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富：今年的脱贫攻坚工作具有三个鲜明特点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8年12月13日（星期四）下午3时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介绍中国减贫40年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 刘永富
刘永富：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梦想，也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景。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历史抉择，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改革开放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艰苦奋斗、顽强拼搏，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中华大地发生感天动地的伟大变革。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同时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减贫进程。40年来，我国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贫困地区经济社会长足发展，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全国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上的辉煌篇章。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通过实施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等措施，释放政策活力，解放生产力，激发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为扶贫开发提供了强劲动力。1982年，启动实施“三西”专项扶贫计划，拉开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扶贫开发的序幕。1986年，国家制定扶贫标准，成立扶贫工作机构，设立专项扶贫资金，确定国家贫困县，实施区域开发带动扶贫的开发式扶贫行动。1994年，颁布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到2000年基本解决了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2001年以后，启动实施两个十年扶贫开发纲要，大幅提高国家扶贫标准，调整贫困县，将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开发的主战场，进一步巩固温饱成果，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摆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进行决策部署，确定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建立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体制机制，开展建档立卡，精准识别贫困人口，选派驻村工作队，加强扶贫一线工作力量，加大扶贫投入，强化政策举措，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实保障，我国扶贫开发进入脱贫攻坚新阶段。
经过6年的努力，预计到今年底，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将减少85%以上，贫困村将退出80%左右，贫困县脱贫摘帽50%以上。到2020年，我们将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中国扶贫开发的伟大成就，为实现经济较快增长与大规模减贫同步、有效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作出了重要贡献，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加了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回首40年扶贫历程，我们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积累了许多经过实践检验的宝贵经验。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对扶贫事业和扶贫工作的领导，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落实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保持贫困县党政正职稳定，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二是坚持精准方略。科学判断扶贫形势变化和贫困问题特征，因地因时制宜、分类施策，不断提升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脱贫水平，把精准理念落到实处，扶到点上扶到根上。
三是坚持开发式扶贫。把发展作为减贫的根本途径，坚持区域开发，坚持人力资源开发，坚持激发内生动力。
四是坚持发挥制度优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发挥政府投入主体和主导作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互动，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联动的大扶贫格局。
五是坚持较真碰硬。真帮实扶、真抓实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倒逼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确保脱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让减贫成效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
六是坚持开放包容。始终保持开放心态，主动学习借鉴国际减贫经验，积极开展中非、中拉、中国与东盟和一带一路国家减贫合作，为国际减贫事业贡献中国智慧。
改革永无止境，奋斗永无止境。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打赢脱贫攻坚战，只是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将长期存在，扶贫开发仍是一项长期任务。到2020年还有两年时间，我们将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决战决胜的气概攻坚克难，向着既定目标迈进，全力以赴打赢脱贫攻坚战。我们将加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帮助脱贫人口提升稳定脱贫能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我们将总结脱贫攻坚经验，研究谋划2020年后减贫战略，持续推进中国特色减贫开发事业。
中国新闻社记者：请刘主任介绍一下2018年我国减贫工作取得的成效，以及当前扶贫工作的特点和难点。谢谢。
刘永富：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第一年，也是实施脱贫攻坚三年行动的开局之年，还是脱贫攻坚的作风建设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安排部署，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加强统筹协调，各地区、各部门认真抓好落实。
今年脱贫攻坚工作有三个特别鲜明的特点：
一是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扎实推进。去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太原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以后，国家层面和各地区都做了认真研究，制定了一些政策，加大了倾斜支持的力度。以“三区三州”为代表的深度贫困地区，都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了实施方案，这个实施方案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是经过多次研究形成的，包括基本情况、重点工作、项目资金安排，各地不尽相同。目前看，方案的实施、工作的推进都在计划之内，没有滞后，有的甚至提前。今年深度贫困地区的减贫速度可能大大快于全国减贫速度，也快于西部地区的减贫速度。
二是今年是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年，中央纪委、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开展了扶贫领域的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倒逼真抓实干、实事求是、转变作风，现在作风转变已取得初步成绩。
三是今年把扶贫干部教育培训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一方面要向贫困地区选派干部，另一方面更要靠贫困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要让他们自己想干、会干、能干。今年在全国范围内加强了扶贫干部教育培训，预计到年底全国将培训800万人次，其中700多万是乡村干部。要提升他们的能力和水平，不仅想干事，而且会干事，能干成事。当然深度贫困是长期形成的问题，人才的培育培养、产业的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这也是我们目前需要下功夫抓的一些工作。谢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我们知道，脱贫攻坚工作最终目标是实现完全消灭贫困，全国各地区情况不一样，贫困情况不一样，发展情况也不一样，在起跑线不同的情况下，最后怎么能够实现在终点线把这条线拉平，实现最终全面脱贫。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使用哪些措施加强监管，避免“数字扶贫”和虚假脱贫的情况出现？
刘永富：全国的情况不一样，区域差距、城乡差距都比较大，我们这次脱贫攻坚不是消灭贫困，而是消除绝对贫困。贫困现象会长期存在，欧美发达国家也有，我们这次脱贫攻坚战的目标是消除绝对贫困。你讲得很对，各省的情况差别比较大，经济的发展、人的发展，包括生活水平都不一样。脱贫攻坚工作有下限没上限。下限是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收入要超过4000元，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这是我们的底限，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没有消除绝对贫困。所以有底限没上限，有下限没有水平线，不是说全国一个水平。底限是消除绝对贫困，一个人不落下。这方面社会上应该有一致认识，这样有利于我们统一思想、明确目标，把这项工作做好。
2013年京津沪就没有绝对贫困人口了，但是还有贫困，到2014年江浙粤没有贫困人口了，后来这一两年福建也没有贫困人口了。没有的是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还是有。西部一些地方仍然有贫困发生率超过10%的市和县。
关于数字脱贫的问题，大家都在说，只要我们真抓实干，数字脱贫是不会发生的。国家有一个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谁是贫困人口，是什么原因致贫，采取什么措施脱贫的，信息系统里都有记载。我们的经验是，一个贫困户如果有三个致贫原因，那就要享受五到六项扶贫措施才能脱贫。如果你在这个信息系统里没有落实这五六项措施就说脱贫了，就要查一查，我们年终考核就要抽查，从信息系统里把脱贫人口抽出来，没有脱贫措施怎么脱贫的？脱贫措施是不是实的？当然还有很多措施，工作务实、过程扎实、结果真实、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我们有监测监控。今年脱贫人数我们信息系统里就注册了，我们分析有一些脱贫可能就是一时脱贫的。这项工作这几年抓下来是很有成绩的，2016年信息系统反映返贫人口60多万，相对于1000多万脱贫人口，比例不到2%。去年脱贫了1000多万人，返贫20多万。今年大概1000多万人实现脱贫，2017年以前脱贫的，2018年返贫的只有7万人左右。所以想搞数字脱贫是不行的，我们有严格的监测和考核评估，有措施、有工作做支撑、做保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记者：过去40年我国减贫事业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减贫解决的最重要问题是什么？现在距离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还有不到2年时间，接下来重点开展哪些减贫工作？困难和挑战有哪些？如何应对？
刘永富：改革开放40年，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大家都到贫困地区去过，以前想到哪个村，可能要走一个星期，坐慢火车，坐完火车坐汽车、坐完汽车坐船、坐完船还要走路，到一个贫困村没有三五天是到不了的。现在从省会到贫困村，基本上当天都能到。我们最大的成果或者说解决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我们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
解放初期，我们希望通过建立公有制来解决贫困问题。后来由于工作上的偏差，没有实现。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通过土地经营承包制度改革，能吃饱饭了，但是还有更大更多的发展问题没有解决。比如道路不通，接触不了外面的世界，难以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语言不通，不能进行交流；思路不通，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相对要落后一些。我们在八七攻坚计划里提出行政村通电话、通邮政，经过几年努力做得不错，达到了90%多。现在再通电话，手机是4G，不是从2G发展到3G再到4G，而是弯道超车、跨越发展。我认为最根本是探索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不仅学习借鉴国际减贫经验，最主要的是根据中国国情来确定不同时期工作重点、不同时期的扶贫标准，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和实践探索，到2020年能够消除绝对贫困，比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前十年。
现在可以说是进入攻坚克难、攻城拔寨的阶段，从点上看就是深度贫困地区，“三区三州”，以及“三区三州”以外的深度贫困地区，在“三区三州”有135个深度贫困县，在“三区三州”之外还有199个深度贫困县，一共是334个深度贫困县，这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如果工作不到位就容易拉后腿。
从面上看，要按照“两不愁、三保障”和“一个收入”的综合标准摸清真实情况，现在要核实清楚。饮水安全没有解决的有多少，住危房的有多少，基本医疗没有保障的有多少，义务教育没有保障的有多少，要以县为单位，逐村逐户逐人核实，然后解决。一个是点上深度贫困地区、深度贫困县、深度贫困村，一个是面上，防止出现工作死角。
经济日报和中国经济网记者：最近我们下去采访调研发现，随着脱贫攻坚力度的加大，重点贫困村的发展特别快，确实面貌变化特别大。但是现在一些非重点贫困村，甚至有一些不算贫困村的村子反而发展相对滞后了。请问在顶层设计上，怎么确保到2020年那些非重点贫困村也能够如期完成脱贫摘帽任务？
刘永富：确定贫困县、识别贫困村也是实现区域精准、单位精准的一项措施。2014年建档立卡的时候全国识别了12.8万个贫困村，到今年底预计10万个左右都要退出来。精准扶贫政策主要是到村到户。贫困人口享受的政策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是不是贫困县的，是不是贫困村的，全国各地政策都一样。贫困村、贫困县因为贫困人口多，困难更多，所以支持力度更大。经过这几年的帮扶，贫困县、贫困村的基础条件、产业发展、政策支持都落实得比较好，贫困人口也大幅减少，有的基本上没有绝对贫困人口了，摘帽了。但是以前的非贫困县、非贫困村，资金支持确实比较少，脱贫进度就慢一些。今年进行贫困村动态调整时，允许地方已经脱贫的村退出，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村，可以纳入建档立卡，享受扶持政策。
另外，可以由地方统筹安排，大政策不会调整，但是地方上可以统筹考虑。贫困县、贫困村任务完成了，可以把政策做一些微调，整合资源加大对非贫困县、非贫困村的支持力度。
农民日报记者：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到2020年底还有两年时间，目前还有多少个贫困县？多少贫困人口没有脱贫？未脱贫的贫困县和贫困人口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加紧发力，争取2020年底全面消除贫困。第二个问题，刚才介绍40年来减贫最大的收获可能是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减贫之路，请您再介绍一下中国特色的减贫之路有哪些特点？
刘永富：现在832个贫困县，2016年脱贫28个县，2017年脱贫125个县，现在第153个贫困县已经宣布脱贫摘帽，预计将会有280到290个县摘帽，总计超过430个，所以我说今年年底贫困县超过50%实现摘帽。离交卷时间只有两年了，还有约400个县需要退出，明年预计300个多一点，后年几十个，这只是一个计划，最后要通过严格的考核评估才能确定。
贫困村12.8万个，到去年底脱贫了6万个，今年大概有3万到4万个左右脱贫。这是地方申报的，目前还没有核查。又进来了1000多，就是说将近10万个村脱贫，不到3万个村现在还戴着贫困村的帽子，在未来两年要脱贫。现在剩下的贫困村很多在深度贫困地区，一是产业落后；二是劳动力出去打工不适应生活，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缺少技能；三是相当一批是老病残。
对这些致贫原因不同的贫困人口，我们将继续采取不同的措施。有劳动能力的，就鼓励支持他们发展产业或者出去打工；半劳力、弱劳力就鼓励他们参与公益岗位劳动，当护林员、护理员、保安，一个月钱增加几百块钱收入；对没有劳动能力的老病残，主要是通过社会保障兜底。最后这3000多万贫困人口，预计有几百万人会通过这种方式兜起来。
中国特色减贫之路的特点主要是党的领导、政府主导。国际上很多国家减贫，第一是政府发放食品券，保证贫困人口饿不着，靠NGO来做，小打小闹。但是中国人口多，贫困人口规模大，小打小闹不解决问题。比如易地扶贫搬迁，不具备基本生存条件的就有1000多万人，很多国家全国都没有1000万人口，同步搬迁的还有500多万人，这等于搬了1500万人，是一项非常宏大的工程，需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政府主导。
第二个和国际上不一样的特点，就是很多国家划一条线，进去了就发食品券，给予救济。我们还要讲开发，为什么？一是差距大，二是我们是农业大国，很多地方不通路、不通电，需要进行区域开发。而且我们国家一些劳动力素质不高，需要人力资源开发。贫困地区有很多好的资源，还有特色优势产业。所以我们始终坚持开发。我们还确定了一个特点，就是精准。最初划片区，后来划贫困县，后来又划贫困村，最后又识别贫困户和贫困人口，越来越精准，越做越精细。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认真。我们以前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第一个十年纲要，都留下了两三千万贫困人口的“锅底”，这次脱贫攻坚战要求不留“锅底”，怎么做到不留“锅底”？就是要实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现在考核有平时考核、年底考核，今天上午进行了年底考核动员和培训，还有省级交叉考核，互相核查政策落实了没有、责任落实了没有、工作落实了没有，还有第三方评估，核查该识别的贫困人口进来了没有、不该退出的贫困人口是不是退出去了、群众是不是满意，我们称为“两率一度”。我们把资金作为监督重点，开展资金项目审计。还委托记者朋友进行暗访。通过这些措施，把各地的工作情况弄清楚，精准、较真、碰硬。
央广经济之声记者：现在越来越多企业还有企业家进入扶贫领域做相关工作。您觉得企业和企业家在我国的减贫工作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此外，我们关注到您最近在一个论坛上提出，2017年底，我国贫困发生率下降到了3.1%。请问贫困发生率有没有下限？3.1%有没有可能继续降低？
刘永富：企业家角色非常重要，无论是国有企业家还是民营企业家，都是创造物质财富的领头人，企业家代表的是产业。脱贫就是为了增收，把没有劳动技能的变成有劳动技能的人，把积极性不高的人变成勤快的人，帮助贫困人口脱贫，企业家发挥着引领作用。所以我们鼓励国有企业到贫困地区进行帮扶，搞产业合作，东部帮助西部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组织东部企业家到西部投资兴业，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群众增收、贫困人口脱贫。现在实施“万企帮万村”行动，4万多个民营企业帮扶3万多个贫困村，还有的企业大一点的帮一个县、帮一个乡，小的帮一个村。国有企业实施“百县万村”帮扶行动。一方面产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要靠企业家引领，要靠市场规律来培育，这是吸引企业家。另一方面要把贫困地区的能人培养成企业家，鼓励外出打工的人才回流、回乡。我们不仅在吸引企业家，而且培养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带着项目、带着资金培养，一个人带动几十人、上百人。
改革开放40年，农村的贫困发生率从97.5%降到去年年底的3.1%，今年预计会降到2%以下。40年，数字倒过来了，以前97%是贫困人口，现在97%不是贫困人口。3.1%的贫困发生率是肯定要继续下降的，最后要实现清零。打赢脱贫攻坚战，将历史性地消除绝对贫困，以后面临的是相对贫困问题。相对贫困怎么定标准、怎么扶持，需要下一步总结前40年的经验，再研究提出政策措施，肯定也会有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