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三大脱贫聚变“照亮”陇原大地
《瞭望》新闻周刊驻甘肃首席记者王宏伟
甘肃规模空前的扶贫投资不仅是确保按期脱贫，更是为了筑牢扶贫对象稳定脱贫、贫困地区长远发展的根基，瞄准关键致贫短板，破解一批多年来努力改变而未根本改观的“硬骨头”
1983年，以国家启动“三西”建设为标志，拉开了甘肃省扶贫攻坚的历史大幕。30多年来，甘肃省干部群众“有水走水路，无水走旱路，水旱路都不通就另找出路”，在脱贫致富的实践中不断探索……
201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提出了“贫困地区党委政府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扶贫开发上”的号召。几年来，甘肃省决策层凝聚起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在全省实施了“1236”扶贫攻坚行动和“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扭住“扶贫攻坚”的“牛鼻子”着力苦干，全省贫困人口由692万人减少到417万人，贫困面由33.2%下降到19.8%，走出了一条具有甘肃特色的扶贫开发路子。
变化一：决策更加科学，
距离2020年还有5年，甘肃仍有贫困人口417万，贫困面仍达19.8%，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程度仍比全国均值低8.13个百分点，而主要贫困市县又比全省均值低3～9个百分点。在过去3年年均减贫140万人的基础上，甘肃省委、省政府把脱贫攻坚作为贫困地区向党和人民交上满意答卷的主考场，又启动“1+17”精准扶贫。
与过去扶贫工作的“大水漫灌”不同，精准脱贫要求从对象、目标、内容、方式、考评、保障等方面实现全程“滴灌”。本着“一村一法，一户一策”的原则，甘肃各地对所有识别出的贫困对象分类施策、精准帮扶，尤其注重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意愿。
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是个少数民族贫困县，通过干部打分、村民自评的方式，2015年共“识别”出115个贫困村、8.36万贫困户。根据全县六大流域特征，因地制宜确定了六大连片扶贫开发规划，对每一个片区吃水、行路、就医、上学、住房等难题进行整体推进式解决。
东乡县委副书记马斌的经验是，“整体推进式扶贫，就好比建造一台汽车，既要有轮胎，还要有方向盘和发动机，只有各种零件齐全，一台车才能发动起来。”到2020年，东乡县将完成全县6个片区脱贫。
今后5年多，甘肃省“1+17”方案将至少投入财政资金1563亿元，按417万贫困人口计相当于每人每年投入6200余元，有望撬动金融资金、群众自筹和社会投资4800多亿元。据甘肃省政府介绍，省财政在本级收入近四分之三用于保基本运转的情况下，扶贫投入将占本级收入的近四分之一，主要是“在城市勒紧了裤腰带”。
在此带动下，58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一味“等靠要”上级投入的动机削弱，扶贫投入稳步增长机制形成。如，礼县从2015年起把城镇土地出让金收入的20%用于扶贫攻坚，临夏州、甘南州将免费教育向学前、高中阶段两头延伸，庆阳市环县则将义务教育阶段营养午餐延伸到高中阶段。
变化二：产业孕育革命，
小农经济变为现代农业
天水市秦安县大地湾文化遗址出土的炭化稷表明，早在8000多年前，生活在陇原大地的先民们就已经在探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开发了最早的原始旱作农业。现在，大地湾遗址周围的大片麦地已换成连片百里的苹果园，许多秦安人靠种植苹果实现了稳定脱贫。
更加令人欣喜的是陇东地区已有30多个县像秦安一样成为苹果主产县，预计2015年甘肃全省苹果面积将达到520万亩、产量350万吨、产值将超过200亿元。甘肃省农民人均苹果收入963.5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5.1%。
正是脱贫攻坚的历史创举，催生了生产方式的“革命”。康县，被誉为“陇上西双版纳”，在211个乡村建设中不搞一刀切，不砍一棵树、不埋一眼泉、不毁一株草、不挪一颗石，就地取材，不追新，不迷洋，不崇拜钢筋水泥，建成了“山上垄垄是茶园，路边簇簇是花园”的美丽乡村，农家乐如雨后春笋，一个生态旅游大产业应运而生。
2014年，在兰州市经营20多年蔬菜和餐饮业的龚志荣，来到定西市临洮县太石镇三益村成立“跃雅森农庄”合作社，流转土地种菜。不到两年，三益村1.2万亩荒山得改造，山上修通水泥路，接引自来水。由此，1000个现代农业大棚建起来，120多贫困户彻底告别了行路难、吃水难,并通过分红和打工，人均增收5000多元。
城市消费升级，渴求绿色、安全，贫困村多的是“处女地”，而企业有钱善谋。企业、农民合作互补，实现了传统扶贫难以达到的效果。尊重和遵循市场规律，扶贫苦地能变投资热土，贫困角落能发掘独特商机，企业参与扶贫会有“饥饿感”。
全面深化改革在金融支撑、公共服务、产业扶持等方面理顺了扶贫攻坚的利益关系，先带后、大带小的共赢机制日臻完善，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不再把贫困地区视为“鸡肋”，主动以自我微改革承接大改革红利，深耕这块蓝海市场。
变化三：干部转变作风，
恋栈贫困变为创新求变
在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马营镇回岔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遇到一位面色黝黑、眼睛充血的汉子，站在一个贫困户的场院里，反复劝说户主张进国修建标准化牛舍朝向一定要向阳，因为“良种牛也需要晒太阳”。他手里拿着两张表，一张是户主家2014年的收支表，另一张是今年他家增收的预测表。这人是镇党委书记苟建军，据张进国介绍，上任半年来，他每周至少来家里一次抓扶贫项目。
从7月起，甘肃省2.6万名干部组成6220个驻村帮扶工作队，实现贫困村的全覆盖，1000名优秀干部出任1000个特困村的党支部第一书记，47万“联村联户”干部继续帮扶近70万户贫困群众。定西市委书记张令平说，扶贫干部连续两三周不过周末成常态，由于“赶考”意识增强，执行力和紧迫感前所未有地提高。
甘肃省委、省政府把脱贫攻坚作为贫困地区向党和人民交上满意答卷的“主考场”。2013～2015年，甘肃省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带队，三年里进行了两次长达三个月的扶贫大调研。
现在启动“1+17”精准扶贫的同时，把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的政绩考核重点，放到减贫增收、生态治理、公共服务和加强落后村党建上，成效显著者提拔重用，扶贫不力者降职调岗。本刊记者近期在甘肃定西、天水、陇南、临夏、甘南等地实地走访发现，“指挥棒”改革打破恋栈贫困帽的机制弊端，贫困地区党委、政府在减贫竞争中释放出高歌猛进、创新求变的巨大动力。
2014年，甘肃省委、省政府对脱贫开发业绩突出的8名县委书记予以提拔重用、10名县长转任县委书记，对考核“一般”的3个县6名党政主要领导进行了组织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