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白鹿原》：中国人从帝制走向现代文明的精神史
一个民族的秘史
在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开头，作者陈忠实用一页纸的篇幅写下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6月13日晚，“民族秘史”《白鹿原》被再度搬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下简称“人艺”）的舞台。演出将持续至24日。这是该剧继2006年首演、2013年复排之后的第三轮演出，开演前数日，所有演出票在网上均已售罄。
《白鹿原》中白嘉轩的扮演者、人艺副院长濮存昕说：“这是最不商业化的戏，却一票难求。这正说明了《白鹿原》的分量。”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摘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白鹿原》，被公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小说创作领域最重要的收获，累计销量150万册，至今仍然畅销。原著横跨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国共合作与内战等历史时期，并将其浓缩为白鹿村一个家族、两代子孙的矛盾纠葛与恩怨。其中，有以白嘉轩、鹿子霖为代表的宗族家长，有以朱先生为代表的白鹿原精神领袖，有以田福贤、岳维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力量，有以鹿兆鹏、白灵为代表的共产党力量，有以黑娃、大姆指为代表的土匪武装。阶级矛盾、家族纷争、人性欲望纠葛在一起，构成了半个多世纪的“民族秘史”。
早在2002年，苦于缺乏原创现实主义剧本的人艺导演林兆华，就计划把《白鹿原》这部史诗巨作搬上舞台。2005年，总政话剧团团长孟冰操刀编剧，将50多万字的浩繁原著，通过“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等几个故事，浓缩为5万字的剧本。
前不久，话剧《白鹿原》参加天津曹禺戏剧节演出时，孟冰去了现场观看。他对《白鹿原》第三轮演出的效果非常满意。“演员们在陕西话的表达上已经驾轻就熟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人物体验、人物塑造上，对原著和剧本理解得更透了。”
剧本是一剧之本。孟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在话剧仅有的两个半小时之内，想全面反映原著内容是不可能的。因此改编时，首先要提升对于原著思想的认识，才能抓住主线和灵魂。”
孟冰坦言，原著中有相当的篇幅在讲政治形势、国共背景。而他对于这方面做了或淡化、或回避的处理。“这里有结构技巧问题，也有政治经验的问题”。对于他而言，这是个挑战。“如果简单地把人物放在时代背景当中，去展现个人命运发生的转折、变化，而没有足够篇幅展现它变化的深层原因，观众可能会不理解。”他在剧本创作中，尽量寻求一种平衡：在淡化特定背景的同时，避免观众产生跳跃感。
平衡木不易走，这给孟冰带来遗憾。“如，剧中白孝文成为了我党县政府的领导干部。但对于这个结局，剧本里没能给出足够的篇幅来解释这个人物变化的内因。这是我言犹未尽的地方，也的确削弱了原著的批判性。”
陈忠实曾指出，《白鹿原》的灵魂就是中国人从帝制之下走向现代文明的一个精神剥离的过程，剥去腐朽，滋长新生。人们的心灵由平衡到被颠覆，再到新的平衡，再被颠覆，反复进行。孟冰期待话剧版《白鹿原》通过人物刻画体现这一灵魂。
时代在变，但人性不变
剧本中“言犹未尽”之处，最需要演员的潜心揣摩。本轮演出的执行导演李六乙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我们希望演员更加明白每个年代的历史背景特征，更加强调角色和时代的关系，从内心去感受这部史诗性作品中跳动的历史脉搏。”
扮演鹿子霖的演员郭达说：“塑造历史环境下的人物时，不要丑化也不必美化，因为历史本身就很难分清善恶、对错。我们不能说国民党就一定是坏人；鹿子霖的两个儿子兆鹏、兆海分属国共两大阵营，他们都是那个年代追求理想的年轻人。时代在变，但人性是不变的。”
郭达认为，在《白鹿原》所展现的时代，追求进步本身就是一种“时髦”，是热血青年的自然选择。这或可在《白鹿原》情节中的部分历史背景中略窥一二。1926年，军阀刘镇华在吴佩孚的支持下，率10万兵力攻打西安，拥戴北伐的西北军将领杨虎城、李虎臣领军近万人受命守城，以一对十，相持8个月，击败刘镇华，护城成功，史称“二虎守长安”。《白鹿原》中，围城的军团驻扎滋水县，为围西安的军队征集粮草，吓跑了县长，“战死病死饿死的市民和士兵不计其数，尸体运不出城门洞子，横一排竖一排在城墙根下叠摞起来”。正是成百上千像白灵、鹿兆海一样的年轻人，帮助抬、埋尸体，并举行全城的安灵祭奠仪式，而这种选择，无关乎党派。
变革岁月下的个体价值选择，往往是戏剧冲突的着力点。白嘉轩的扮演者濮存昕是这样理解人物的：“在一个不知道对错的年代，白嘉轩信奉的是祖宗牌位，是三纲五常，是土地文明所承载的一切。对逝去的土地文明的尊重、留恋、无奈，是《白鹿原》的大主题。”去年第二轮演出的时候，濮存昕常常把三字经捂在胸口，寻找“感觉”。今年第三轮演出，他突然顿悟了：“白嘉轩骨子里有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修行。他救人的时候无分仇、爱。演出了这种温度，再演他对小娥的残害，就形成了平衡。”
《白鹿原》中的厚重历史感，不仅需要演职人员的表现，更需要现场观众的呼应。此轮演出，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在一些本来严肃的段落，观众却哄笑起来。如，当演到鹿兆鹏心情复杂地告诉白灵，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组织要求他们二人假扮夫妻时，台下顿时爆发出不约而同的笑声。对此，郭达认为：“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鹿兆鹏、白灵假扮夫妻，面临着生命危险；现在的观众会认为，这个共产党员是想假借组织之名，骗别人的爱人。”
“我们也不能埋怨观众，因为他们今天生活的年代，距离那个年代太远了。”郭达的父亲就是一位革命烈士，郭达本人是一名遗腹子。说起这些，他强调，对于历史，对于理想，人们不应轻易忘记。
作为人艺副院长，濮存昕希望通过话剧《白鹿原》，向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传递“土地文明的价值观”，传递那些不应被轻易抛却的东西。
濮存昕说：“上世纪初，同腐朽的封建时代一起被丢掉的，还有很多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包括白嘉轩身上很多‘正’的东西，都是需要我们今天往回找的。要先做人，先正心，再做事。而在当下社会，我们过分追逐效益，追逐看得见的东西。”
以秦腔吼出历史悲怆
此轮演出中，每到戏剧冲突爆发的关键点，都有秦腔和老腔演员上台，用最古朴的方式，或嘶吼、或吹打、或高歌，这进一步增强了《白鹿原》的历史悲怆感，也使人物命运得到了提示和升华。10年前，林兆华到西安农村体验生活，听到乡间艺人唱起苍凉悲壮的老腔，顿时有了邀请他们参加演出的想法。他这样评价老腔在话剧《白鹿原》中的地位：“他们的作用绝不仅仅是叙述方式和情绪渲染层面的，而是关系到总体结构的。没有他们，这出农村戏的史诗感就会出问题。”
郭达是陕西人，他认为，没有老腔，就没有今天的话剧《白鹿原》。他很为这群纵情嘶吼的“乡党”骄傲。前不久坐飞机时，郭达发现民航杂志上有一篇对于老腔的报道。“我实在忍不住，就把那本杂志偷偷带下了飞机。”在接受记者采访的间隙，郭达大声叫住了参加演出的华山老腔艺术团的艺人张喜民，像献宝一样把那本民航杂志献给了他。
李六乙说：“老腔那种原生态质朴的演唱让我们感受到那片土地的淳朴、坚韧，以及人的伟大。看起来很土，但非常有力量，这也是一个民族的力量所在。”
“与观众实现情感交流，与观众共同创造，是表演者的最佳状态。”濮存昕希望，观众在观看《白鹿原》的同时，能够达成某种共识。这也与原著作者陈忠实的夙愿不谋而合。陈忠实说：“话剧是完成《白鹿原》一书与观众交流的另一种形式。小说阅读是一种交流形式，话剧舞台的立体式的活生生的表演是迥然不同的交流形式。这与我创作的初衷完全一致。”
为了实现这种最佳状态，李六乙透露，剧组上下50多号人克服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这次演出前，演田小娥的卢芳腿被严重烫伤了，还有一个演员骨折了，还有一个演员的丈夫刚刚去世了……生活就是这样，意外情况很多。但大家都是一群爱戏之人，最后，这些困难都丝毫没有影响话剧《白鹿原》和大家如约、保质地见面。”
据了解，6月24日的演出，将是话剧《白鹿原》第87次与观众见面。“经典是常演常新的。” 李六乙说。（记者 蔡梦吟 实习生 孙庆玲）
《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06月17日 09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