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治科研腐败需在“根”上施药

　　在强化执行监督的基础上，应将科研工作者从项目中可以获得的利益明晰化、公开化、合理化

　　随着反腐进入常态化，科研腐败及其背后的种种潜规则浮出水面。中纪委监察部网站近日披露了5所大学7名教授弄虚作假套取科技专项资金2500多万元，其中号称最年轻工程院院士的李宁被批捕，引起舆论对个案暴露出的制度性漏洞的普遍关切。

　　前途无量的“最年轻院士”落马，无疑令人惋惜。探求其腐败的轨迹也好，挖掘其腐败的警示意义也罢，都不可忽视个案生成的制度性环境。

　　由于科研管理体制的行政化，无论是在课题申报、经费预算还是费用使用、效益评估上，都缺乏尊重学术规律的制度规制。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科技支出超过5000亿元，但这种财政科技投入的增长并没有起到人们所预期的效果，科研投入与产出失调。巨额投入被违规蚕食，或借壳套现，或重复申报，或虚列劳务费用，或收集发票冲账，让本应花在“刀刃”上的科研经费成了“唐僧肉”。

　　低下的科研效益、深不可测的资金黑洞，都指向了我国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制度的粗放化。例如在科研经费核算和管理上，申报课题时预算粗陋，缺乏明晰的细项分类；课题申报成功后，也很少按照申报时的预算执行，整个过程缺乏基本的监督。于是，经费被视为项目负责人的“私产”，出现科研资金部分用于项目、部分用于买车买房也就不足为奇。反观国际经验，科研经费管理多纳入或借鉴政府预算法治化路子，形成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管。例如德国，科研项目中标后，项目负责人要向主管部门提交实施步骤和各项预算的详细计划，经主管部门审批后，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执行合同，一切依法操作。

　　作为对科研腐败的一种回应，《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即将正式实施，这预示着我国科技投入的管理将出现转变。而在实现对科研腐败的制度性矫治过程中，制度本身的科学化、系统性、可操作性都不可或缺，其中的重心在于设计科学的科研经费结构，并在严格核算的基础上加大执行和监督的力度。

　　一方面，目前国内的科研项目经费缺乏明晰的核算，对于哪些开支属于课题正常开支并不明确，尤其是对研究者的劳务费缺乏比例控制。一个投资数百万元的大型科研项目，可能耗费课题组数年的时间和精力，劳务费的支出应当与其人力成本及创新业绩相匹配。过低的劳务费要么会打击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要么会迫使研究者从其他项目开支中“想办法”。在很多国家，虽然科研经费的支出结构因项目类型不尽相同，但其中的劳务费用比较高，如瑞典有的项目支付科研人员的工资约占50%。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按照科研项目种类明确各类支出的比例结构，将科研工作者的利益明晰化、公开化、合理化，以减少暗箱操作的空间。

　　另一方面，制度性矫治最核心的环节在于执行监督。在对科研项目支出进行细致核算并通过法治化方式确定下来之后，就需要从执行上重点监控各项费用的流向。其中，政府部门如何宏观监督，主管部门采取什么方式进行日常监督，研究机构内部如何控制经费使用，审计部门怎么进行事后的效益审计，都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明细规则。对于投入资金较多的重大项目，更是要建立专门的效益监督，引入第三方机制和同行评价机制，健全问责法律制度，保障经费使用的公正、公开和透明，防止净土失守和财政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