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手匠心，为国之瑰宝延续生命 ——记敦煌研究院石窟壁画修复专家李云鹤（上）

　　 记者手记

　　从23岁的翩翩青年，到84岁的耄耋老者，李云鹤在60余年的时间里，只干了一件事——修复“伤病缠身”的壁画和塑像。

　　除尘、灌胶、滚压、回贴……60余年，2万多天，伴着重复、简单甚至些许枯燥的日子，风华青年华发渐生，岁月之痕爬满额头，可4000多平方米岌岌可危的精美壁画，经李云鹤之手重焕勃勃生机。

　　匠者，心也。

　　因为心在，他从一窍不通，到不断尝试、摸索、创新，再到技艺炉火纯青，再至开了多次壁画修复先河，最终成为石窟类壁画修复界的“一代宗师”。

　　因为心在，他舍了名利，没有华丽转身为艺术家，而是守着千年的洞窟，用一生成为一名“传世匠人”。

　　李云鹤用自己的青春、热血为国之瑰宝延续生命，也用另一种形式延续了自己的青春。

　　有人说，不能延长生命的长度，但可以拓展生命的宽度。而李云鹤生命的宽度和长度，都在一笔一画、或许还有些枯燥的日子里，不断拓宽，无限拉长。

　　题记：遇见你，便是最好的时光。

　　李云鹤是幸运的。61年前，这位山东小伙“意外”来到敦煌；然后，在这里，用一生，饱蘸浓墨，一笔一画地书写了四个大字：工匠精神。

　　他说：“60多年，我不在石窟内修壁画，就在去石窟的路上，与美丽的‘她’结下‘一世情缘’。”

      初到敦煌

　　1956年，对23岁的山东小伙李云鹤来讲，本来再寻常不过。可是，因为“到西北去”的时代浪潮，他的人生画出了不一样的曲线。

　　“因为舅舅霍熙亮在敦煌，就和外祖父一起来了。”8月30日下午，从敦煌驱车近3个小时，在距敦煌200多公里，距瓜州县城也有70多公里的榆林窟，记者见到了李云鹤。

　　尽管84岁了，眼前的李云鹤依然高大、魁梧，且思维敏捷、活跃，很是健谈，这位山东汉子告诉记者：“那个时候，我连高中都没毕业呢。”

　　和舅舅、外祖父在莫高窟待了几天。一天，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对李云鹤说：“就留到敦煌吧。”还让李云鹤动员同学来。

　　李云鹤想，“留下来就留下来吧”，可动员了好多同学，并没有一个人来。后来，敦煌文物研究所又招了刘寿和刘宗文两个年轻人，加上他，共三个人。

　　“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有个传统。”李云鹤说，招的时候不管以前是干什么的，招进来后也不管以前是干什么的，都要经过三个月的“劳动试验期”，做些打扫卫生、生火炉、烧开水、敲上下班的钟声等杂事。

　　刘宗文挑了敲钟、烧开水等差事；刘寿自告奋勇打扫卫生，剩下清理洞窟积沙的活儿就轮到李云鹤的头上了。

　　说来也怪，天生胆小的李云鹤原来在家时，天黑就不敢出门，可进入黑乎乎的洞窟里却一点儿也不害怕。

　　“或许有缘吧。”李云鹤笑着说，“我一个洞窟一个洞窟把积沙扫出来堆积到窟崖下面，再由牛车拉出去。”有时候，干得汗流浃背，所里的老员工看见了，总是心疼地喊：“小李，你休息会儿。”

　　年轻的李云鹤，不觉得累。

　　转眼，三个月的“劳动试验期”就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召开全体职员大会，研究三个小伙子的转正事宜。“只转正了我一个”，李云鹤记得很清楚。

　　第二天，常书鸿将李云鹤叫到办公室，说：“转正了，我有一项工作要交给你。”

　　当时，李云鹤以为是力所能及的工作，可没想到常书鸿说窟里的壁画、彩塑有很多问题，保护迫在眉睫，“我知道你不会，关键是你愿不愿学？”

　　“我什么都想学。”自认为没有一技在身的李云鹤说。

　　“那就好。”常书鸿说。

　　那场简短的对话之后，李云鹤的心就再也没有离开敦煌。

      遇见“挚爱”

　　现在，说起壁画修复，业内人士都知道那是一门综合技术，美学、工程学、化学、物理学都得会一些，是很难掌握的专业技能。

　　可当时，没人想到这么多。从1944年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到1956年，十多年的时间里，尽管在第一代“莫高人”的努力下，莫高窟不再是荒芜零乱的破败景象，也明显有了管理的效果，但因为经费、人力、物资的异常匮乏，莫高窟依然处在“百废待兴”的阶段，尤其对壁画病害的研究、修复几乎是“零基础，零经验”。

　　把东倒西歪的塑像扶正，想办法整理塌了的壁画……起初，李云鹤能做的修复工作就是个“体力活”。可看着那些曾经璀璨绚烂的壁画如鱼鳞般片片起甲，又似雪花般纷纷脱落，李云鹤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心疼啊！”

　　1957年7月，捷克斯洛伐克文物保护专家约瑟夫·格拉尔受文化部文物局委托，来到莫高窟进行壁画保护情况考察和壁画病害治理示范。这是莫高窟历史上迎来的首个“治疗”壁画病害的“外国医生”，对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美术组、保护组业务人员来讲无疑是雪中送炭，当即决定到第474窟做试验，现场观摩学习。

　　格拉尔采用的是当时比较先进的“打针修复法”，能使起翘的壁画变得平整，非常适合莫高窟壁画病害修复。可格拉尔对壁画修补材料及核心技术总是含糊其词。后来，因为在莫高窟无法洗澡、水质不好等原因不来了。

　　“我跟着，就看在眼里了。”或许是这些壁画的幸运，也巧了，当时的李云鹤总担心无一技之长，很想认认真真地学东西，就看得很仔细、很用心。

　　格拉尔走后，李云鹤揣摩着、试着像格拉尔一样用一些白色牙膏状的材料与水混合搅拌均匀制成黏接剂，再用一支医用粗针管顺着起甲壁画边缘沿缝隙滴入、渗透至地仗里；待壁画表面水分稍干，再用纱布包着棉球，轻轻按压，使壁画表面保持平整、粘贴牢固。

　　看起来简单的操作，实际上没有那么容易。各种材料的组合，材料与水各种比例的混合……李云鹤像个化学家一样，一遍遍调试，一次次失败，再一遍遍调试，才得以成功。

　　不仅如此，李云鹤还在格拉尔的基础上进行了多处改良：因为纱布的纵横纹路很容易按压出“印痕”，影响壁画修复效果，所以他改用了吸水性良好又压不出褶纹的纺绸；医用粗针管压力不好控制，尤其在仰面操作窟顶壁画时，不容易将黏接剂注入到起甲壁画内部，用力小，黏接剂会顺着针头往下流，用力大，又会引起起甲壁画的脱落损毁，他又尝试着把医用粗针管的玻璃棒换成血压计的大气囊，极大地提高了滴灌修复的精准度……

　　其中的繁琐、熬心与苦楚，李云鹤依然难忘。可成功的喜悦，强烈地浸润着这个小伙子的心。他成为业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这样的“螃蟹”，在此后的几十年，李云鹤没少吃。

　　或许，他不知道，那个时候，自己已经遇到了此生“挚爱”并悄然与“她”十指紧扣。

      用情至深

　　如果说，遇见“挚爱”是李云鹤的幸运；那么，遇见李云鹤，则是敦煌石窟中那些“伤病缠身”壁画的幸福。

　　对待自己的“挚爱”，李云鹤用情至深。

　　日出又日落，李云鹤就一天又一天地在洞窟里做着修复工作，可越修复越苦闷，“这天天修壁画、修塑像呢，都不知道这些壁画是咋绘上去的，雕塑是咋做出来的？更不知道是哪个朝代，有些什么特点？”

　　这些问题萦绕在李云鹤脑海中，让他烦躁。心直口快的他心里憋不住，就去找常书鸿：“所长，我要学画画、学雕塑。”还未等常书鸿说话，他担心被误解，又赶紧解释，“我不是想当画家、雕塑家，就是想知道壁画咋画，雕塑咋做的。”

　　听到这样的请求，常书鸿自然非常高兴。此后，李云鹤跟着史苇湘等老一辈敦煌学家每天上洞子，他们画画，他就看、就跟着学如何线描、构图、绘画……一年以后，李云鹤基本知道了每个洞窟的绘画情况。

　　“我的机会很好。”绘画学了个七七八八，就又跟着前辈孙纪元学雕塑，恰好北京历史博物馆的人来莫高窟，要仿作194窟的雕塑，李云鹤就跟着学，试着翻石膏、做模子，再临摹、仿制……一点点、一天天，实打实地上手，李云鹤对雕塑也学了个八九不离十。

　　“我还要回去做修复。”有了近两年的绘画和雕塑学习经历，再做修复，李云鹤心里一下子踏实了：绘画的朝代及风格，雕塑的石胎木骨特质都心中有数了，做起修复工作，也越来越有意思了，“才真正有了入门的感觉。”

　　莫高窟161窟，开凿于晚唐，有60多平方米壁画。可壁画已整窟起甲，经常像雪片一样哗啦啦脱落，再不抢修，壁画很快就会全部脱落。

　　1962年年初，常书鸿语气凝重地把161窟的壁画保护修复任务交给李云鹤：“你试试看，权且死马当活马医吧。”

　　李云鹤没有顾虑，爽快地接了下来。有了近六年的修复经验，加上两年的绘画和雕塑学习实践，李云鹤还是有些信心的：清理灰尘、注入黏合剂、用棉球滚压、再用小刀回贴压平……一点一点，一天一天，李云鹤就这样一个人在洞窟里，用了整整两年时间，修完161窟60多平方米的壁画。

　　尽管修复过程异常艰辛，但161窟壁画的成功修复，为李云鹤增加了信心，也为石窟类壁画修复日趋成熟扎下了坚实根基。

　　“真想不来，你这个山东大汉能待在洞窟里做这种工作。”后来，“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不止一次地这样“调侃”。

　　“不但不孤单，还挺有意思。”李云鹤看着塑像和菩萨笑嘻嘻的，壁画上的飞天像要向他“飞”来，感觉很亲切，“就是不会说话。”(记者施秀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