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理循的甘肃之行

甘肃织呢局生产厂房

    莫理循是一位与近代中国关系密切的旅行家及政治家。莫理循全名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ErnestMorrison），1862年出生于澳大利亚的苏格兰人，1887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科，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等。

    莫理循从小就极富冒险精神，曾在18岁的时候，沿澳大利亚南海岸，徒步旅行了一千多公里，这成为他以后探险的开始。1894年2月，他来到中国，仅是靠母亲寄的40英镑，自上海沿长江到重庆，转道云南，后又徒步前往缅甸的仰光。后来他将一路所写的日记和照片整理后，出版了《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一书，从而名声大噪，被英国《泰晤士报》聘为驻华首席记者，并开始了长达16年的记者生涯。

    1910年1月15日，莫理循离开北京，开始了为时半年的中国西部考察，他首先乘火车到洛阳，然后乘马车到达陕西西安，他从咸阳出发，途经甘肃平凉、兰州、凉州、甘州、肃州，出嘉峪关进入新疆，经哈密、乌鲁木齐、石河子，一路西行到达伊犁，尔后向南翻越木扎尔特冰川，经阿克苏到达喀什葛尔，后向西过乌恰，最后到达俄国的奥什（今属吉尔吉斯斯坦）。因此次考察中，途中多遇高山大河、荒漠戈壁，所以艰辛备尝，但是因均为莫理循亲历、亲闻、亲见，他又做了详细的纪录，所以对于我们了解清末中国提供了非常生动、直接的材料。

    在莫理循拍摄的兰州系列照片中，有一幅左公祠的照片，再现了当时左公祠这一高大宏伟的建筑。左公祠为左宗棠的祠堂（旧址在兰州二中附近），左宗棠曾任陕甘总督，驻节兰州。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左氏病逝于福州，湖南湘阴、长沙、新疆乌鲁木齐等地都建有左宗棠祠。1886年，甘肃遵敕也在兰州府文庙东侧建成左文襄公祠，老百姓口头上称“左公祠”。左宗祠其东侧为四楹三间牌坊，为斗拱歇山顶，进牌坊右拐是大门，为青砖券门三座，均有题额，为砖雕仿斗拱硬山顶，进大门是正堂，正堂之后是戏楼和祠堂的主体建筑卧龙阁。左公祠自建好后，除每年的春秋祭祀之外，更多时候是当时甘肃官绅宴请交际及招待外宾之所。当年陕甘总督升允即在这里招待了芬兰探险家，后来成为该国总统的马达汉。刘锦堂、雷正绾、李廷箫以及后任陕甘总督的魏光焘等为兰州的左宗棠祠题写过楹联。如今在莫氏拍摄的左公祠照片上，依然可以看到有一块碑刻镶嵌于中间大门之上，上镌有“敕建左文襄祠”。

    兰州被称为“水车之都”，当年莫理循也曾将镜头对准了水车这一提灌工具。从莫氏拍摄的水车照片来看，由于当时正值初春季节，用石头垒砌的引水道中干涸无水，有些地方还结着薄冰。水车的轴及辐条均为木头制成，支撑引水木槽的树干直接拿树干制成，看起来还有些弯曲，一切看起来都是因陋就简，但又是那么实用。就是这些如今看起来有些简陋的水车，在当时却发挥的积极的作用，它吱吱呀呀旋转着提起黄河水，灌溉着黄河两岸的良田，哺育着兰州人民，维系着两岸的民生。

    此外，莫理循还拍摄了一张甘肃织呢局生产厂房的照片。甘肃织呢局为洋务运动的产物，旧址在今兰州市畅家巷兰州一中西侧。莫氏拍摄的这张照片，角度十分讲究，镜头透过工厂木栅栏大门，突出了厂房的主景。厂房为传统的建筑式样，花格木窗。在厂房的檐下高悬一块木匾，上题有“织呢前厂”四个大字，有几个人站在匾下，穿戴着中西式样的服饰，既有中式的瓜皮帽和马褂式样，又有鸭舌帽和西服式样。

    莫理循来到兰州之时，正值清朝末年，也正是当时提倡“新政”，开办“新学”之际。有不少外国人也参与其中，莫理循在一篇新闻报道中提到，他“不无惊讶地发现兰州受比利时的影响很大，这不仅是因为一位传教士在兰州的高等学堂对学生进行了良好的法语教学，还有一位已过世的曾任肃州税务司官，同时也是肃州洋务局负责人的比利时人林祖美（即林辅臣），他娶了中国太太，很受中国人信任，帮助中国的工程师在甘肃办起织呢局、蜡烛厂、肥皂厂，建立实验室、矿业学堂，开采铜矿、金矿”。莫氏文中所说的林祖美原名叫保罗·斯普林加德，于1842年4月出生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附近的农村，1865年8月来到中国，1881年被李鸿章任命为首任肃州(今酒泉市)税务司，显赫一时，人称“林大人”。林辅臣和兰州道彭英甲是朋友，彭英甲则是修建中山铁桥的积极倡导者之一。为支持铁桥建设，1906年5月林辅臣带3名工程技术人员返回中国，然而在返回途中，林辅臣疾病故。临终前，他将未竟的事业托付给大儿子林阿德，林阿德则继承父亲遗志，协助彭英甲兴办实业，修建黄河铁桥。而且林阿德还娶了兰州张姓姑娘为妻。据文献称，林阿德后来被比利时国委任为驻中国参赞。

    莫理循是一位新闻记者，更是一位充满历史感的人，一位毕生关注中国的西方人。他用照相机把一百年前的西部中国保存了下来，我们可以重新回到1910年的西北，看到那些公路、山川、城郭、人民，丝绸之路上的驼队，草原上的羊群，集市、街道、驿站、烽火台和关隘……而这些直接的镜头语言，比许多文字史料更为可贵，也更具震撼力。当时正处于清王朝崩溃的前夕，他记录的就是巨变前西部中国的面貌。一百年来，西部到底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些黑白照片提供了一个不可替代的参照物。他那具有穿透力的镜头中饱经沧桑的老人，光着脚丫的乞丐……以及他们的眼神，仍然给人们内心带来了强烈的震撼。从这些照片中，可以真实地看到了百年前大西北人的生存环境。历史学家曾将莫理循文库与《永乐大典》和敦煌经卷相提并论，称为中国学术的“伤心史”，足见其在中国学者心目中的地位。

    就是坐落在王府井大街路西莫理循的家里，还有一座“莫理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拥有自18世纪以来英、法、德等欧洲各国各有关学会出版的从创刊号开始的各种定期刊物120余种；1000多种各类地图和画册及原始照片，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基督教各教会在华传教士的著作等书籍共计2.4万余册。其中包括1485年出版的第一版《马可·波罗东方游记》，1600年的中国地图，这些藏书不仅是莫理循收藏中的精品，也是世界文化的宝藏。1912年，因莫理循在精力与财力上已难以维持这一昂贵“嗜好”，他决定将图书馆出售。当时莫理循提出“如果中国人购买，我将把我在北京的不动产，即建有防火设备的图书馆送给政府。”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张謇曾问询价格，但无下文。1917年，莫理循将藏书卖给了日本的岩崎久弥男爵。他不无遗憾地说：“我本来希望它能留在北京，可是这办不到。”现在位于日本东京都的文京区有一座并不太引人注目的图书馆——东洋文库，即是在莫理循图书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莫理循在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做了许多具体和有意义的努力。他极力阻止袁世凯签定日本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在他的努力下，《泰晤士报》刊发了“二十一条”的内容。消息一公布，就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他还促成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给袁世凯递交的一份备忘录中，列举了参战的十二种好处。这十二种好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提升中国的世界政治地位；二是可以借此振兴中国的经济，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这对于新生的中华民国，对于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受凌辱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强劲的信号——中国要从被侵略走向反击，就必须从被奴役走向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