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威廉:写作的光荣

04.12.2015  13:50

文=王威廉

  从小我就喜欢听故事,也许,没有不喜欢听故事的孩子。我很幸运,我的祖父就是一个满肚子都是故事的人。曾经我以为,只要人到了一定的年纪,阅历多了,自然故事就多了,但事实上并非这么回事。

  像我的父亲,至今仍然不会讲故事,或说没有讲故事的热情。现在,他对待我的小外甥,就像对待小时候的我一样,用“从前”打头,然后拖长音调,讲述着一件就连他自己都不确定的事情。

  他的目的从来都不在故事上,而在于要将孩子哄瞌睡。而这招总是奏效,因为没有孩子能忍受一个枯燥无味的故事。

  我的祖父讲述两种故事,一种是书里边的故事,其中我最喜欢听的是春秋义士的故事;还有一种是他亲身经历的故事,这里边让我难忘的就很多了,抗日的故事、青海剿匪的故事、右派的故事等等,常常都会让我想起,并产生身临其境的想象。我能够写作,与经常听祖父讲故事很有关系。

  作为孩子的我,已经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人的生活是丰富无边的,而且还可以用语言保存下来,让另外的人也能去体验。这对我来说,是个极为重要的发现。这是我生命经验的最初觉醒。

  但这是一个讲究经世致用的世界。我和其他人一样,从小到大都努力适应着教育的规则,以期在这个世界上找到立足之地。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写作不是我的梦想,因为我不敢有那样奢侈的梦想,我的梦想仅限于阅读,那种可以置身事外、不管不问的阅读。

  但这种梦想依然堪称奢侈:人作为一株会行走的树,世上的风何曾使其停歇过?有发芽抽枝的欣喜,有开花结果的满足,更有枝叶折断的疼痛,这时候,我便重新想起了祖父的故事。

  我喜欢听祖父的故事,因为那些故事充满了传奇。自从我写作以来,我就不止一次问自己:那么又有谁会喜欢听我的故事呢,我的没有传奇的故事?甚至,不妨说,我是个没有故事的人。但尽管如此,没有故事的我依然有着讲述的渴念,依然希望有人通过我的讲述,激活他自身的生命体验。

  在这种困境中,我只能虚构起来了。后来,当我读到本雅明所说的“小说的诞生地是孤独的个人”,我深感自己被理解了,我再也不为那些从自己的孤独中凝聚起来的想象而惶恐不安了。我愈发觉得,写作是一桩孤独无望的事业,同时,也是充满了无限希望的事业。

  小说的事业,便是生命的事业。小说与生命最相近的地方,在于它们既客观又主观的时间属性。一方面,无限的过去、无限的未来都必须交汇在活着的此刻、写作的此刻、阅读的此刻,然后,随着时间的自然流逝,意义的空间得以产生,人类丰厚的精神属性得以重申。

  另一方面,小说和生命又可以打破“此刻”的藩篱,无限的过去、无限的未来像种子那样,能够从当下的瞬间中生长并延伸出去。

  这意味着什么?我想说,这意味着人的自由。

  就人的本质而言,自由是至关重要的东西。正是人的自由,让小说成为一门关乎想象的语言艺术。小说不仅能用语言保存生活,而且还能用语言创造生活。在这个创造过程中,生命的另一个空间被打开了,生命的可能性也借此而得到充分显现。

  小说的艺术让我们发现,人的生命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圈定之物,而是可以去塑造、改变与辨析的源头活水。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艺术是语言的艺术,却并非是语言的空中楼阁,小说与文化的关系远远超过我们脑海中的一般印象。我读的小说越多,就越是惊讶于人类所有成熟的文明发展到后期,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小说这种艺术来阐述自身。像以诗歌为文学正宗的中华文明,不也在明清时代诞生出了那么多的伟大小说吗?

  我们清楚,在中国古代,小说不但不被视为高雅之辞,还被当成街谈巷议的淫邪末流,却依然取得了那样辉煌的高度,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不单单是社会、政治环境等方面的客观因素,还有那种人心的诉求、尤其是文明的动机更加值得考量。

  今天这个时代,真正的传奇已经消亡,因为传奇都在电视电影网络等媒体上,传奇的奥秘已经被消耗殆尽。我敬重的作家莫言先生以“讲故事的人”来定义自己,因为他有讲不完的故事,光一个高密东北乡,就足以让他讲述一生。可现在,他所隶属的“传奇时代”正在以摧枯拉朽的方式走向消亡。

  诗人叶芝早在一百年前,就写出了直到今天还让我们惴惴不安的诗句:“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一百年后,不仅仅是西方,而是整个人类的文化生活都在驶进一个加速变化的深海漩涡,没有人知道这场旋转的终点会在何方。

  既然传奇已经消亡,那么从隐喻的角度来说,我们都变成了没有故事的人。

  没有故事的人,并非不会讲故事,而是会以更高的效率,像流水线那样来生产故事。也许,随着技术时代的进一步来临,用机器软件来“制作”故事也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情。

  但这些像可口可乐的秘方一般大批量定制的故事,却离人的内心、灵魂甚至生活本身,都愈加遥远。我们该如何讲述自身?我们能否将那些松散的时代沙粒团聚成一个人的形象?我们能否听到那声来自文明深处的召唤?

  这些追问,正是当代小说所面临着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不知道这些追问的答案,我只知道加缪的一段话长久地打动着我:

  “二十多年荒唐的历史进程中,我茫然无助,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在时代的剧烈动荡中,仅靠一种情感模模糊糊地支撑自己:写作的光荣。

  写作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它有所承担,它承担的不仅仅是写作。它迫使我以自己的方式、凭自己的力量、和这个时代所有的人一起,承担我们共有的不幸和希望。”

  今天的写作,依然需要承担起我们共有的不幸和希望。今天的作家,依然需要接过那盏从历史的晦暗中递过来的灯,并继续传递下去,直到写作的光荣照亮即将来临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