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法治思维监管金融创新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林海

　　尽管1997年， 管金生 被以受贿、挪用公款等罪名判处17年有期徒刑，但这并不能为“327国债事件”画下一个说得过去的句号。或许可以说，管金生是金融法领域“法罪错位”现象的又一个牺牲者。就金融法治领域的监管与创新问题，法治周末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杨东 。

　　法治周末：为何金融法治领域容易出现“法罪错位”的现象？

　　杨东：金融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往往也是踩在合法与非法边界的“创新”行为。往往是在行为发生之后，才出台规则来填补 法律 漏洞。而针对之前的越界行为，由于立法不够完备，套利行为越来越严重，社会危害大到无法忍受的情况下时，监管者不得不进行规制和惩罚。这时如果仍然没有相应的罪名来规制，只好用其他的罪名进行制约—这是给市场一个信号，但这样的行为是有问题的。

　　法治周末：为避免出现这类情况，立法与监管应当如何应对？

　　杨东：应当尽快完善规则体系。金融领域的变化日新月异，法律跟不上金融行为，这是正常的。但是，应当具有灵活的、有弹性的其他规则作为补充，如自律组织、行业组织的规则。比如，在 英国 ，行业自律组织出台的规则就很有权威。

　　在监管方面，应当加强横向规制和统合监管。金融领域的一些创新行为，实际就是在利用“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重叠和空白领域，“钻空子”进行监管套利。各个监管者的规则不统一，思路各不同，行动无配合，甚至各有各的利益。这样进行监管，不但是无效率的，还间接地助长了金融违法行为。

　　因此，应当从保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理念出发，实现各监管领域之间的统合。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美国 创设了金融消费者保护局，英国则成立了统合证券、银行、 保险 （ 放心保 ）、衍生品领域的金融行为引导局、金融消费者保护局和行为审慎监管局等机构，贯彻了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与功能监管的原则。

　　法治周末：在保护金融消费者与金融创新之间，监管者应当如何取舍？

　　杨东：这二者实际是不冲突的。创新可以先于法律、法规，可以是精英之间的游戏。但是归根到底，金融应当服务实体经济，应当为 大众 的投融资需求服务。金融创新从根本上讲，是为大众进行投资和融资，提供更多样的选择和更安全的途径。如果是以牺牲大众利益为代价的金融创新，不能称为金融创新，而是一种违法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当前正处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移的必经之路，这一过程我称之为“市场型间接金融”时期。这一过渡时期，需要大量的规则进行回应，需要一系列制度构建，来帮助转型完成。

　　法治周末：当前如果再出现像“327 国债期货 事件”那样的风险，会在哪个领域？立法与监管应当如何应对？

　　杨东：下一个风险点最有可能在 互联网金融 领域出现。包括网络平台为基础的股权众筹、移动支付、PtoP、虚拟货币等新事物。这些领域内，甚至有些风险已经发生。

　　目前，监管层已经有了积极的回应，对于一些创新行为进行了规制和风控。但是，由于仍然存在着各监管机构之间的隔阂，风险仍然存在。互联网金融是需要加以横向规制和统合监管的，否则危机不在这里冒头，就在那里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