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亲爱的》票房破亿 导演陈可辛接受专访

　　提起陈可辛，观众首先想到的是《中国合伙人》《投名状》《甜蜜蜜》。没错，在电影圈里，他身上带着“商业”的标签。然而，让人意外的是，9月26日上映的《亲爱的》，却是他拍摄的一部关于“打拐”的非商业电影。

　　“打拐”在中国并非新鲜话题，对于大多数电影人来说，这个题材并不讨巧，也不商业。然而，陈可辛的“打拐”却取得极佳票房，截至29日已突破亿元。这位“商业片”导演为何选择如此“不商业”的题材？又是什么让他把这个“不商业”的题材，拍出了商业价值？

　　“我最想表现的是人性和人生的复杂，而不是打拐这件事”

　　记者：在《亲爱的》之前，几乎没有电影专门关注打击拐卖儿童的题材，您为何关注“打拐”？

　　陈可辛：最初是公司同事拿来一部纪录片，看完我就放不下了。故事最打动我的地方，还不只是拐卖儿童这个点，而是整个事件呈现的结构——前半部是寻找被拐卖儿童，后半部小孩找到后，却是另一个悲剧的开始。

　　田文军是寻子的父亲，是观众同情的正面角色；李红琴养了别人的孩子，虽然她并不知道孩子是拐来的，但一般来说仍然是反派角色。但世界上很多事没有绝对的黑白，人生很多事情都有两面性，电影里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悲哀。之所以想要拍这部电影，不是单纯想要呈现打拐这件事，而是更多地想要表达人性和人生的复杂。

　　记者：电影里的故事，跟纪录片呈现的现实本身差距大吗？

　　陈可辛：电影呈现的故事基本上都是真实的，但为了突出戏剧性，做了几处改编：一处是寻找孩子的田文军夫妇在现实里没离婚，之所以处理成离异，是想反映改革开放后现实生活对价值观的冲击——从小地方来到大城市打拼的夫妻，一个成了白领，一个却只能在城中村里开个网吧，从此过上不同的生活。

　　另一处是把走失儿童的家长团结起来一起打拐的韩德忠，原型并不是“土豪”。电影把他处理成“土豪”——以前做过一些不太干净的买卖，后来觉得丢孩子是一种“孽”。在社会转型期，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都在变化，这类人的心态非常典型。

　　我记得小时候看的很多老电影，不管它对社会有何批判，都会带有一些善意，这对我拍电影有很大的影响。这部电影其实挺悲剧的，但是我还是想给它留一点点温暖。影片中援助李红琴的律师，就是那一点温暖和善意。

　　“我不喜欢说高大上的东西，能不能让我感动才是标准”

　　记者：看过这部电影后，大家可能会把您当成“打拐大使”。这是您想要表现的社会责任感吗？

　　陈可辛：其实我不是那么有使命感的导演，坦白地说，我不喜欢说那么高大上的东西，我选择题材的标准，永远是它能不能让我感动，当然感动之外也希望能留下一点思考。

　　我活了半辈子，还会觉得有些东西不太明白。人生有疑惑，那就把疑惑拍到电影里。当然，这是一部关注拐卖儿童的电影，但如果你要问我是不是专门为被拐卖儿童拍的，我必须告诉你，不是。我觉得出发点不一定就要有社会责任感，但可能因为电影拍得好看，观众会更关注被拐卖儿童，这就很好。

　　记者：如今主流观影群是20至30岁的年轻人，这部电影似乎对年轻人来说有点距离感。您考虑过它的目标观众吗？

　　陈可辛：电影需要口碑，需要年轻的观众。上映前，我们连续跑了7天，每天到一个城市的高校，反响都很好。让学生有代入感的角色不是父母，而是小孩。看完后他们会想起自己小时候，觉得父母的不易。父爱和母爱，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共通的。

　　观众不希望在电影院里接触太多负能量，这可以理解。但我相信，观众还是能从现实的残酷里，感受到温暖和希望。另外，这部电影也不是几亿元投资的大片，所以也不是要有10亿元的票房才能叫好，只要有足够的观众就好。在电影里，我已经把自己的诉求和想法都表达了，我觉得这部电影一定会有它的观众。

　　“商业是正规、合法、合理的事，拍电影怎么可能不计回报”

　　记者：悲剧片在商业操作上有很大风险，票房很难跟其他类型的电影相比。作为以商业片著称的导演，您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

　　陈可辛：这个电影的原型故事太有力量了，给了我很大的激情，让人更勇敢。你会很自然地去做需要做的事，平常会有的忐忑、谨慎，在这个时候都会放开。这是我10年来拍得最快的一部电影，只用了两个月，而且很顺。我是导演、监制，是个做电影的生意人，当然会有商业的考量。但有个根本的道理——并不是每部电影都要冲票房。不用跟别人比，电影不亏钱就可以。

　　当然我也遵守了商业电影的第一规则——用大明星演出。有很多人质疑这点。其实选演员用大明星是个很自然的决定。赵薇饰演的李红琴是电影到一半后才出现的，而且常规意义上她是个反面角色，如果这个演员不是赵薇，不是明星，我觉得观众就很难有代入感，很难去同情她，也就体现不出我想要表达的人性和人生的复杂。妥协没那么难，也没那么不堪。妥协不等于不保持自我，有一条中间的路是非常好的，只要知道所做的妥协是为什么就行。

　　记者：现在中国电影市场上，不少人都很有信心，希望能挣大钱。您怎么看？

　　陈可辛：我经历过电影不赚钱的年代。现在，大家会觉得我非常“商业”，而内地很多人也把“商业”二字看得非常低俗。其实，商业是正规、合法、合理的事，拍电影需要那么多钱，怎么可能不计回报？

　　纯讲艺术，对电影也是不负责任的，做一个负责任的电影人，就不可能不讲商业。但商业不代表只顾赚钱，正常的规则是——做到一部电影不亏钱，赚10%就非常合理，这个回报对所有投资方都算有所交代。所以，我觉得能对投资方负责、又能拍一部很喜欢的电影就很好。事实上，现在在中国拍电影，只要用心拍，回报绝对不止10%。

　　《 人民日报 》（ 2014年09月30日 1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