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报告串起“知识丝路”
记者 单颖文
“考古材料组织最有效的办法，是把沿线考古地点串联起来，找到这些枢纽点。”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缪哲介绍，《从敦煌到犁靬：浙江大学新获丝绸之路研究外文文献展(一)》，涵盖“中国”、“中亚五国”、“阿富汗”、“印度与巴基斯坦”、“伊朗”、“叙利亚和地中海东岸”六大板块，始于丝路重镇中国敦煌，结束于埃及重要港口亚历山大里亚城(或即《史记》所称“犁靬”)。
公元前2世纪，欧亚大陆之间由东往西，依次有汉、贵霜、安息与罗马四大帝国。学界有种说法，这场欧亚大陆历史上第一次地区性帝国的崛起与并立，意味着第一次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这条古典全球化时代文明交流的主干道，便是现在沿途穿经我国境内的新疆、小亚细亚、西亚、印度与中亚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开通于公元前2世纪张骞在西域的探险，持续近千年后，又因唐代政权在西域的结束而关闭。往来其间的，既有人员如使臣、士兵、商人与僧侣，也有观念如佛教、祆教，以及商品如西方织物、中国丝绸、印度香料、波斯金属器与中亚良马、黄金、宝石、挂毯等。
“丝绸之路之于古代，恰如航空线、航海线、铁路、公路乃至互联网之于现在，可谓人类早期文明交流与互动的主渠道。”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缪哲说，任何一部关于世界古代文明的叙事都绕不开丝绸之路，“一千年来人类不同文明对抗与对话、阻绝与交流、征服与和平、劫掠与贸易，以及亵渎与信仰的历史剧，便是以丝绸之路为主要舞台的。”
近日，一批涉及“丝绸之路”的珍贵文献，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基础图书馆展出。展览名为《从敦煌到犁靬：浙江大学新获丝绸之路研究外文文献展(一)》，涵盖“中国”、“中亚五国”、“阿富汗”、“印度与巴基斯坦”、“伊朗”、“叙利亚和地中海东岸”六大板块，始于丝路重镇中国敦煌，结束于埃及重要港口亚历山大里亚城(或即《史记》所称“犁靬”)。“考古材料组织最有效的办法，是把沿线考古地点串联起来，找到这些枢纽点。”缪哲介绍，此次展览所涉及的地点，都是19世纪至今丝路考古的主要遗址，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沿线绿洲城市，代表了不同年代、不同时期、不同文明。“本次展览期望通过展线的设计和展品的拣选，搭建一条由关键遗址的考古研究所构成的‘知识丝路’。”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考古报告作为陈列内容呢?缪哲说，在中国虽有二十四史，但关于丝路的记录却很边缘;丝路穿经的地中海其他国家，则多没有官史传统，整个中亚史几乎都是靠钱币、建筑、铭文建立起来的;印度的官方记录又多关注玄学。“既然没有太多关于丝路的文字材料，那么考古就是这方面唯一能够依赖的方式和渠道了。”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研究馆员陈雅飞说，东西方文明在丝绸之路交汇中发生的历史事件，远比家喻户晓的张骞出使西域要丰富，“但因为文献记载少而模糊，要还原关于丝路的历史细节，主要依赖于考古调查和发掘”。经过一百余年不同国家考古学家的探险、调查与发掘，湮灭千余年的丝路历史，才开始呈现一个大体清晰的轮廓。
从19世纪开始的近代丝路沿线考古发掘，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的考古机构主持。本次展览呈现的外文文献达171种，其中重点呈现的有37种，由英、法、德、俄、意、日及中亚不同国家的文字写成，多是各国考古队当年的原版考古报告。难能可贵的是，其中部分珍本系全球仅存的几部之一，而浙大的这批藏书中不少为中国大陆甚至亚洲的唯一典藏。
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留下的重磅研究文献
在此次《从敦煌到犁靬》展览中，有关中国西域敦煌的文献是第一站。
100多年前，道士王圆箓在敦煌莫高窟的偶然发现，开启了封存千年的藏经洞，沉寂多年的敦煌再度吸引世界的目光。20世纪初，外国探险家们陆续踏上了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其中，英国人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Aurel Stein，1862—1943)、法国人保罗·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是两个绕不过去的人。他们曾先后进入敦煌，尽管作为带走大量文物的“探险者”，他们的舆论形象始终不那么光明磊落，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在当地所开展的细致的地理、考古调查，确实为后世留下了具有无可取代价值的史料。在“中国”展区有两大柜藏书，正是他们二人考察时留下的图文记录。
一些壁画已然消失，只能从图版中追寻它们的原貌
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巴黎，1920年至1924年，初版，6册)，是1908年伯希和进入敦煌莫高窟后留下的一手资料。这六卷书之于今天的意义在于：书中记录的一些壁画，目前已模糊不清乃至消失，只能从图版中追寻原貌了。大陆高校除浙大外，北大也有藏。
伯希和早年在法国政治科学学院、东方语言学院等处学习。1901年，由于在汉学方面表现突出，22岁的他受聘为法兰西远东学院教授，1905年被委任为法国中亚探险队队长，与测量师瓦扬(LouisVaillant)和摄影师努瓦特(Charles Nouette)一起组成考察团。
根据文献记录，伯希和率领的“法国西域科考探险团”一行于1908年2月25日抵达莫高窟，5月27日离开莫高窟返回敦煌。在莫高窟期间，他们对石窟进行了编号、测绘和记录。《敦煌石窟》就是努瓦特的摄影记录，内容为伯希和记录的第1至182窟(伯希和编号)的外景、洞窟彩塑和壁画，总计黑白单页图版368张，对北魏至北宋时期莫高窟做了第一次全面系统的记录。努瓦特拍摄的440张玻璃干版和胶片底片，现存于法国吉美博物馆(Musée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Guimet)。
“一网打尽”研究敦煌最重要基本资料
此次展览中，斯坦因撰写的书共陈列了4套：斯坦因、宾雍《千佛：中国西陲敦煌石窟寺的佛教绘画》(伦敦，1921年，初版)，斯坦因《古代和阗：中国土耳其斯坦考古调查报告》(牛津，1907，初版，2册)，斯坦因《西域：中亚与中国西陲探险报告》(牛津，1921年，初版，5册)，斯坦因《亚洲腹地：中亚、甘肃与东部伊朗探险报告》(牛津，1928年，初版，4册)。
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原籍匈牙利，是一名犹太人，1904年入英国籍，在印度为英国工作。他分别在1900年至1901年、1906年至1908年、191年至1916年、1930年至1931年进行了四次考察，重点是中国的新疆和甘肃。前三次他都“收获”颇丰，第四次由于遭到中国政府、学者的反对，无甚收获。此次展出的4套书包含了他首次高清晰发布的敦煌佛画绘画图录，还将他的三次敦煌考古报告“一网打尽”，被学界视为“研究敦煌最重要的基本资料”。其中，《千佛》与《西域》二书在大陆高校中，仅浙大有存。
有趣的是，展览中的斯坦因《古代和阗》一书特地翻在了“于阗公主私带蚕蛹”一页。这块画版是斯坦因1900年至1901年第一次在中国考察期间，在和阗(今和田地区)附近的丹丹乌里克遗址中发现的。根据斯坦因当时的记述：“后来我发现的一块画版，上绘一中国公主，据玄奘所记，她是将养蚕业介绍到和田的第一个人。相传这位公主因当时中国严禁蚕种出口，遂将蚕丝种藏于帽内，暗自携出……画中央绘一盛装贵妇，头戴高冕，有女郎跪于两旁。长方画板一端有一篮，充满形同果实之物，又一端有一多面形的东西，起初很难解释，后来我看到左边的侍女左手指着贵妇人的冕，对于绘画的意义才恍然大悟：冕下就是公主从中国私偷的蚕种，画板一端篮中所盛的即是茧，又一端则是纺丝用的纺车。”这个故事在宋人秦观所著的现世最早的养蚕、缫丝专书《蚕书》中也有记录：“唐史载，于阒初无桑蚕，丐邻国，不肯出。其王即求置婚，许之。将迎。乃告日：‘国无帛，可持蚕自为衣。’女闻，置蚕帽絮中，关守不敢验，自是始有蚕。”不过，学界也有人不认同斯坦因的解读，比如已故考古学家阎文儒就认为，这是斯坦因不懂佛教艺术而加以胡乱的猜测。这本书在大陆高校中，除浙大外，华师大也有藏。
展览中所陈列的斯坦因《亚洲腹地》一书，仅仅是打开的书壳内侧就令人感叹，上面印有详细的文物清单。这部书是斯坦因第三次中国考察的成果报告，内容包括报告文本、图版和测绘地图等，并附有此次考察中所获文书、钱币与石器的17篇研究短文。“虽然很多敦煌学者批评斯坦因，特别是中国学者，认为他带走敦煌文物是不对的，但斯坦因的照片和记录还是有比较高的参考价值。从他的照片和记录中，我们可以知道敦煌在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大英图书馆中国部前主任伍芳思(Frances Wood)此前在公开讲座中表示，斯坦因不仅注意拍照，而且还为照片做详细记录，类似他站在哪里拍的、以什么姿势拍摄、相机在多少高度、又后退了三步得到另一张照片这些，全都事无巨细地记了下来。
关于伯希和与斯坦因，伍芳思还说起一段八卦：斯坦因是1907年到敦煌的，伯希和1908年到，他们两个关系不好。斯坦因不懂中文，但懂很多语言的伯希和却通晓汉语，深谙中国古典文献，所以很快取得了王道士的信任。伯希和在将藏经洞中的遗物全部翻阅一遍后，选出并掠走了其中质量优良、最具学术价值的文献、绢画等一万余件。这批文物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吉美博物馆。1906年，伯希和曾公开表示自己要到敦煌去，他以为周围的学者都会说“伯希和去，那我不去，敦煌属于伯希和”。当时，有个英国驻喀什领事与他们两人都认识。领事的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中国人，他欢迎所有来考察的学者，尤其是英国学者。这位领事虽然没有直接告诉过斯坦因关于伯希和的消息，但是他会将伯希和写给他的信直接转寄给斯坦因，斯坦因就知道了：“哦，原来伯希和又要去北方了……”于是斯坦因默默地迅速准备，抢在伯希和之前来到了敦煌，为此伯希和非常生气。
记录二战被毁壁画的大型画册《高昌》
除了伯希和与斯坦因，德国人阿尔伯特·勒考克(Albert von Le Coq，1860-1930)留下的《高昌：皇家普鲁士探险团吐鲁番考察收获图录》(柏林，1913年，初版)也是展览中的一部重要作品。在这本代表了20世纪初德国最高印刷水平的书中，记录下了二战中被毁的大量壁画。大陆高校除浙大外，中央美院也藏有此书。
1904年至1905年，曾是柏林民族学博物馆的历史学者勒考克受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之命，与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勤杂工巴图斯组成了“普鲁士皇家吐鲁番探险队”，两人在德国军火商克鲁伯·弗里得里西的资助下前往吐鲁番探险。1905年春天，他们第二次走进吐鲁番，这本书就是当时的考察报告，内容包括吐鲁番地区的壁画、雕塑、织物与古文书等。从书中可以得知，勒考克在发掘高昌故城的同时，还发现了被埋在沙土中的柏孜克里克石窟。这一石窟曾经是高昌回鹘王国的王家寺院，属于被公认为“世界佛教石窟艺术四支代表之一”的高昌石窟。在考察中，巴图斯在勒考克的授命下，用娴熟的技巧对石窟壁画做了大肆割取并运往德国，其中包括最精美、最完好的第9窟(即现在的第20窟)壁画。回国后的勒考克，还将这些壁画作为“丝路秘宝”在柏林展出，大受欢迎。
二战后期，纳粹德国首都柏林不断被盟军空袭轰炸，藏在德国东亚博物馆中的巨大壁画被镶在玻璃罩里来不及转移，便在外面垒了几个沙袋作为保护措施。不料想，1944年博物馆在一次英军的轰炸后，沙袋压向玻璃，玻璃碎片又将壁画压得粉碎，稀世珍宝荡然无存。于是，此次展出的勒考克在1913年出版的大型画册《高昌》，成为这些壁画在天地间的唯一遗存。
希腊化的丝路
顺着展览的脉络从中国西域一路向西，可以在“中亚五国”、“阿富汗”、“印度与巴基斯坦”、“伊朗”板块的书籍图文中，寻觅到中国古物的踪迹，但更为明显的，则是感受到丝绸之路另一端罗马“希腊殖民风”的盛行。缪哲认为，正是因为有了比如城市建设的“政治一体”，才发展出了诸如语言相通的“文化一体”，最终为丝绸之路的开启创造了可能。
研究张骞所寻月氏人历史的一手资料
离开“中国”板块后，首先进入的是“中亚五国：哈尔恰扬、尼萨、阿弗拉西阿卜、片治肯特、梅尔夫”板块。中亚位于喀什以西的丝绸北路，西起西海、东至中国、北抵俄罗斯、南界阿富汗，自古以来便是不同势力争夺的中心。此地迭遭亚历山大、大夏与安息、贵霜与萨珊及后起的嚈哒(即白匈奴)与突厥的统治或役属。唐代初中期，中国也曾于此建立政权。可以说，自亚历山大以来，中亚是中国、波斯、印度与地中海西方之政治、民族、文化、观念与商品的交汇地。在这片土地上，早期呈现出浓郁的希腊化特点，直至3世纪以后(至8世纪)才以伊朗文化为主导。
在中亚的科学考古始于苏联，1989年苏联解体后，法国、意大利等西方考古机构进入该地区。在展览中，《哈尔恰扬：有关北巴克特利亚的艺术文化问题》(塔什干，1966)就是由苏联考古学者普加钦科娃(G.A.Pugachenkova)所著的，是现在研究月氏人历史的一手资料。国内高校中，仅浙大藏有此书。
哈尔恰扬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是自我国河西走廊西迁而至的月氏人所建立的宫殿遗址。月氏这个消逝的古老政权，与丝绸之路的打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年，汉人张骞出使西域的初衷，其实是为了联合月氏对抗匈奴。
在西汉初年，匈奴已经相当强盛了，但汉武帝一直想彻底消除匈奴对中原的威胁。这时，有投降了汉朝的匈奴人报告：西面有个月氏国与匈奴是世仇，因为匈奴王曾率部击败月氏，杀死月氏王，还把月氏王的头盖骨做成喝酒用的杯子。战败的月氏人逃到了西域，对匈奴王侮辱月氏先王的事深感屈辱，一直想报复，但苦于势单力薄又无盟友，因此一直在等复仇的机会。汉武帝得知后，认为月氏既与匈奴有血海深仇，又在匈奴西边，是汉朝讨伐匈奴不可多得的帮手。于是，他下令贴出榜文，召募寻找月氏的使节。但当时，谁也不知道月氏国到底在哪儿，更何况此行要途经匈奴领地异常凶险。唯有汉武帝的宫廷侍卫张骞挺身而出，在公元前138年，他带着100多名勇士开始了寻找月氏的行程。途经匈奴时，张骞一行被抓。待到他们伺机逃跑时，已过去十余载。继续西行的张骞先到了大宛，在大宛国王的帮助下找到了月氏。此时的月氏已占领妫水两岸(即现在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边境处的乌姆河流域)，击垮大夏建立了大月氏王国，物产丰饶，生活安定，无意寻匈奴复仇。汉武帝意欲联合月氏共抗匈奴的计划失败，但张骞出使西域却创造了一个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开端——丝绸之路的贯通。
普加钦科娃在1959年至1963年间主持开展的对哈尔恰扬遗址的发掘，重要的收获有宫殿遗址、钱币、雕像、壁画与陶器等。从书中可以看到，这些器物的内容与风格呈明显的希腊化特征。
“法国阿富汗考古队发掘报告”所录宝物的存世传奇
“中亚五国”之后，是“阿富汗：阿伊哈努姆、提里亚丘、贝格拉姆”板块。自古以来，阿富汗便是不同种族与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在早期受大夏王朝统治时，这里的文化特征亦呈明显的希腊化特点，这在保罗·伯尔纳等著的《阿伊哈努姆遗址的发掘报告(一)》(1965、1966、1967、1968，法国阿富汗考古队发掘报告第31种)(巴黎，1973年，2册)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按缪哲的说法：“阿伊哈努姆不是山寨希腊，它就是希腊，这是一个完全由希腊人建起的希腊化城市。”
阿伊哈努姆位于今阿富汗东北边境，是亚历山大与大夏王朝最重要的希腊化都会之一。1839年至1919年三次英阿战争期间，英国人在此做了零星的古物收集。第三次英阿战争后，新独立的阿富汗政府与英国的对手法国签订协议，同意建立法国阿富汗考古队，并授予独家考古权，在1965年之前发掘所获由两国平分(此后发掘文物皆归阿富汗)。1964年起，法国阿富汗考古队在这里开展了长达15年的系统发掘，至1979年苏联入侵终止。此后，这片遗址遭受了长达20余年的劫掠。2000年，整个考古遗址被塔利班用推土机摧毁，这些报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浙大藏有法国阿富汗考古队在1965年至1978年发掘出版的9卷报告，此次展出的是第一卷。书中详细记录了遗址出土的希腊化建筑，包括城墙、剧场、体育馆、城堡、寺庙和宫殿，还记录了当地的雕塑、文书、碑铭、钱币等，并配有大量地图、平面图、绘图等。比如，在一幅佛教造像图中，从佛像的衣饰、手势等，都可以明显看出这是源自希腊人所塑造的希腊神话中神祇的样子。
阿富汗地区的希腊化特点在月氏贵霜王朝执政后，转向印度与波斯文化的特点，典型代表有巴米扬佛教石窟、哈达佛寺遗址等。维克多·萨里安尼迪的《巴克特里亚黄金丘：北阿富汗提里亚丘的发掘》(纽约/列宁格勒，1985年)，记录下的就是位于阿富汗北部提里亚丘中月氏贵霜时代贵族墓区的情况。这里共有古坟七座，1978年，萨利安尼迪发掘了其中六座，最后一座因苏联入侵而放弃。在这片墓区，出土了2万余件黄金饰品，还有数枚汉代的铜镜，年代约为公元前1世纪初到公元1世纪。
这些宝物能留存至今，相当富有传奇色彩。原来，苏联攻入阿富汗后引发大骚乱，萨利安尼迪匆忙将这些宝藏转移至阿富汗国家博物馆。但当塔利班执政时，却发现这些宝物并不在馆中，去向成谜。直到2004年塔利班倒台后，人们方得知宝物在塔利班进入前，被喀布尔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悄悄转移到阿富汗国家银行的地下室内，最终一件未失。
与整个近东与中西亚一样，阿富汗地区的考古是西方地缘政治的前奏或后果。当时的发掘报告以“法国阿富汗考古队发掘报告”为总题出版，自上世纪40年代至1989年共发布了32种。大陆高校中，仅浙大藏有此系列的大部分报告。
考古报告里的犍陀罗艺术宝库
在“印度与巴基斯坦”板块，此次展览挑选了“桑奇”和“塔克西拉”两个城市的考古报告做重点陈列。其中，前者代表了印度本土佛教的艺术呈现，后者却充斥着希腊罗马式样。
塔克西拉位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西北，是举世闻名的犍陀罗艺术中心，198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目录》。史书记载，这是高僧玄奘与法显都到过的地方。
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大帝在进军印度的路上曾在此停留。公元前180年，来自于中亚地区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即大夏古国)重新发展了这个地区，古希腊文化也开始在此扎根。后来，塔克西拉的文明衰落，许多遗迹被泥沙埋没。直到19世纪，塔克西拉遗址才为英国考古学家发现。1863年至1864年和1872年至1973年，印度考古的先驱亚历山大·卡宁厄姆开始进行考古发掘，查明古城遗址。1912年至1934年、1944年至1945年，英国考古学家约翰·休伯特·马歇尔和英国人莫蒂默-惠勒等人两次对当地的古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
此次展出的就有马歇尔所著《塔克西拉：1913-1934年间奉印度政府之命在塔克西拉从事考古发掘的附图报告》(剑桥，1951年，初版，3册)。从书中可以得知，在塔克西拉最古老城市遗址皮尔丘的发掘过程中，并没有发现与印度教或佛教有关的物品或建筑，但发现了波斯帝国和亚历山大的钱币，显示着曾有39个希腊君王和2个希腊女王统治过这里。位于另一个古城锡尔卡普附近的金迪亚尔庙宇遗址，其布局与希腊神庙极为相似，可能是太阳神庙。古城出土了33件石刻梳妆盘，盘内浮雕出男女嬉戏、酒宴、希腊诸神以及海马、葡萄藤等图案，具有浓厚的希腊风格。这里还出土了希腊神像的浮雕、陶塑及爱奥尼亚式、科林斯式柱头等。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出土文物中有千百尊大大小小的犍陀罗王朝时期石雕和泥塑佛像，明显带有希腊雕塑风格，却又自成体系，形成了独特的犍陀罗艺术风格。
“最壮观的考古遗址”留下“最经典的考古报告”
在之后的“伊朗：波斯波里斯、塔齐布斯坦”板块中，前者曾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首都，而丝绸之路的开启，正是阿契美尼德帝国崩溃、波斯波里斯被焚烧的结果。波斯波利斯始建于公元前522年，是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即位以后，为了纪念阿契美尼德王国历代国王而下令建造的第五座都城。这座城池的营建前后共花费了60年时间，历经三个朝代才得以完成。从此次展示的一张四折页的“朝会殿遗址”照片中，可以感受到当时城市的气派与建筑的宏大。这幅图像是由多张照片拼合而成的，展示的是一群外国使节朝圣的场景，缪哲将其喻为“波斯波里斯的职贡图”。可惜的是，波斯波里斯造完100多年后，在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大帝攻占了这里，在疯狂的掠夺之后将整个城市烧毁，这段历史已然成为现代西方电影、小说中的主题。但正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这次征战，完成了从近东到中亚的经济、文化一体化，成就了丝绸之路。
波斯波里斯遗址被誉为“人类最壮观的考古遗址之一”，这里曾是都城和宫殿区。考古界对这一地区的系统发掘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并持续至二战爆发，主持者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埃里希·施密特。此次展出的施密特所著《波斯波里斯》(芝加哥，1953年至1970年，3册)，以其准确、细致、无遗漏，被誉为“世界考古史上最经典的考古报告之一”。其中清晰、精美、充满细节的图版与绘制精准的线图，为艺术史学者提供了翔实可信的资料。作为一部为研究者编写的学术著作，书中还包含了丰富的注释与参考书目。此外，作者又将波斯波里斯的考古发掘与同时代的遗址进行比较，使人们可以全方位地了解阿契美尼德的文化与艺术。其中，报告的第一册是研究中国艺术和古代文明的最重要考古报告之一，此前在国内没有收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得知浙大收藏这批考古报告后曾表示“要摆个桌子读一段儿”。
值得一提的是，埃里希在对波斯波里斯考古发掘时期，一次坐飞机的经历成就了此次参展另一部他的著作《伊朗古城航拍图集》(芝加哥，1940年)。原来，他在飞机上发现了平时地面上看不到的一些古城、古道，促使他决定用航拍方式记录下伊朗的古迹。这本书中留下的影像，就是他在1935年至1937年间，对古伊朗阿塞拜疆地区、鲁里斯坦地区、德黑兰地区、波斯波里斯地区的航拍记录。书中共收入图片119幅，有128个航拍场景，是研究伊朗及丝绸之路古代地理的重要资料。
阿契美尼德帝国垮台后，经过短暂的希腊统治，伊朗的本土势力安息与萨珊帝国相继崛起，自公元3世纪至公元7世纪一直统治者伊朗、伊拉克以及中亚的辽阔地区。塔齐布斯坦是萨珊帝国时代的浮雕群，发掘始于1959年，由日本东京大学“伊朗-伊拉克考古队”主持。此次展览中开本最大的书，就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的上世纪60年代塔齐布斯坦的考古报告第二册，这本单页印刷的线描图在印刷品质上，也是考古图书出版的经典之作。
犁靬的中西艺术宝藏
在展览最后的“叙利亚与地中海东岸”部分，重点展出了一直是西方与波斯势力争夺的焦点“杜拉-欧罗普斯”，近日笼罩在极端组织阴影下的古城“帕尔米拉”，以及作为西方考古最早开始地区之一的“安条克”和此次展览主题中称为“犁靬”的“亚历山大里亚”。在这一部分所展示的文献中，保留下了不少艺术珍品的风貌。
《帕尔米拉的织物》中现汉朝丝绸
在古代，公元前1世纪建立于叙利亚沙漠中部的绿洲古城帕尔米拉，连接着波斯、印度、中国和罗马帝国，是当时全球最重要的贸易中转站，曾以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独霸西亚。西方对帕尔米拉古城的兴趣，始于古典主义盛行的18世纪。考古发掘则由俄罗斯机构于19世纪启动，旋即被法国文物局与叙利亚政府接手。20世纪之后，德国、芬兰、日本等国的考古机构也加入发掘。但整体而言，法国机构几乎拥有垄断性地位。
帕尔米拉是一个由希腊王完全按希腊建造的城市，同样是人类最辉煌的考古遗址之一。在地下坟墓发现了大量不同地区的织品，包括来自中国的丝绸。“东西方织物在同一地点的大量出土，是丝路贸易国际化的雄辩证据。”缪哲说。在展示的鲁道夫·菲斯特的《帕尔米拉的织物：法国文物局在帕尔米拉墓地的发现》第三卷(巴黎，1940)中，可以看到大量的中国丝绸介绍，鲁道夫通过纹饰和纺织方式的分析，指出这些丝绸几乎全部来自汉朝。同时展示的还有此书的第一卷(巴黎，1934)和《帕尔米拉的织物：法国文物局在帕尔米拉墓地的新发现》中，含有大量公元1至3世纪的织物影像。这本国内仅浙大有藏的书，被学界认为是研究丝路与中西方丝绸贸易的基本书籍。
安条克发掘的马赛克艺术瑰宝
如今人们早已熟悉的用马赛克铺砌地面和墙壁，其实是希腊化时代至中世纪的建筑装饰方式，也是西方古典艺术遗产。马赛克发源于古希腊，早期通常用黑白两色的大理石相互搭配。不过，在当时，这种使用小瓷砖或小陶片创造出的图案是“奢侈的艺术”，唯统治者与有钱人才请得起工匠，买得起材料可以享有。到了罗马时期，马赛克已运用普遍，一般民宅和公共建筑的地板、墙面都用它来装饰，这也使古罗马的建筑有着不可思议的豪华。在远至帕米尔的阿富汗地区，希腊化风格的马赛克时有发现。其中，在安条克考古中所发现的马赛克，是马赛克艺术载体的瑰宝。
土耳其的安条克城一说即《史记》中的“条枝”，也有人认为是两汉书所称的“条支”，于公元前300年由塞琉古一世建立。公元前3世纪之后，该城成为塞琉古王国实际意义上的首都。公元64年，又成为罗马帝国叙利亚行省的首府。此后一直为拜占庭帝国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之一。多罗·莱维的《安条克马赛克镶嵌画》(普林斯顿，1947年，2册)自出版以来，便成为研究罗马时期马赛克艺术的重要资料。这部被视为西方目录学中的珍本图籍在国内仅浙大有藏。
亚历山大里亚：石棺、“庞贝红”和琉璃
展览的最后单元，重点展示的文献都与亚历山大里亚有关。亚历山大里亚一说就是《史记》中所称的“犁靬”，是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以他之名建立的第一座城市，建于在公元前331年。在7世纪被伊斯兰势力焚毁前，这里一直是西方古代世界的文化重镇，其国际地位相当于现在的美国纽约。缪哲介绍，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是当时全球最重要的图书馆之一，藏有古希腊、罗马许多重要的纸本、羊皮卷。后来，此地被伊斯兰势力征服，军队将这些馆藏付之一炬，理由是“假如书里写的与《古兰经》一致，那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假如书里写的与《古兰经》不一致，那一定是错误的，就更没有必要存在了”。烧城，标志着亚历山大里亚黄金时代的结束。
对亚历山大里亚科学系统的发掘始于19世纪末，主要由英、法、德、美等国的大学与考古机构主持。由于被焚烧，亚历山大里亚的地面建筑所留不多，以地下坟墓的考古为主。亚历山大里亚的墓葬形式为石室墓，即从地上斜开一道口进入地下，而后仿照在人间地上建筑模式营造地下陵墓，有前室、客厅、储藏室等。以石为墓，始作于亚历山大陵，其后蔓延于希腊-罗马世界，并沿丝路进入中亚希腊化地区。缪哲说，同样的墓葬形式西汉后期在我国出现，到了东汉，人们也开始用石头造墓，“虽然亚历山大里亚石室墓与东汉石室墓间是什么关系还不清楚，但至少它们出现在同一时期”。
在这部分文献展示中，最重要的典藏当属爱德华·丹尼尔·克拉克所著的《亚历山大陵：论大英博物馆藏亚历山大里亚的石棺》(剑桥，1805年)，书中有一页图像正是传说中的“亚历山大大帝石棺”。据说亚历山大大帝在巴比伦死后被运回亚历山大里亚并修建了陵墓。不过，这具石棺是否为亚历山大大帝所用，学界已争论了200余年之久，甚至迄今仍未定谳。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石棺最早是在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时，他的部下在亚历山大里亚城阿塔林清真寺的院子里发现的。当时，人们认定这就是亚历山大的石棺。1801年，拿破仑在埃及被英国打败，作为投降条件之一，他同意将包括这件石棺在内的所有埃及文物移交给英国。本书作者、剑桥大学学者爱德华·丹尼尔·克拉克被授权接收包括这个石棺在内的文物，运往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因为石棺太过珍贵，一开始法国人企图趁乱抵赖，并未将它放在移交物品中，结果被人举报，英方才追回了这件宝物。此书正是克拉克关于石棺的接收记录，以及对石棺的最初研究，是希腊-罗马时代亚历山大里亚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史资料之一，也是西方目录学中的珍本，国内高校仅浙大有藏。
在克拉克的书旁，展示的是德国考古学家H·逖尔什所著的《亚历山大里亚的两座古墓》(柏林，1904年)，是他在1901年对亚历山大里亚两座重要石墓的发掘报告。这两座古墓中一座造于托勒密时代，一座造于公元前1世纪，都有着发源于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化石室墓的典型特征。有意思的是，考古学家终于从古墓中解开了“庞贝红”的来源——在庞贝，许多壁画都以红色打底，而这两座古墓中的所有壁画都是以红色打底的。经学界初步判断，“庞贝红”风格可能正是起源于亚历山大里亚。
此次展览重点展示的最后一本书，是开罗博物馆编辑出版的《开罗博物馆埃及文物总图录：琉璃器卷》(维也纳，1902年)。说起这样的安排，缪哲坦言，这是与丝绸之路的主题相呼应，“在丝路上进行交易的东西有很多，丝绸只是其中之一。实际上，始作于埃及的琉璃，也就是古代的玻璃器，也是中西贸易中最重要的交易品之一”。在希腊化-罗马时代，亚历山大里亚是世界琉璃制造中心，当地出产的琉璃器，曾被源源不断地运入中国。19世纪以来，大量古代琉璃在埃及考古中被发现，并主要收藏于埃及开罗博物馆。这本书就是研究埃及古代琉璃器及西方与中国物质交流的基本参考书。
事实上，这本《琉璃器卷》只是《开罗博物馆埃及文物总图录》这套皇皇巨著中的一册。“这套图录可以说是人类考古史上最雄心勃勃的一场学术工程。”缪哲介绍，19世纪末，埃及学家加斯东·马伯乐(Gaston Maspero，1846-1938)提议将开罗博物馆中数以百万计的埃及文物收藏做成图录出版。自第一册于1901年出版迄今百余年间，共出版了65卷，约90余巨册，其编纂与出版方已更换了好几个机构(目前为埃及文物高等委员会负责)，印刷地点包括开罗、巴黎、伦敦、米兰、柏林、维也纳等。“这附带的一个问题，就是这套书很难收全。”缪哲说，即使放眼全球，只有极少数图书馆拥有该图录的完整收藏，浙大图书馆是其中一家，也是亚洲唯一一家。
缪哲说，这套书中有一册是关于碑的专门记录：“你若能发现这些碑和中国的碑没关系，那就叫见了鬼了。”
(特别鸣谢展览主办方对本次报道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