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系统化改革破解农民工高龄化

    是该重视。两亿农民工，在改革开放1.0版时代，用他们的艰辛和勤奋成就了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也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治理和民生生态。城乡二元体制下的户口制度，也因为两亿农民工“候鸟”式迁徙而渐渐破局——虽然改革的步伐有些迟缓。当年的打工仔、打工妹们一年年老去，中国亦迎来改革开放的2.0版。这个时代的中国经济面临着质量并举，中国产业面临着转型升级，中国人口则遭遇着老龄化来临的尴尬……

    因而，国家统计局的一组数字看上去令人唏嘘不已。2010年，农民工平均年龄是35.5岁，2014年平均年龄是38.3岁，平均每年提升0.6个百分点。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由2010年的65.9%下降到2014年的56.5%，降幅近10%;而50岁以上农民工比重则由2010年的12.9%上升至2014年的17.1%，增长了4.2%。

    多年的民工大潮，也成就了一大批农民工的创业者、创富者，他们的身份蜕变成为这个时代的励志故事，也是中国城镇化的强大动力。

    然而农民工依然是社会弱势群体。他们游走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对所工作的城市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因为他们不享有城里人的平权待遇。他们无奈将其家人和孩子留在家乡，衍生出留守妇女儿童的社会问题。他们每年踏着艰难的春运之路，却不得不面对被城市化侵袭而认不出来的故乡。

    如此审视农民工，人们对该群体的高龄化就会多了自然的悲悯情怀。毋庸置疑，高龄化的农民工中，显然是相当部分是当年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产业在转型，劳动力价格在提升，高龄化农民工或许有粗放产业时代的工况经验，但是对于新兴产业却存在着技术和专业隔膜，高龄化农民工已经不适应产业转型的需要。

    问题在于，在农民工群体中，4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几乎占了半壁江山（43.5%）。而现在40岁以下的农民工，大抵属于计划生育国策的“独生子女”，因而人口红利后继乏力。这是困扰中国经济、产业发展、社会保障的难题。

    官方已经找准了高龄化农民工产生的原因。即如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所言，高龄化首先与经济发展的大背景有关。农村劳动力依照从年轻到年长的转移逐步转移，对农民工群体年龄的提升产生影响；另外，就是人口结构的代际转换，致使年轻劳动力递进的速度没有退出的速度快，加重农民工高龄化趋势。当然，新时代的年轻农民工打工者，不愿意从事苦脏累的工作，这也是高龄农民工从事低端产业的原因之一。毕竟，在产业转型的过渡期，高龄农民工还有发挥作用的空间。

    对于农民工高龄化趋势，既要看到产业现状和人力资源的契合性，即农民工高龄化具有现实合理性，不必过度解读。但是，也要看到农民工高龄化面临的产业难题和民生困扰。

    首先，农民工老龄化是低端制造业时代的象征，已经不适应中国创（智）造的现实，让充满活力、智力和创造力的新兴产业工人顶上来，已是当务之急。其次，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看，涵养人口红利是永恒主题，对于中国而言，计生政策开始从顶层优化，单独二孩政策亦开始在各地落实。其三，新型城镇化、老龄化社会、户口制度改革和优化覆盖全民的社保制度是项系统工程，只有靠系统化的改革才能解决包括农民工高龄化等一揽子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