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帛之路考察手记]郑欣淼：在考察中寻找历史、发现历史

　　 在考察中寻找历史、发现历史

　　郑欣淼

　　尊敬的丁校长、卢书记、王部长，还有几位先生，以及陕西师大的各位教授，大家好！

　　能参加此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我感到很荣幸。我虽然没有走完全程，但是几天的行程下来，有一点使我感受非常深刻，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在考察中寻找历史、发现历史”。

　　我想谈几点感想。

　　第一，我认为这次考察很有意义，对考察的主题很感兴趣，自己也有了不少收获。走过玉石之路，加深了对玉文化的认识，使我想到故宫的学术研究，特别是玉器研究。这里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故宫的玉器收藏。故宫的文物藏品，传统的说法，主要是是铜瓷书画，最多的是陶瓷，有36万件；其次是书画，有15万件；青铜器有15000多件，其中先秦铜器约10000件左右,有铭文的1600余件，这三个数量均占中外传世与出土中国青铜器数量总和的1/10以上。但是，北京故宫藏玉器也很多，不仅多，而且很重要。总数3万余件(不包括许多因附于其它器物而作为附件收藏的玉器)，是世界上收藏中国古代玉器最精美、最全面的博物馆，包括了中国各主要朝代玉器中的精品。这些玉器来源于清宫遗存及建院后的征集，其中清宫遗存数量最大，占到80%。因此，清代宫廷玉器除台北故宫有一定数量收藏，以及有少量流出宫外，绝大多数宫廷玉器都收藏于北京故宫。中国古代玉器发展大致划分为史前时期、商周、春秋至南北朝、唐至明、清等几个阶段，故宫收藏有各阶段的作品，数量大，品种多，且精品亦多。目前发现的史前时期玉器，以东北，华东、华南、江汉地区、西部地区的玉器最为著名，故宫藏有上述各地区玉器的重要作品。红山文化玉器有宫廷遗藏的玉兽头玦、玉鹰，表明红山文化玉器在清代已被发现、收藏。良渚文化玉器有大小玉琮数十件，还有玉璜、锥形器、兽面嵌饰，珠管等，多数都是宫廷收藏，一些作品带有乾隆题诗。收藏的鹰攫人首佩、飞女佩、兽面纹圭，与台北故宫收藏的人面圭、鹰纹圭都是学术界研究关注的重要玉器。故宫还藏有一批西部地区史前时期，包括齐家文化玉器在内的玉琮、圭、刀、璧、璜，应是收藏这类作品最多的博物馆。故宫还收藏了安徽省凌家滩遗址104件玉、石器。收藏的以安徽长丰杨公乡战国墓出土玉器为代表的考古发掘品及清宫旧藏古玉，是春秋战国玉器的代表作品。故宫收藏汉代玉器的数量很大，且多有精品。唐代玉器的主要品种，故宫都有收藏，且有存世量极少的玉杯及为目前仅见的玉梳等。宋以后，玉器大规模流行，随葬玉器相对减少，目前考古发掘到宋、辽、金、元玉器数量不大，多数作品流传于世。故宫收藏的这一时期玉器，是明清两代皇家数百年的搜集，数量巨大。故宫藏明代玉器近5000件，多属清宫所存明代宫廷遗物，应是现存明代玉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故宫是清代宫廷玉器的主要收藏地，所收藏的宫廷玉器品类齐全，并包括了各品类中的精品。有典章用玉、宗教祭祀用玉、陈设用玉、文具、生活用具、佩饰、仿古玉、仿痕都斯坦玉器皿等。例如，清代宫廷的大型用玉，主要藏于北京故宫。有大玉山、玉组磬、大玉瓮、大玉瓶、玉屏风等。有些大型玉器是世所罕见的。“大禹治水”玉山，玉料原重10700斤，是于冬季在道路上泼水结冰，用数百匹马拉、近千人推，经3年时间才从新疆密勒塔山运到北京。画匠设计了正面、两侧三张画样，先做蜡形，因怕熔火又改做木样，一并经水路运往扬州琢制。成器后，又经水路运回紫禁城。造办处玉匠朱永泰等镌字后，置于乐寿堂，前后共用10年时间。这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玉雕艺术品，它凝聚了数千人的血汗和智慧，是一件不朽的杰作。还有“南山积翠”玉山，也是制成后即安放于外东路乐寿堂内，至今未移动过；另外还有“会昌九老”、“秋山行旅”两件玉山，重量亦为数千斤。以上4件大玉山，皆为乾隆时期制造。故宫的玉器研究也为世所重，玉学界的人都熟悉杨伯达先生，许多人读过他的书，他首先提出的“玉学、玉文化”、“玉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奠基石”、“玉文化板块论”、“玉石之路(和田玉的传播路线网络)”等新论点为古玉研究开创了崭新途径，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杨先生已88岁，仍宝刀不老，近期科研课题为《清代工艺美术史》、《中国玉文化史》(与美国屈志仁先生合作)，并主编《中国金银器、玻璃器、珐琅器全集》(共6册)、《中国玉器全集补遗》(共6册)。杨伯达先生多年来致力于玉文化的研究，我很支持，也很佩服，因为我们不能就器物而研究器物，还要研究其文化，研究器物本身所蕴含的的历史内涵等，这也是我提出“故宫学”的原因。例如，有关玉玺，从秦始皇传国玉玺到明代帝王发号施令所用玉玺，这些真正的国家宝器今天一件也没有找到，而清代的二十五宝则完整地传下来了，它们主要是用玉制作而成的。我们所要关注的就是这些宝器和宫廷历史文化之间的联系，而不能孤立地看待它。杨先生将这一点提高到了玉文化的层面。杨先生视野非常宽广，他不仅关注这些清宫玉器，还注重考古发掘的新材料，和中华文明的发展联系起来。我也认识到，要推动故宫学的发展，要进行中华文明史的研究，对故宫藏玉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些藏玉与我们各地考古发掘不断获得的新发现、新材料结合起来，相信不断会有新的成果。故宫学是开放的，需要学术界的关注、参与。因此希望这样的学术活动以后也能和故宫联系、交流，共同合作。齐家文化的研究是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故宫藏玉也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是更有利于学术发展的。

　　第二，我感到甘肃的同志非常重视这次活动，甘肃省委宣传部、西北师范大学，以及所到之处的地方党委及政府都很支持。我认为这是有多方面的原因作用的结果，包括大家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以及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但其中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我们所研究的是甘肃当地的文化，是陕甘青共同构成的这片西北地区的历史、文化。西北地区在历史上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大的贡献，我们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后代子孙，有责任研究它。在座有的人可能和我一样，不一定对齐家文化有深入的研究，但是大家都抱着一种使命感来完成这项工作，我认为这是一种自信力、也是一种自豪感，更是一种责任感的体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更多的是学习。在本次活动中，非常让我感动的一点是，众甫博物馆的刘岐江馆长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以及研究保护，并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刘先生是以实业发家，本可以从事其他相关的事业，但他却钟情于这些文物，不仅收藏，而且研究，他本人朴素得就像齐家的玉器一样，传达出了一种玉的精神。所以我认为，中华民族光辉传统的一面仍然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传承，仍然是我们的主流，值得我们去发扬光大。热爱这片土地，热爱在这片土地上创造出的灿烂文明、优秀传统，这也是我们从事研究工作的最终目的和意义，是对中华文明精神的一种传续。

　　第三，我想就这次活动的组织等工作表达一点想法。我们的团队中有叶舒宪先生、易华先生、刘学堂先生等，他们是这方面有成就、有影响的专家，还有卢法政同志等相关的专家，还有文化书写者安琪女士，以及电视台等媒体朋友。我们这次活动充分展现了学术的研究、传播，以及与社会的交流，不同职业、身份的人承担着不同的责任，重视将深奥、专业的学术内涵以通俗、生动的方式向大众传播，以达到更好的文化普及作用。另外，我深刻地感受到我们这次的考察活动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而不是借着考察的名义游山玩水。参与者都是认真的、严肃的，并按照既定的计划举行阶段式的研讨会。同时，新闻媒体也及时地发布了一些见解、成果，让我们的活动被社会大众所了解、关注。

　　我是在偶然的情况下认识了本次活动的组织者——冯玉雷先生。前年，冯先生到敦煌来聘请我当《丝绸之路》杂志的顾问，我欣然答应了。我感到“丝绸之路”这四个字代表了一种开放性的、国际性的、世界性的理念，其本质就是不同文化的充分、全面的交流。我认为一定要将《丝绸之路》杂志办好。甘肃也有一些很好的其他刊物，比如《读者》，它是面向社会大众的，但《丝绸之路》是相对“小众的”，它需要一定的文化品味。我认为一本杂志的大和小与其所处区位有关，但这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丝绸之路》可以立足于甘肃，但应将其影响扩展到全国，扩展到全世界。对此，冯主编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组织了很多活动，虽然过程艰辛，但最终都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也体现了冯主编的能力，希望这个刊物能越办越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