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需要那么“高大上”吗？

　　今年51岁的成都游客孙川在斯里兰卡旅游时，为救同伴不幸身亡，目前家属正为其申报见义勇为。但当地政府部门认为，见义勇为只适用于省内，并且孙川所救的是同行游伴，从法律上讲，救“熟人”是否属于见义勇为，仍存在争议。（8月11日《北京青年报》）

　　不得不说，地方部门以教条做派重新定义了见义勇为的概念——只能在本省内救人，且救的不能是熟人。不然，哪怕舍生取义，也纯属咎由自取。这样的尴尬，也不是于理无据，因为《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中确实规定，“本条例只适用于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见义勇为行为。”

　　类似的悲怆，早有前车之鉴。2012年8月29日，甘肃小伙刘文波在河南洛阳救出两名溺水女孩自己不幸溺亡。河南见义勇为基金会洛阳分会却明确表示，根据现行的《河南省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人员保护办法》，下河救人不属于当地见义勇为条例的适用范围。见义勇为，越来越像一个狭仄而傲娇的模板，条条框框，丝丝缕缕，对传统义利观削足适履，对正义价值孤傲地扭曲。

　　眼下而言，这是一个普遍的死结。地方部门只认当地的“义举”，对于落不到好处的事，宁可当个“铁公鸡”。正因如此，对见义勇为的适用范围，大多数省份均按照属地原则界定在了本省市范围内，只有少部分省市扩大了申报范畴，譬如北京市的见义勇为条例则规定，非本市人员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见义勇为，或者本市居民在本市行政区域外见义勇为，按照《条例》和本办法执行。

　　于是，同样是在国外见义勇为，结果就有了天然之别。据合肥媒体报道，美国东部时间2014年5月13日下午1时40分许，留美博士杜先汝为救落入鲁吉河的另一名中国留学生不幸遇难。《安徽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附则中提出，“本省人员在本省行政区域外见义勇为的，参照本条例规定予以奖励和保护。”经过讨论研究，最终认定为“见义勇为”。目前，杜先汝正候选8月“中国好人”。

　　见义勇为界定上的争议，看似语出多门、理念有别，说到底，无非两种心理使然：一种是道德洁癖。一边感慨世风日下，一边对道德义举挑三拣四。这不算、那不算，恐怕只有领导亲批了才算真。二是短视的政绩观。不能给本地精神文明建设直接增光添彩的，就坚决不花一分钱、不给一个称号。说到底，不过是相关制度带有明显地域保护色彩，缺乏底线的正义感。

　　《论语．为政》有言，“见义不为，无勇也。”一个社会的价值旨归，不在声嘶力竭的教化里，恰在于对道德行为与失德行为的反馈中。如果舍命救人都不算见义勇为，如果在国外张扬国人的道德风貌都不被褒赏，这样的制度设计，恐怕不仅病得不轻、简直是价值错乱了。美德这回事，不是天外来客，走着走着，恰恰是被这些奇葩规定给弄丢了。好在目前全国人大法工委已经将见义勇为纳入立法计划，但愿国家层面的法规制度，能让混乱的界定标准有序起来。至于成都游客的悲剧，权力若有心弥补，也还算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