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圆箓评传

道士塔

    上世纪90年代初,学者余秋雨在他的文化散文《道士塔》中依然这样陈述着敦煌的王道士。他把王圆箓和那个腐朽的社会一起万般痛恨,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

    公允、合理地认知和评价一个人是需要时间积累的，对王圆箓这个敦煌的穷道士亦理应会如此。此秋,人们又去“朝圣敦煌”,发现售票亭一侧不远处的道士塔早被金属栏杆方方正正地围隔起来,土塔已非过去的破损且摇摇欲倒之状,塔身上下修葺一新，似若葫芦样的塔肚身上用青砖包裹起碑记，虽然有着风痕雨迹,但显然是人们对这道士塔遗物重新做了保护。我想,王道士的几个徒弟还是有眼力的,按常理道士圆寂后是不修塔的,做出功绩的僧人、方丈才为之建塔留做纪念或曰“功德碑”的。1931年王圆箓摇摇摆摆地走完了他在敦煌石窟下寺道士的生命历程，几个徒儿为他建立起土塔之举竟成为后来的游人去敦煌石窟的必经之地。再往远处说,王圆箓道士塔成为中国敦煌永远不朽的一个文化符号。

    王圆箓究竟该怎样评说呢？今人又如何从他的身世经历中感悟出些什么道理呢？其实这些年对王圆箓已经有了比较公正的评价。有着强烈视角效果的是2000年春,由兰州歌舞剧院在北京中国大剧院首次推出民族舞剧《大梦敦煌》的序曲,就是由剧中人王道士以青灯、帚把与一脸惊骇揭开帷幕的。而在敦煌,当地文化人已把他并列在像于右任、常书鸿这样的大家一起,称作“小人物的大发现”，系“为保护莫高窟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这已与现在令中外游人瞩目的道士塔呼应起来，成为当今新丝绸之路不可遗忘的人文景观。当然，这是当年的王圆箓根本想不到的。

    王圆箓究竟是怎样的一个道士呢?敦煌人自然最清楚他。王圆箓（约1850-1931年），祖籍湖北麻城县人,本出生在陕西,因生活穷迫,出外谋生,流落在酒泉,在巡防中当了兵。退役后又在当地出家做了道士。约莫40岁不惑之年云游至关外大漠中的敦煌,终在莫高窟找到了安身之地。他看到偌大的石窟无人管护,一片荒凉,索性自觉自愿地担当起了守护莫高窟的重任,算做自己从善持德的功绩。他个头矮小,却颇有心计,对宗教十分虔诚,住在窟内,一边清理积沙,一边四处化缘，手中有了些钱币就雇了一个姓杨的人专门为他抄写经书。1900年5月的一个清晨,他俩劳作时发现芨芨草根所插的墙缝开裂,里面很深,竟是一个小石窟,遍地堆积的是经卷、佛幡、铜像和文书,满满当当,不计其数。王圆箓不懂什么文物，只觉得十分紧要。谁知这就是被埋藏了950年之久神秘的洞窟,即后来极大地轰动了中外各国的藏经洞，亦即莫高窟第17窟!

    王道士的发现是从清理积沙而始，从而获得运气。他的发现实际上是对人类的一个巨大贡献。这是他对佛道最大的功德，从此再度修磨起他的心志与命运。35年后年轻的常书鸿先生从巴黎得悉敦煌莫高窟信息后赶回国内直奔敦煌,民国元老于右任也来到这座艺术宝库,此时王道士已经故去十多年；他们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即后来的敦煌研究院），又终究成为令国人非常敬重的莫高窟的“保护神”。就是他们共同努力下让中国敦煌乃至敦煌显学走向了全世界。

    自发现藏经洞后,王道士忙报敦煌县城的官绅人士,再报酒泉的官府达人，均未能引起大的关注，故他不得已又把藏经洞封闭起来。直到1907年英籍匈牙利犹太人斯坦因、法国远征考察队的伯希和闯入莫高窟区,用银钱几番诱使王道士动心出卖大批文物,从此敦煌招来大灾难，王圆箓后来也遭到当地人们的催逼,终成疯子而亡。

    藏经洞究竟有多么宝贵呢?中国后来的专家学者认为,藏经洞出土的文物宝藏浩如烟海,包括古老的宗教经典、失传的儒家经典、稀有的文学与语言文字材料、丰富的历史地理资料、众多的社会历史文书、罕见的古代科学技术材料、绝佳的文化教育资料、精美的古代绘画真迹和古代少数民族资料等。如此内容丰厚写本文物的发现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与其所负载的历史价值、文化意义与精神指向怎么不会震惊中外呢?也正因为这样,小人物王圆箓就被骂成“小丑”“卖国贼”，也算是对他的谴责。但今天来看,应该设身处地的认识他“变卖敦煌文物”的诸多原因：1524年明王朝下令闭锁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于关内,放弃了包括敦煌在内的嘉峪关以外的土地,从此敦煌荒芜了近200年,而清代虽开关收复并开发了新疆,但清末的万般腐朽又导致敦煌及莫高窟长时期的荒败不堪濒临毁灭;上下地方官员腐朽卑琐愚昧无知造成敦煌文物根本上的大量被盗;王道师无奈之下变卖经文宝物并非为他盖豪宅而是为了修缮窟区及下寺和维持他们平素的生计，当时他是住持，这是他不得已的“就地取材”；而被贩卖出国的敦煌文物恰恰又完好无损地保存在该国国家级的博物馆中，从这个角度讲,敦煌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由无与伦比的藏经洞而引发的敦煌显学既在中国也在全世界。所有这些与王圆箓的“罪过”“功献”互为映衬,构成历史真实,致令今天的人们依然回味不尽。

    王道士其人其事,是大敦煌中的一个小细节。他的重大发现,正是敦煌历史给予他神秘而不可测的机缘。因此,他的名字又与中国那些大专家们并列在一起,构成了敦煌灿烂文化的万般气象。在复兴古老的丝绸之路、传承和创新华夏文明的今天,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讲,我们的确应该摒弃那种非此即彼、非好即坏的“二元论”，客观、公允地分析事物并认识之、升华之,这就是一种现代智慧并体现着我们今人的胸襟、目光与价值取向。