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系列报道之四：看守篇 劫掠之后的世纪觉醒

　　题记：有梦想就有希望。为理想坚守的人，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铭记。

　　1900年夏天，守窟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后，随着大量敦煌古代文献的流失与传播，莫高窟的价值渐为人识。但当时，丝绸之路已“风光不再”，加上长期的政局动荡，致使石窟看管不严，破败不堪。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终结了一代皇朝，亦终结了中华两千年帝制。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并未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但丝丝曙光还是透过历史的斑驳岁月温暖地照进了莫高窟。

成立机构，结束无人管理乱局

　　1900年至1924年，这24年间，在改朝换代中，历史却将一个具有无比文化价值的莫高窟赋予一个素质不高的道士管理，造成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时间的车轮缓缓移动。到了1941年10月5日，农历的中秋佳节，莫高窟迎来了一名改变其命运的学者。时年63岁、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在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的陪同下，来到敦煌，与正在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结伴逐洞观看壁画。欣赏、惊叹满目灿烂的千年艺术宫殿之余，于右任对敦煌艺术珍品大量流失、损坏深感痛惜和愤慨。

　　返回重庆后，于右任即向国民政府呈交了《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的提案，恳切指出：“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销，非特为考古家暨博物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容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特大。”

　　这份提案发表在1942年2月15日重庆出版的《文史杂志》二卷二期西北专号上，后经过讨论，交当时的教育部办理。

　　1942年，在于右任的积极倡导下，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由画家王子云带团，赴敦煌考察半年多，不仅拍摄了敦煌石窟的大量照片，还临摹了不少敦煌壁画。同年6月，中央研究院等部门组成“西北史地考察团”，由陕西武功的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帜担任团长，由考古专家向达为历史组主任，组织劳幹、石璋如等学者赴敦煌对莫高窟进行了实地考察，除测绘丈量和拍摄外，还对敦煌周边地区的文物古迹进行了勘查。1944年，中央研究院与北大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向达、夏鼎、阎文儒等考古学家至敦煌开展了更为细致的考察。

　　1944年1月1日，在于右任等一批有识之士的大力倡导和社会各界的声援下，隶属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

　　“这标志着敦煌石窟结束了约400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破坏和偷盗的历史，翻开了保护、研究和弘扬的历史新篇章。”敦煌研究院第三代“掌门人”“敦煌的女儿”樊锦诗说：“这也为敦煌石窟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后，李浴、史岩、董希文、苏莹辉、潘絜兹等一批有志于保护、开发祖国艺术宝库的专业人才毅然从鱼米之乡或天府之国，不远千里集结于鸣沙山下，在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生活条件极其简陋的环境下，以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于敦煌的文化艺术事业。

　　1944年3月25日至4月15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院修筑全长1007米的莫高窟围墙，被圈入围墙的洞窟达420余个，“从此关闭有定，管理已较前容易”。

　　然而由于缺少经费，刚刚成立的敦煌艺术研究所担负的保护和研究重任难以完成，基本上只起到一定的看守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1944年8月30日，在搬迁中寺后面土地庙清代塑像时，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发现泥塑中心支柱上缠绕着六朝经文66种、残片32片，内容涵盖佛教的经、咒、疏等，成为继1900年藏经洞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发现。

所长来了，历史“弃儿”有了亲人

　　常书鸿，被誉为“敦煌石窟保护神”。早年，出生于西子湖畔的常书鸿到法国学习油画，定居法国，事业家庭双丰收，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但，缘分似乎冥冥中由天注定。

　　1935年秋的一天，常书鸿漫步在巴黎塞纳河畔，在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编的一部名为《敦煌石窟》的画册，他在著作中说：“我打开了盒装和书壳，看到里面是甘肃敦煌千佛洞壁画和塑像图片300余幅。那是我陌生的东西。序言说明这些图片是1907年伯希和从中国甘肃敦煌石室中拍摄来的……尤其是5世纪北魏早期的笔画，他们遒劲有力的笔触，气魄雄伟的构图……甚至比现代野兽派的画还要粗野。但这是距今1500年的古画，这使我十分惊奇，令人不能相信！”常书鸿异常着迷，又根据卖书人提供的信息，至法国吉美博物馆看到伯希和从敦煌劫去的艺术品，方知在中国还有这样一座辉煌的艺术宝库。

　　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这么珍贵的艺术作品大量流失国外且在国外引起不小轰动，而国人却不自知，一股强烈的爱国热情油然而生。为了敦煌艺术宝库，常书鸿离开生活了9年的法国，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于1936年毅然回到了祖国。

　　回国之后，他一直挂念着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向往着早日实现梦想。1943年3月27日，他肩负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重任，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来到敦煌，一脚踏进千佛洞，便沉醉在浩瀚的艺术海洋，如饥似渴地临摹、研究。

　　1944年，常书鸿就任敦煌艺术研究所首任所长，与首批“莫高人”起劲地干起来。尤其是针对莫高窟长期无人管理的混乱状态，制定了清理洞窟积沙、种植防沙林带、安装部分窟门、修建防护墙等一系列有效管理办法和保护措施，使石窟面貌得到初步改观。同时，有计划地对洞窟进行调查、考证和临摹，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短短一年，便临摹复制壁画上百件，整理编辑出《敦煌石室画像题识》。

　　上世纪40年代，莫高窟的生活条件要多艰苦就有多艰苦，常书鸿虽“感到有种遭遗弃的服‘徒刑’的感觉”，但瑰丽的莫高文化吸引着他，他和战友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然而，意想不到的事还是来了。1945年春天，因政局不稳，财力紧张，教育部宣布解散成立刚满周岁的敦煌艺术研究所。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残酷消息，常书鸿和战友“懵”了。

　　但他们舍不下令人心醉神迷的莫高窟，那里是艺术的海洋，是梦想的天堂。常书鸿决定面对现实，领导大家继续干。他用“我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全凭自己的力量干起来的，研究所的撤销或不撤销，实际意义不大”这样的话安慰大家，鼓励自己。又奔赴重庆，与傅斯年、徐悲鸿、向达、陈寅恪、梁思成等学者四处呼吁。

　　皇天不负苦心人。1946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恢复，段文杰、郭世清、李承仙、欧阳琳、孙儒僩、史苇湘等一批又一批后来成为杰出敦煌学者的年轻画家追随而来，迎来敦煌艺术研究所一段欣欣向荣的日子。1948年8月28日，他们在南京举办大型《敦煌艺展》，展出作品500幅，蒋介石在于右任、陈立夫、孙科、傅斯年的陪同下冒雨参观；后移上海复展，两番形成轰动效应。到1949年以前，他们共临摹壁画900多幅！

　　冯骥才在《人类的敦煌》一书中这样描述：真正的生活总是把弱者击得粉碎，把强者百炼成钢。科学编号，沿用至今的身份证

　　1949年9月28日夜，敦煌和平解放。第二天，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保护敦煌千佛洞”的命令传到了莫高窟。

　　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胜利的喜讯传到莫高窟时，常书鸿使劲拉动了大佛殿上铁钟的撞索，让宏亮的钟声一波接一波地穿越亘古沙丘，穿越每个洞窟，直达天际。

　　很快，人民政府接管了敦煌艺术研究所。1950年8月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

　　1954年，文化部特地拨款，在莫高窟第一次安装了电灯，为长期在戈壁深处工作的第一代“莫高人”送去光明；1961年，莫高窟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再次对石窟进行编号。

　　其实，从莫高窟建窟伊始，就有编号。只不过，是按窟主家族、姓氏或窟主神氏表示，如阴家窟、文殊窟等，不具现代考察意义。

　　以阿拉伯数字为序的编号，有四次，因用途而各异。

　　第一次，是伯希和编号。从窟区南端开始，再向两边展开，建窟时代顺序凌乱，只为配合其考察拍摄所需。第二次，是敦煌县官厅自南至北编号。第三次，是张大千编号。按洞窟下、中、上的层次关系和排列次序编号，科学明了，不足之处是将大窟中的小窟、耳洞附于大窟，编号比实际窟数少。第四次，是史岩编号。但只适用于准备出版的《石窟供养人题记考察》一书。

　　第五次，是敦煌文物研究所1964年的编号。基本按张大千编号，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将附于大窟的小窟、耳洞单独编号，二是将张大千“之”字型整窟反转编号。此次编号，共计492窟，一直沿用至今。(记者施秀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