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合葬”的109枚公章写“墓志铭”

　　在李克强总理的见证下，109枚公章被永久封存在一个长方形的箱子里，“成为历史”。天津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局长张铁军向李克强介绍：“我们实现了‘一颗公章管审批’，用1枚‘审批专用章’取代了原来的109枚审批公章。”（9月13日人民网）

　　9月11日，曾经“辉煌一时”的109枚公章迎来了寿命终点，被“合葬”于一个长方形盒子，没有悲伤沉重的“哀乐”伴奏，只见一阵祝贺历史新篇的掌声。

　　恐怕没有几个国家地区，能比得上华夏之地对印章的崇拜，甚至可称为一种文化。古时民间，文人墨客留宝后，要在作品某个角落盖个红戳，才会形成一幅完整的墨宝。在官方，各级政府要员手中的印章更必不可少，其中叫得最响的，当属皇帝的传国玉玺。

　　时至今日，印章文化不但没有没落，其管理使用反而更加规范化。这在各式各样的公章上最能体现。无论从机关、企业等单位属性角度，还是从发票、财务管理等使用方向角度，都能找到对应的规定，其制作标准甚至精确到了毫米级别。而私刻公章，也就不出意外地成了违法之举。

　　之所以严控公章刻制与使用，答案却不是靠什么文化传统便能解释的。公章，尤其是党政机关的公章，往往成了一些必需程序的代言者。在不少行政审批过程中，每一项程序走完，都需以盖章为标志。2012年《法制日报》曾报道办理结婚证及生育证需盖章签字40余个，而“烟台新婚夫妇为办准生证奔波两地长达三年无果”，就是“公章威力”的最好证明。

　　更可悲的是，就像传国玉玺能代表皇帝权威一样，现在的公章还被一些人当成是“权力在握”的标志，给人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滋生腐败思想，吃拿卡要屡见不鲜。

　　此时此刻，当“以1抵109”发生之后，再来回顾这109枚公章的“一生”，又该如何为其作“历史评价”？会不会也有一串心酸曲折的似曾相识画面？在某种文化的熏陶下，它们被有关部门带到人间，期望能肩负起维护经济运行秩序的“重任”。然而 “上岗”之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加快，它们不经意间逐渐成了109道人造关卡。在109道的“通关游戏”里，不知它们见证过多少奔走“成功”后的笑容，也不知它们催生过多少次“回去重来”的无奈。在它们最后归属的长方形箱子里，虽不能肯定带有铜臭味，但至少应不乏汗水味。

　　“我们的沉睡，只为换取进一步简政放权的醒来”，这或许就是109枚公章最好的“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