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款百万捐寺庙不算行贿”是对法律的曲解

　　今年59岁的深圳市政协原副主席黄志光,此前一审被广州市中院认定受贿钱物300万余元并非法持有猎枪等7支制式枪支,被一审判定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50万元。后广州市检察院认为,黄志光曾收受一笔百万贿款后捐往寺院,该笔款项也应构成受贿,但法院未予认定,遂提出抗诉。昨日上午,该案在广东高院二审开庭。（6月11日《新快报》）

　　收人100万捐寺庙,算不算受贿，控辩双方各执一词。法院认为，商人李亚鹤委托黄志光之子将一箱土特产捎带回家，放置几日后带往鸡鸣寺开封，才知是100万元现金，并未获得法律意义上的利益，故而不形成受贿。而检方认为，捐赠100万元属于对受贿款项的处置，不影响其受贿行为已完成。孰是孰非，需要应当从法律和事实本身，对事件给予明确的定性。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其一，黄志光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利用其职务便利为寺庙筹款，已经涉嫌职务滥用。如果不是囿于其职务可以为自己带来好处，或者为防止合法性伤害，商人又凭什么会言听计从，甘愿拿百万之巨作为捐款？

　　其二，虽然在过程中没有直接占有，但以其子的名义进行捐赠，已然购成了受贿的实质要件。一方面，黄伟与被诉人有着密切的联系，两者之间在行为目的上完全一致，这跟其他家属代为受贿在性质上完全相同。另一方面，如果说之前不知情，后面的捐赠却是主观的故意。因为事实上，从商人李亚鹤送给其纸箱之后，就已然铸成了受贿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要么返还，要么交公，捐赠行为已然构成对贿款的处置。

　　而从更细节的情况下看，对于纸箱时的东西，当事人并非完全不知情，“100万元以黄志光的名义捐赠”在之前得到了黄志光的认同，而对于“纸箱里的东西”，在黄志光表示，当时有些猜到箱中之物。虽然其并未打开，并非是不愿而是没有必要，因为之前彼此已经达到了协议，纸箱之物不过是最后的执行而已。从事实和情节来看，收款百万捐寺庙不算行贿，无疑于对法律的曲解，理应得到纠正。

　　受贿犯罪行为有个完成的过程，其特点在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取他人财物。当黄志光私下收受他人财物的时候，就有了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收受之后，没有交公，就等于非法占有了。即便其后来是用于捐赠，或者是用于其他用途，比如给情人，或者挥霍一空，虽然在区分是捐是贪相对复杂，在量刑上可以有所考虑，但不能改变其受贿的性质。

　　虽然按照宽严相济的刑事原则，并不是处罚犯罪越多越好，要强调对整个社会的总体效果。但性质界定是一回事，最终量刑又是另一回，不能为了减轻处罚而改变其受贿的犯罪事实。从具体的司法实践来说，先贪后捐，将捐款定为贿款，之前已有很多的案例，比如2005年，原中国烟草总公司广东省公司机关服务中心主任甘某，在参与管理该公司林和东路综合楼装修工程的过程中，先后两次收受了承接该工程的香港某装修公司总经理林某的贿赂，其中有现金20000元。事后，甘某将这20000元全部捐给了公益事业。法院认为其中一笔20000元的贿款虽然全部捐作慈善用途，但其性质仍为受贿款。

　　虽然随后有原新田县教育局局长文建茂捐赠款抵扣受贿款的案例，不过引发了行内外的巨大争议。“捐赠款不能抵扣受贿款”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多数专家对此也给予了否认。可以说，有了这些正反两个方面的先例，收款百万捐寺庙不算行贿就需要慎重处理。（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