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论思想建党
21世纪是中华民族崛起和腾飞的世纪——中华民族的主体在中国大陆要实现“两个百年”的宏伟愿景；中华文化将在全世界大放异彩。要实现这一切，取决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条件，即中国共产党能长期保持其代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孺子牛。目前中国共产党的现状，既有可喜的一面，又有堪忧的一面。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社会面貌的天翻地覆变化，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也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像十八大以来所揭露的那些严重贪腐现象，也不能不发人深省。其原因何在？从党自身来说，最根本的是屡屡强调的思想建党没能落到实处；从那些贪腐的党员个人来说，思想蜕化变质了，经不起权钱色等的诱惑。犯错误变质的虽然是少数人，但严重伤害整个党和国家的形象。怎么解决？就治本而言，还是要抓思想建党、制度治党，从根本上祛邪扶正。
一、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成为先进政党的伟大创造
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实践中成为先进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建党以来不断探索如何改造的结果。近代以来的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先进生产力相联系的现代产业工人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陈腐落后守旧的思想意识几乎弥漫全社会。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怎样建设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是个异常艰巨的任务。党的早期领袖和老一辈革命家做了许多努力，但真正解决在中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主要归功于毛泽东。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有完整的建党学说，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这“完整的一套”，就是将党的建设作为“伟大的工程”。他非常重视这一“伟大的工程”建设，进行了许多伟大的创造。其中首要的伟大创造，就是强调从思想上建设党，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和党性教育，非常注重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高尚性和纯洁性。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党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凸显出来的。按照马克思主义传统观念，共产党主要吸收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加入。他们掌握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思想意识和品质较多。在城市里，现代产业工人的比例相对较大，因而成为发展党员的首选对象。但是，大革命失败后，党的重心逐渐由城市转向农村，党将长期处在农村斗争环境中的这种状况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党要发展壮大，不能不吸收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的优秀分子入党。一方面，非无产阶级的成分会在党内占大多数；另一方面，又要保证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质。这是一个矛盾。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在大城市上海的党中央没能解决，而远离城市、远离中央，先是在湘赣边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随后转战赣南闽西进行游击战争的毛泽东解决了。
毛泽东读的马列主义本本并不多，但由于深入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并在革命斗争最前线，根据初步掌握的马列主义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依据农村和红军中党组织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党建理论，率先提出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并在工作中努力推动实现这一转变的党建思想。1928年11月，毛泽东总结上井冈山一年多工农武装斗争的实践经验，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问题，强调“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929年9月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肯定了这个正确论断。
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系统回答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决议分析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办法，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决议还规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加入共产党的具体条件。
古田会议决议初步回答了在党员队伍以农民成分为主的情况下，如何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以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建设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标志着党从政治建党转向思想建党探索到了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党情的新路径，也标志着毛泽东建党学说初步形成。此后，为了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毛泽东不断强调教育党员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一方面靠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提高广大党员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另一方面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教育，包括从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汲取营养，用先进的文化理念教育广大党员树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倡导的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原则逐步成为全党共识。同年12月瓦窑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为适应新的形势，强调发展壮大党的力量，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塞维克的战士。”这里根据中国国情做出的正确分析，批判了党的建设的唯成分论倾向，强调保持党的先进性关键是对党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把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熔炉”。这些论述，对毛泽东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思想做了十分精辟的阐发，也将思想建党的内涵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抗战期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论著中，进一步阐述了党的建设理论。毛泽东明确提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我们的党“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那时的整风运动，就是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开展的。整风运动不断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和党性教育，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是着重在思想上建设党的伟大实践。
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了着重在思想上建党的思想，并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作为共产党先进性的根本要求；把“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使对思想建党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境界。也是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指出：由于党采取“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的“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即使工人成分还不占大多数，“也能够建成并已经建成一个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这是对毛泽东党建思想的科学总结。
二、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优势和长期执政之魂
“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是对共产党人应当具有的特殊品格——先进性、高尚性和优秀性的形象概括；也是对充分体现这样品格的那些令人无限敬佩的共产党员的褒奖。但是近些年来，这句很能说明正能量的话语却遭到一些人的吐槽。为什么这样的吐槽会流传开来？不能不说，这与近些年一些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存在的严重脱离群众的作风问题、特权问题和贪腐问题有密切关系。这些问题严重伤害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感情，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必须加强思想建党，并且要抓铁有痕地加强思想建党，以重塑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思想建党，抓铁有痕地加强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刻不容缓的艰巨任务。这里至少应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伊始，就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人群众利益而奋斗的先锋军”；“共产党是所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的组合，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在中国“只有共产党是工人的先锋，是工人的政党”。党的七大党章对党的先锋队性质有了明确表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它“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在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后，更加明确地规范了党的先进性质，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此后至十八大党章，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先锋队性质不变。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这个先锋队性质，就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加强思想建党。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建党是由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这个本质特征决定的。
第二，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政党，除了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之外，没有任何私利。刘少奇讲到先锋队与它所代表的基础之间的关系时说：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再无自己的特殊利益。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必须在各方面，首先在政治上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用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对待人民群众。否则，就可能脱离人民群众，不能成为“人民的先锋队”。我们党与所代表的中华民族利益关系也是这样。周恩来说过：党的利益与民族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某个时候发生了矛盾，我们党会调整自己的政策。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在任何时候都要捍卫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进一步明确地表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求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因此，那种处心积虑谋私利的任何企图和行为都是背离党的这个根本宗旨的。强调思想建党，就是要克服和摒弃种种谋私利的任何企图。
第三，这是由中国共产党担当的历史使命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担当的历史使命有一个逐渐明确和深化的历史过程。尽管党的一大对共产党历史使命的认识不那么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但从党的二大开始，就将党的奋斗目标区分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最高纲领是要“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后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党的二大讲的两个纲领，作了规范表述，并提出了分“两步走”的历史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总结党的历史时又逐渐归纳为两大历史使命，即在民主革命时期担当着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就要为实现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实现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而奋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拨乱反正，开辟了适合中国国情和与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我们国家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目前正在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在更远的将来还要为实现党的最高纲领而奋斗。要实现以上光荣而又艰巨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其先进性、纯洁性。这样，加强思想建党就成为党担当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
第四，这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我们国家有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还有170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这样长期的社会存在必然使其社会意识具有根深蒂固性。它既有相对的独立性，也有相当长久的滞后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形成为社会历史基因。这些历史基因决不会随着反帝反封建政治革命的胜利自然而然完全消逝。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特权思想、家长制作风、裙带关系、拉帮结派、讲究厚黑学和潜规则，乃至崇洋媚外思想等等，包括现在某些很森严的这样那样的制度，都与过去那些历史基因有一定联系。而这些现象都是与共产党的先进性质和崇高宗旨格格不入的，必须坚决予以清除和改革。这也是思想建党应当解决的艰巨任务。
第五，这是由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考验和存在的严重问题决定的。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并且具体指出：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就腐败而言，近年来曝出的一些创贪腐世界纪录的虎蝇居然寄生在中国共产党内，真是既令人震惊，又令人震怒。对此，习近平指出：我们坚决查处了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敢于直面问题、纠正错误，勇于从严治党、捍卫党纪，善于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这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坚决维护自身先进性品质的勇气。中国共产党到了这样的紧要关头，难道不需要抓铁有痕地加强思想建党吗？
总之，思想建党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也是中国共产党使其永葆先进性、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法宝。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它具有长期执政合法性的根据。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若它不能永葆其先进性，就会为人民所抛弃，当然也就失去了长期执政的资格。所以，思想建党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之魂。
三、思想建党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长期以来，有一种看法认为：思想建党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处于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包围的汪洋大海之中，为解决如何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而采取的举措；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思想建党的使命已完成，因而它已成为历史，只是党史研究的课题，而不再是党建的现实任务。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世界已进入政党政治时代，执政党治国理政有共同的普遍规律。中国共产党何必固守革命战争年代的陈旧思维定势呢？可以说，这种思想建党“过时论”，已成为一种具有很大市场的隐性思想倾向，成为深入持久地进行思想建党的一个主要障碍。
思想建党是否已成为历史，而不适应现时代需要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和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上的讲话中都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常、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这实际上讲的就是，思想建党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第一，这与思想建党所要解决的根本任务密切相关。思想建党所要解决的根本任务，说到底就是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中国共产党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而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各种复杂关系之中。无论其正能量的社会关系还是负能量的社会关系，它们都会反映到党内来，影响共产党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影响党员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的公私观、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等等。思想建党就是要倡导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克服和消除各种消极错误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及其负面影响。如习近平所说：党内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在所难免。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思想认识问题一时解决了，不等于永远解决。就像房间需要经常打扫一样，思想上的灰尘也要经常打扫，镜子要经常照，衣冠要随时正，有灰尘就要“洗洗澡”，出毛病就要“治治病”。这里讲的是作风建设。思想建党有整顿作风的任务，就此而言，思想建党无疑是长期的。
第二，这与改革开放根本方针的长期性密切相关。改革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持续不断地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之道。这是个长期性的方针。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问题，都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不断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加以解决。但是，改革开放同任何事物一样，也具有两面效应。它在使中国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消极负面的东西。邓小平指出：“开放、搞活，必然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对付它，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所以，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针对一部分干部中日渐猖獗的经济犯罪活动和消极腐败现象，他明确指出：“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因此，“这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至少是伴随到“实现四个现代化那一天”。由此可见，思想建党的任务是长期的。
第三，这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双刃剑效应密切相关。市场经济是配置产业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手段、方法。这种手段、方法的本质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它本身无所谓姓资姓社，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服务；它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快速发展服务。我国之所以采取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就在于它相比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能有效地解放生产力和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但是，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是把双刃剑，也有唯利是图的消极作用。我们党之所以要在市场经济的前面冠以“社会主义”四个字(这四个字不是虚词而是实指，即起“紧箍咒”作用)，是为了让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发挥其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作用，限制它危害社会主义和人民利益的消极作用。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既然是把双刃剑，不可否认的是，不正当的商品交换原则会渗透到党内来。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诱惑缠绕着党员、干部，“温水煮青蛙”现象就会产生，一些人不知不觉就被“请君入瓮”。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开弓没有回头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体制。为了抵制渗透到党内的不正当商品交换原则，我们党就必须长期坚持思想建党这个法宝。
第四，这与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会不断新陈代谢、更迭流长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是个已有近百年历史的老党，但是它的队伍会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更新。目前，党的主体成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生代，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主要是“50后”、“60后”。就此而言，我们党又是充满青春活力的新党。中国共产党要长期执政，就要不断对加入进来的新成员进行思想建党的洗礼。何况中国共产党又是个拥有8600多万党员的大党，今后还会继续发展壮大。尽管会不断提高入党门坎，严格党员标准，但入党后的成员情况会发生变化，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上的消极负面的东西会在党内产生影响，破坏党的肌体，乃至危害党的先进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要永葆先进性，就必须使思想建党成为“铁打营盘”的优良传统，这样才能管住“流水的兵”。因此，思想建党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四、思想建党，必须伴随制度治党
当然，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两者一柔一刚，是一车二轮，相辅相成，二者缺一不可；一轮硬一轮软不行，一轮着力一轮不着力也不行，两者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思想建党，必须伴随制度治党，既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
制度治党需要的制度不在多，而在精，在于务实管用。反思过去制度治党的不足，主要有：一是缺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宏观性约束制度；二是某些已制定的制度不健全、没成套，过于原则粗线条，漏洞大且多；三是缺乏严格的监督检查和刚性执行力，缺乏常抓的韧劲、严抓的耐心，往往在节点上抓一阵子，带有应付性，无法真正解决问题。为了落实思想建党，必须狠抓、实抓制度治党，只有这两者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才能强筋硬骨。
制度治党，特别是要抓带有根本性、管全局的宏观约束制度。目前推行纪委机关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就具有权力制衡性质。其实，还可以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党内的既要权力集中又要使集中的权力得到有效制约和制衡的这类制度。只有这样的宏观制衡制度建立起来了、健全和完善起来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就会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既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也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就有了更加牢固的根基。
阅读提示
●十八大以来所揭露的严重贪腐现象，不能不发人深省。其原因何在？从党自身来说，最根本的是屡屡强调的思想建党没能落到实处；从那些贪腐的党员个人来说，思想蜕化变质了，经不起权钱色等的诱惑。犯错误变质的虽然是少数人，但严重伤害整个党和国家的形象。怎么解决？就治本而言，还是要抓思想建党、制度治党，从根本上祛邪扶正。
●“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是对共产党人应当具有的特殊品格——先进性、高尚性和优秀性的形象概括。但是近些年来，这句很能说明正能量的话语却遭到一些人的吐槽。为什么这样的吐槽会流传开来？不能不说，这与近些年一些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存在的严重脱离群众的作风问题、特权问题和贪腐问题有密切关系。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必须加强思想建党，并且要抓铁有痕地加强思想建党，以重塑中国共产党的形象。
●有一种看法认为：世界已进入政党政治时代，执政党治国理政有共同的普遍规律。中国共产党何必固守革命战争年代的陈旧思维定势呢？这种思想建党“过时论”，已成为一种具有很大市场的隐性思想倾向，成为深入持久地进行思想建党的一个主要障碍。思想建党是否已成为历史，而不适应现时代需要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两者一柔一刚，是一车二轮，相辅相成，二者缺一不可；一轮硬一轮软不行，一轮着力一轮不着力也不行，两者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
学者小传
石仲泉：1938年5月出生，湖北人，中共党史学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长期在中央机关从事理论和党史的研究，曾参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组等工作，直接主持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二卷；著有《我观毛泽东》、《我观邓小平》、《我观周恩来》、《我观党史》、《长征行》等；合著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新论大纲》等；主编的著作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