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生死承诺书”背后的荒诞和现实

    兰州高龄环卫工被要求签“生死状”事件连日来引发众多网友关注，目前，当地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已停止与保洁员签订承诺书的不当行为，并为此作出反思。

    沸沸扬扬的“生死承诺书”，终于有了“不当行为”的说法，没有任何意外，经由媒体的报道后，“曝光—调查—整改”如宿命般发生。遗憾的是，即便是最终的认定，也只是在“不当”的层面上，而事实上，这样的生死承诺书，从一开始便已然不是简单的“不当”，而是失去了合法性基础。要知道，在《工伤保险条例》中，已有明确规定，不允许用人单位通过签订协议等任何方式排除自己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

    在荒诞和现实背后，那个缺位的安全地带到底去哪儿了？这可以是一个宏大的叙述，也可以是一次细致的追问，比如说，当退而不休，在老龄化时代已经显现的当下，临时工的养老权利尴尬因何而来？比如说，当“生死承诺”的权利尴尬悍然显现，制度救济路径又何在？再比如说，这种野蛮存在的“生死承诺书”，所隐匿坚硬的权力逻辑又是什么呢？

    置于更大的视野来看，这种荒诞与现实并存的发生，并非停滞于小范围的个案。在权利坐标体系下，无论是从权利内容中，如“生死承诺书”式的多向度逼仄，还是在主体数量的不容小觑上，真实生活中那种真实的荒诞性，犹如现实权利生态下的自画像，既无处遁形，也无法自修。

    “生死承诺书”的荒诞，在持续的舆论关注中收场，但是，真正要反思的，还是要从根本上，去除荒诞和现实的尴尬，这所需要的是权利与权力场域生态的改变，当权利变得丰满，当权力变得谦抑，新生态之下，必然有值得希冀的新气象。当然，生态之变，非一日之功，当律法成为权益保障的底线，当法治成为信仰，当制度救济显现力量，应是生态整体向好之时。 (湖南 高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