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三个特有少数民族文化考察记(图)
作者：曾江
甘肃有三个特有少数民族——保安族、东乡族、裕固族，散布在西北民族走廊上，其文化各具特点，但较少为人所知。中国社会科学报“西部纵深行”小组先后考察了三个地区，无论是探访黄河边的大河家，还是穿行大夏河与洮河之间的深沟大壑，抑或是漫步祁连山北坡的绰尔塔拉草原，几处的民族风情皆让人陶醉，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变迁则迫人思考，各民族的学者基于此展开了丰富的学术研究。
1.保安族为信仰迁徙
揭开仔细包裹的麻布，保安族学者、临夏州政协副主席马世仁取出一块方砖，此砖长29厘米，宽14.5厘米，厚7厘米，上面刻有阿拉伯文“真主伟大”。“这是我在青海省同仁县尕撒尔村作田野考察时采集到的伊斯兰经砖，应该说是保安族先民信仰文化的历史见证。”马世仁说。
在他的办公室，马世仁向记者逐一展示了他近年来在甘青两省田野考察所采集到的珍贵文物。“这些都是与保安族先民有关的文化遗存：这是门板上的月牙形铜牌，那是洁净用的汤瓶，这些是清代保安营档案文书，而这是清代中期以前的《古兰经》手抄本。”每一件都是相当具有学术价值的珍贵文物，令记者啧啧称奇。“我在青海考察时，有一个当地的文物收藏者还收集了不少保安营文书，但是自以奇货可居，而不公诸于众，不能用于学术研究，还有什么价值呢!”马世仁叹道。
在田野考察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加之自身家学渊源，马世仁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学术专著《在“田野”中发现历史——保安族历史与文化研究》201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杨建新评价道，这部用田野调查印证、修正和补充历史文献史料的著作，“将保安族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层次”。
得知记者刚从青海同仁县保安镇考察过来，马世仁依墙展开一张清代保安城复原图。“我们的先民就是从这里突围出城的。”马世仁指着地图上的一处说。保安族的突围是关系到保安族历史和现状的核心事件。
保安族在历史上有两次大的族群迁徙。第一次迁徙与民族形成有关。13世纪初，一些中亚“色目人”和蒙古军队随成吉思汗大军东归，在同仁一带屯戍，这些军士成为保安族的先民，明清以来一直居住在今天青海省同仁县保安城一带(包括保安、下庄、尕撒尔等一系列军事寨堡式村庄)，这也是保安族得名的来历。第二次迁徙与现状分布有关。清朝咸同之际，保安族先民为坚持信仰，被迫迁徙，先是向北来到今循化县境内，然后顺黄河东下，出积石峡，又几经辗转，方才在积石山县大河家镇的甘河滩、梅坡、大墩、高李等村落定居下来，其格局延续至今。
告别马世仁，记者与保安族学者马沛霆和大河家镇镇长马学良等一起前往大河家。车上五人，竟分属五个民族：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回族、汉族。在多民族共居的西北走廊上，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大河家镇是黄河上游的一个名镇。从地理位置而言，这里是黄河冲出青藏高原的关口，水势惊人。在镇西观看黄河出峡口，可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劈山开岭，可闻声如雷霆。巍峨的拉脊山、小积石山被黄河斩断，非常壮观。就人文环境而言，大河家是多民族文化交汇的节点：西边溯黄河入峡内是撒拉族聚居的循化县，东边顺河而下是回族、东乡族聚居的临夏州，北边黄河对岸是三川土族聚居的官亭镇，南边翻过小积石山就进入甘南、黄南藏区。
在甘河滩村，记者发现村中周围堆积着许多鹅卵石。“推测起来，这里原来应该叫干河滩，保安族先民起初只能选择这个地形贫瘠的地方安身。为了保存传统文化，坚持信仰，先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马沛霆说。甘河滩村村长马振介绍说，与过去相比，甘河滩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正在建设成为保安族文化示范村。村舍是集体修建的，高墙深垒，密不透风，虽然存在一些不足，但是看得出来，整体设计试图延续一定的寨堡风格，以反映保安族延续几百年的民族特性。
新建成的积石山县民族民俗博物馆的建筑外立面装饰了巨型的保安腰刀图案，很有特色。保安腰刀与维吾尔族英吉沙刀、阿昌族户撒刀并称我国少数民族三大名刀，保安腰刀制作工艺是保安族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特辟有保安腰刀展室。民族民俗展室通过征集和复制的实物展品，展示了世居在积石山县的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三个少数民族的文化。马沛霆和积石山县志办总编董克义都认为，现在各民族的文化变迁太快，很多传统都在流失，如果不加强抢救和研究，并通过博物馆收集和展览，以后很可能看不到了。
2.东乡族在文化抉择的十字路口
从大河家回到临夏州，夜雨潇潇，中庭淅沥。
东乡县属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是全国有名的干旱缺水地区。“走，上东乡去。”记者决定改变行程，提前上东乡，看看一年也难逢几回的雨中东乡。
东乡县地理条件非常特殊，四条大河包围县境，形状近似四边形：北边是黄河，南边是广通河，东边是洮河，西边是大夏河。四边都是大河的东乡县却缺水干旱得厉害，因为这里是典型的沟壑地貌。
临夏地势较低，东乡县海拔较高，过大夏河，地势急剧上升，公路“之”字形向上。再加上这天小雨飘洒，大雾蒸腾，一片白茫茫的世界，从云雾的缝隙望过去，旁边就是深深的沟壑，让人胆战心惊。司机娴熟地驾驶着汽车蜿蜒向上，满车的东乡族老乡轻松地聊天。他们对于这种路况早就习以为常了。让记者意外的是，路边树木茂盛，缀着雨滴，青翠悦目。司机马友步告诉记者，地方上通过各种政策措施鼓励植树造林，坚持多年，初见成效，堪称造福东乡百姓的事业。
到达东乡县城锁南坝镇，走进县志办公室，主任汪作平正烤着暖炉等记者。而此时，临夏州里还暖洋洋的，汪作平说，临夏州府海拔约1800米，锁南坝海拔2600米，东乡温度比州府明显低好几度。汪作平对东乡县的情况了如指掌，一一向记者介绍，并建议记者参观东乡县民俗博物馆。馆内展品体现出东乡匠人精湛的技艺，让人大为叹服。然而与其他民族一样，近年来东乡族传统文化面临很大的冲击，记者遇到的东乡族学者对此忧心忡忡。《临夏大辞典》主编、临夏州文联原副主席马志勇说，现在东乡族文化处在一个面临抉择的十字路口。汪作平说：“年轻一辈对于文化感兴趣的不多，像我们这样热心整理保护和研究民族文化的人越来越少。长此以往，文化很难传承下去。”
记者乘车从大夏河一直到洮河两岸，先后来到北庄、韩则岭、唐汪等村镇。东乡处处深沟大壑，汽车常常是在山脊上行走，两边都是陡峭的斜坡，深不见底。雾气四溢，顺着沟壑流动，使得整个干旱的东乡县在这时竟然宛如人间仙境。
东乡县文化局局长马忠华说，东乡县以锁南坝为中心，有六大梁、数千条沟壑，组成一幅特殊的地貌。东乡县深沟大壑的自然之美和人在环境中抗争的人性之美，具有独一性和震撼性，是一份未发掘的文化资源，从这个角度展示东乡似乎也是一条可以尝试的路径。
出东乡，别临夏，记者在省城兰州拜访了东乡族学者、甘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陈元龙。谈及文化变迁和传统流失问题，陈元龙说，在一定意义上，他也认同东乡族文化处于十字路口。
由于历史原因，以前包括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普遍缺少从事现代学术研究的学者，对于该民族的研究多是非本民族学者在进行。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成长起来的一批学者参与到研究工作中，拓展了研究工作的深度，也纠正了一些错误的认识。关于东乡族的研究也是如此。陈元龙长期致力于东乡语的研究，他告诉记者，过去认为东乡族“有语言、没文字”，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事实上东乡族长期使用阿拉伯文拼写的“消经文字”。除了宗教活动，这种文字在私人手札中也有使用，现在在一定人群中继续使用。
记者正在兰州休整，裕固族学者阿尔斯兰从肃南县打来电话，邀请记者一道进行田野考察。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记者急忙奔赴祁连山下的裕固族草原。
3.裕固族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当记者赶了一夜路到达肃南县裕固族文化研究室，阿尔斯兰正整装待发。阿尔斯兰是裕固族青年学者，曾在土耳其留学学习突厥语，现在致力于裕固族文化变迁的观察和研究。
裕固族是一个人口1万多的人口较少民族，按语言分为西部裕固族和东部裕固族两大族群。记者和阿尔斯兰以及张掖市影视人类学学者赵国鹏一起出发前往属于西部裕固族的大河乡。大河是阿尔斯兰的老家，那里的居民据说是亚拉格部落之后裔。“亚拉格”是新中国成立前裕固族十大部落之一，其名源于唐宋之漠北回鹘的“药罗葛”、甘州回鹘的“夜落隔”。阿尔斯兰等人已经对这里进行了连续近10年的田野调查，用文字、图片、影像等资料记录下了这一地区亚拉格部落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很多文化现象已经没有了，幸亏我们记录下来了。”阿尔斯兰说。
祁连山群山连绵，较高的山峰终年积雪不化。路上经过一个标志性的“鄂博”，由石块垒成，挂满了经幡。裕固族主要信仰藏传佛教，但是也保留着山神崇拜，祭祀“鄂博”。阿尔斯兰停车下来，顺时针绕着“鄂博”转了若干圈，又跪拜叩首。
趟过摆浪河，到达大河乡西岭村杨建国家。裕固族的“杨”姓即由“亚拉格”、 “药罗葛”所改。这里位于绰尔塔拉草原，羊群在屋子外面吃草，几只花脸牛犊偎依着高大的母牦牛。杨建国的妻子赛里姆到坡下挤牦牛奶，制作牦牛酸奶给客人吃。老母亲绰尔济85岁了，坐在屋外，眼睛里充满了安详。远处山脊上，不时有牧羊人的身影出没，有的骑马踱步，有的骑着摩托车疾驰而过。裕固族人口很少，在草原上，每个人都承担着各自的工作，生活虽辛苦但安宁。
我们一起步行穿越草原，前往配种场。由于水源来自融化的雪水，一天之中，摆浪河水量是递增的，刚才还能趟水而过，现在已经水势汹汹。今年的草原因为雨水比较充沛，长得比往年茂盛，走在草原上，能感到偃草绵软。这里处处是风景，羊羔跨过潺湲的小溪，肚子浑圆的马驹垂首吃草。白色和粉色的小花簇拥密布，在绿色的草原上很显眼。“那是狼毒花，是草原退化的标志。”在草原上走了10多公里，阿尔斯兰说：“我们还在东岭村，草原上的空间概念是不一样的。”记者查询了资料，原来大河乡面积竟然有3300多平方公里。
傍晚，新宰杀了羊，大家在草原上幕天席地，一起喝酒吃羊排。抬首远眺，但见如钩的新月之下，祁连山顶白雪皑皑，满天星斗结成灿烂的银河，横亘苍穹之上，仿佛就悬挂在眼前。阿尔斯兰说，“我们裕固族有句话叫做：星星低得一马鞭就能抽下来!”
谈到草原的前途，大家不禁有些担忧。随着限牧、退牧，裕固族作为草原游牧民族将何去何从，在祁连山的综合治理中，如何合理考虑、妥善安置裕固族同胞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课题。阿尔斯兰喝得最多，文化变迁中的裕固族处境正是他研究的对象，作为本民族的学者自然多一份情感和责任。高歌劝酒，宾主皆醉，在通铺上一人一个被卷就酣眠在草原之上。
4.少数民族语言 “断裂中的精神桥梁”
在西北民族走廊上，随着现代化进程，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文化变迁中的许多现象，需要学者研究问题，提出对策。
对于各少数民族而言，语言可以说是其中一个典型而又具有共性的问题。从语言上来说，西北民族走廊上五个较小民族的语言都属于阿勒泰语系，其中东乡语、保安语、东部裕固语、土语等属于阿勒泰语系蒙古语族，西部裕固语、撒拉语属于阿勒泰语系突厥语族。语言相关的问题很多，记者此行采访发现，对于学者而言，当前首先考虑的是两个核心问题：其一，语言作为思维工具，直接影响着少年儿童教育的质量;其二，母语作为文化载体，关系到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
陈元龙告诉记者，“东乡族通用汉语”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正确认识这一点，有利于开展更加合理有效的东乡族教育。陈元龙赠给记者由他和马国忠编著的《东乡语汉语词典》，“前言”中写道：“东乡族教育之所以落后，除了生产落后、生活贫困、居住分散外，语言隔阂仍是偏僻山区普及基础教育的主要障碍。语言是思维的工具……相信东乡族人民一定能够充分使用本族语学好我国各族共同使用的汉语文，走进知识的殿堂，进入现代民族的行列。”
裕固族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主任钟进文告诉记者，裕固语使用人数不断减少，使用范围不断缩小，面临传承的困境。阿尔斯兰已经开始在绰尔塔拉草原上开办试验性质的裕固语培训班，向牧民群众和学生教授记音符号，使本民族语言可以书写传诵，培训班得到当地牧民群众的欢迎。
对于保安语的现状，马沛霆称之为“断裂中的精神桥梁”。关于语言的记忆，马沛霆给记者讲了一个例子：保安族遇到困难，经常发一个感叹词，他一直不知道该词含义是什么，经过研究才发现，原来这是对马老太爷尊称的变音。马老太爷名叫马来迟，清代到青海同仁保安城一带传教，是保安族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该词记录了马老太爷在保安族先民中的威信，虽然今天大多数保安族不知道该词的含义，但历史记忆保存在了语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