光照进来，让责任明确起来，这是司法守住公正与公平的关键，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