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要严厉打击，更要强化医院内部管理

　　3月5日，在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接受媒体关于“号贩子”问题的采访时表示：“我要感谢那位姑娘，她的一声吼，推动了老大难问题的解决。”

　　“那位姑娘”指的是一段在网上热播视频中的一名女子。视频中，该女子在北京某医院大厅怒斥“号贩子”将300元的挂号费炒到4500元，并指责院方与“号贩子”里应外合，致使从外地特意赶来的她排了一天队都没挂上号。

　　“号贩子”为何成了一个老大难问题，如何从根源上解决这一问题？两会期间，记者就此采访了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请他们为治理“号贩子”问题号号脉。

　　“号贩子”严重扰乱就医环境

　　“一些患者为了能挂上我的号，甚至夜里零点、1点就到医院排队了，这让我感到很心疼。”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公安医院副院长、肾内科主任张勉之谈到患者熬夜挂号现象时感触很深。

　　张勉之表示，“社会上有很多‘贩子’令人头疼，但‘号贩子’所贩卖的是患者获得诊治的机会，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健康。从这个角度上说，‘号贩子’严重影响了医疗的公平性。”

　　据了解，北京警方在今年春节前进行了一次针对“号贩子”的集中打击行动。百余“号贩子”应声落网，一时间医院挂号大厅“清净”了许多。可春节刚过就有人发现，“号贩子”又“上岗”了，甚至还大张旗鼓地“招揽生意”，并不忌惮医院的安保人员。

　　“‘号贩子’之所以屡打不绝，不排除有部分人和医院内部人员有联系。这导致执法人员实施抓捕时，‘号贩子’提前听到风声从而逃避打击，可等执法人员一走，‘号贩子’又‘重操旧业’。”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卫计委主任张健告诉记者。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海淀分公司副经理朱良玉对此表示赞同。他告诉记者，“号贩子”现象已经形成一个利益链条，北京有个别医院的内部保卫人员和医务人员参与其中，“‘号贩子’本身只是因为处在链条的最末端才凸显出来。不少‘号贩子’背后都有推手。”

　　“‘号贩子’使敏感复杂的医患关系变得更加脆弱，因此从医院、患者、公安机关等角度来看，打击‘号贩子’是必要之举。”张勉之说。

　　打击“号贩子”公安力量不可或缺

　　针对春节后“号贩子”死灰复燃的情况，北京市卫计委召开了打击“号贩子”专项工作部署会，要求各医院增强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打击“号贩子”的意识和责任。同时，市民如果发现医院内部工作人员参与倒卖号源，可随时报警或拨打电话进行举报。

　　“医院没有执法权，打击‘号贩子’必须要依靠公安等执法部门的力量。”张健表示，“湖南省卫计委积极和当地公安机关联系，预计今年会将打击‘号贩子’作为一个改善医疗环境的重点问题来抓。”

　　朱良玉建议，公安机关应该建立打击“号贩子”长效机制。

　　据了解，北京市公安局自今年2月14日起至年底组织开展打击整治医院“号贩子”专项行动，瞄准幕后组织、内外勾结等案件线索，开展深度调查，同时强化日常打击整治，始终保持对“号贩子”的高压打击态势。

　　“部分‘号贩子’已经抱团形成团伙，具有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特征。他们欺行霸市，甚至在排队挂号时强行插队，十分猖獗。这种‘号贩子团伙’，警方应该要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建业告诉记者。

　　此外，王建业认为，在医院设立的流动警务室也可以发挥一定作用。“目前，流动警务室民警的上班时间晚于医院的挂号时间，如果将流动警务室民警的上班时间与医院的挂号时间同步，有可能会相对缓解‘号贩子’问题。”王建业说，“当然，这要视公安机关的警力调配而定。”

　　除了严打外，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希望通过立法的形式加强对“号贩子”的打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今年提交了一份有关在刑法中写入打击“号贩子”条文的提案。

　　“目前，我国刑法已经将打击‘票贩子’写入条文，但打击‘号贩子’尚未纳入其中。而‘号贩子’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非法交易。‘号贩子’倒卖的挂号单，是就诊者和诊治者之间的合约，是通过支付一定货币获取的。因此，挂号单就具有了有价票证的特点。‘号贩子’倒卖挂号单就涉嫌倒卖有价票证。”方来英说。

　 　消灭“号贩子”要内外并举

　　“医院虽然对‘号贩子’没有执法权，但对医院内部人员负有管理责任。因此，院方要教育医务人员，坚决不和‘号贩子’勾连。对此，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些纪律和制度，一旦发现此类现象，必将严肃处理。”王建业告诉记者。

　　据了解，北京市卫计委近日下发通知，对医务人员通过商业公司预约挂号加号谋取不正当利益行为开展清理工作，针对商业公司与医生合作、借用预约挂号软件进行牟利等新式“号贩子”行为作出严格规定，给医务人员划了一条红线。

　　除了医院内部人员开展自查行动、防止医护人员与“号贩子”勾结外，不少医院也通过开辟挂号渠道、看病全程实名制、专家号源实时公示等方式为患者就医提供便利。

　　“我们一直强调对‘号贩子’要加大打击力度，但我们也注意到，一些乡镇卫生院甚至是北京的部分二级医院就没有‘号贩子’。说到底，之所以有‘号贩子’，是因为患者通过正当的渠道挂不上号，而深挖下去，那是因为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王建业说。

　　采访中，所有从事医疗卫生及相关工作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均提到了“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健康的医疗人力资源配置，应该保持其资源是具有流动性的，要保证大量的医疗专业人才分布在基层。而我国目前‘高精尖’医疗人才集聚在部分‘大’医院，它们配置了最好的医疗装备和获得各类支持。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一些社区、乡镇、村庄的医疗人才十分匮乏。所以说，如果不解决好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号贩子’等问题就难以得到根本解决。”全国人大代表、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陈蔚文说。

　　（本网北京3月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